虽然最早知道袁宏道是在林语堂和鲁迅的文章中，这次重读其实主要看看他的游记。毕竟也走过些地方，不敢说胸中有丘壑，至少眼中也见过山水。所选游记，去过的有虎丘、惠山、兰亭、五泄、齐云山等，还有更早时去过的西湖、断桥、孤山、飞来峰、灵隐、龙井、烟霞洞、骊山、华山等。仍然只是书中所写一小部分。不仅读的书少，走的路也少。

按林语堂的说法，袁中郎是所谓“性灵派”的代表人物。所谓“性灵文学”，我个人理解，就是只求自己高兴。袁中郎给出了快乐秘诀，“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奕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士，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p. 82)”这种说法，本质上与罗素在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中所倡导的相同，就是要有所谓impersonal interests。

袁中郎所谓“情有所寄”，马上就有是否可寄的问题。有寄而不能寄，还是不乐。庄子的对策是要无所“寄”，如《逍遥游》。只是对于凡夫俗子，这样不乐倒是没有了，但乐也没了。仿佛医好了病，却要了命。老子更聪明些，正反转化，彼此消解。这个理路袁中郎也认同，“人有真苦，虽至乐不能使之不苦；人有真乐，虽至苦亦不能使之不乐。故人有苦必有乐，有极苦必有极乐。知苦之必有乐，故不求乐；知乐之生于苦，故不畏苦。(p. 81)”这类说辞初看很高明，但仔细分析，或许只是逻辑混乱和否极泰来之类的同义反复。不管怎样，“不求乐”或许真是快乐的前提。这也是老子所谓的“反者道之动”。快乐的生活，其实在治学、谋官等现实活动中。

关于治学，袁中郎有个富有洞察力的发现。“大多世间自有一种平易质实，与道近者，而自视庸庸，以道为高而不敢学。清士名流，自以为非吾不能学道也，而矫厉太甚，终成自欺，与道背驰而不可学。近者不学，学者不近，所以两难。(p. 149)”我自己也有类似的观察。有些人觉得自己天分过人，于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不仅一事无成，还要愤愤不平。还有些人觉得自己天资有限或机缘不佳，努力也是徒劳，结果反而错过些机会。袁中郎的忠告是，“大抵世上无难为的事，只胡乱做将去，自有水到渠成的日子。(p. 82)”我理解，就是想做则做，不用过虑成败，更不用怀疑自己的资质。就算旁人看来不自量力或者徒劳无功，自己也可乐此不疲。治学也有机会用世。“‘明于知君子，暗于知小人。’此古今高士通病，然自是不学之过。学则眼开，眼开则不受瞒，可以应世，可以济世，可以出世。(p. 144)”所谓书呆子，并不少因为读书多，而是书没有读通。顺便一提，袁中郎对教书也有独到说法。“饥急于名，饱急于乐，口腹急于身体，欲不教学何可得？且教学则永无大官之望，亦无长在仕途之望，不唯官闲，而心亦闲，可以一意读书也。(p. 110)”

古代读书人谋官其实也是谋生。袁中郎当过官，也辞过官，因此有切身体会。他对陶渊明的评论，“非不欲官者，非不丑贫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p. 77)”，我看也是夫子自道。当官有好处，但也有利麻烦。不论当事者嘴上如何说，当还是不当其实都经过利弊权衡，不足与外人道也。偏好不同，选择有异，大家都理解，矫情就没有意思了。“古人进退，多是水到渠成，…….居朝市而念山林，与居山林而念朝市者，两等心肠，一般牵缠，一般俗气也(p. 146)”特别是，好名利人，“真实稳妥，无遮挡，无委曲，与名利场中作大自在人也。(p. 143)”，也不失求乐之道，或者说名利也可以为快乐之所寄。是否能寄当然另当别论。至少在袁中郎看来，退隐还是根本之法。“世情当出不当入，尘缘当解不当结，人我胜负心当退不当进。(p. 126)”除物质利益外，进退还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人情大抵皆然。(p. 114)”

如果有时间，应该读读袁中郎的全集。例如上海古籍版《袁宏道集笺校》。可惜似乎不太可能，连欲读书都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