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最震撼人心的经济事件应该就是周五股市暴跌：沪市跌5.16%，深市跌7%。如果不是亚运会开幕和G20峰会，这应该是这两天的新闻中心了。但是，最近最重要的国内事务应该是通货膨胀和农民“被上楼”或“圈地运动”了。在本篇评论中，我想先抓住后一个话题议论一下。

上个周日，我刚让一个研究生做了一个关于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的报告，因为他在假期中有幸参与了其家乡的一些相关工作。虽然他们那儿尚未全面铺开，但是听了他讲的其中的一些规划设想，还是令我觉得很震撼，没想到。他所说，正如媒体报道的，可以称为“被上楼”，不过他们那儿的计划中似乎没有强迫的意思，而是激励政策，设想每户搬迁者给补贴5000或一万。因为是试点，可能是省财政要出一部分。对于各种“被上楼”和“被城市化”的具体做法，这里不想铺开去解剖，下面仅就其“被”字包含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与加速城市化进程在同时进行，这其中可能由多种不确定性造成各种矛盾。首先，新农村建设是需要规划的，但是，城市化使得农村人口处于快速变化之中。我国前期过慢的城市化实际上已经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造成了城乡收入水平不断拉大的差距。我2000年前在给某个地方的规划咨询报告中就提出过加速城市化的建议。我们最近分析，如果按照以前的趋势，这个差距会不断扩大，不是对农民的补贴让利政策可以解决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称，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35%左右。假如未来20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6%左右，到2030年达到13000万美元左右，预计城市化率有望达到65%的水平。因为人口不确定，规划就得考虑如何来平衡。其次，城市化的方向是个大问题，是去地级以上大城市还是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主。很显然，这一点，中央还没有确定性的指导意见。基本上还处于试点摸索阶段。但是，在我国这种高速发展的情景之下，已经出现了城乡失衡的许多问题，包括各种大城市病、农民工问题、小产权房问题以及现在的“被上楼”和“圈地运动”问题。所以，中央应该尽快出台具有长远系统设想的城市化指导文件，这个文件应该至少管10-20年，期间不做大的调整。

说到中央制定指导性文件，那么必须与“被上楼”这种强制性政策区别。我的基本观点是：城市化是一种自然过程，最好通过自然变化途径来实现。我国以前的事实是国家政策阻碍减缓了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城市化欠债”，但是，这个欠债不能通过“被上楼”这样的政策来补课，而是应该通过修栈道、开渠道的疏导方式来进行。要站在农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城市化本身实际是城里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最近我国所实施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应该说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基础工作。

通过自然途径实现城市化的政策也就是根据需要来城市化的政策。这里的需要首先是农民进城的意愿需要，其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需要。这两个需要确定了城市化的速度需要，而实现这个速度则要通过“容许政策”来实现。所谓“容许”就是把进城后的农民真正与原城市人同等对待，同一个社会保障政策。如果是通过城中村改造或征用土地进行的，则必须毫不含糊地给予充分的补偿，保证使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达到接近现有城市人的生活状态。不能进城后迅速就贫困化。

只要渠道畅通了，想进城的进城，想留村的留村。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我们是可以估算出一个非农业劳动力需求数量的，由此确定城市化的进程并不难。当然，要容许有一个浮动范围。这个从发展全局来看的城市化需求，对农民来说是城市化指标的供给，而均衡水平的城市化还要看农民对城市化的需求。如果需求不足，就需要吸引政策，而不是“被上楼”和“圈地运动”政策。

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基础制度问题是农村的土地制度。目前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也是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因素。我的一个看法是，长远来看，土地的国有化是必然结局，是经济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目前的农村土地所有制可能还要持续30年以上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持续期间，我们如何保证使其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呢？我建议，首先要保障我国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土地不被建设用地所侵蚀。这就是18亿亩的红线问题。为此，必须做好国土利用状况的全面普查，只有对土地心中有数，建设规划才能是长远可行的。其次，必须保障全国性的资源造福于全国人民，不能由特殊群体单独享用或特殊优惠，这样才能提高农民对进城的有效需求。比如，高考招生计划分配，必须保证全国性的国立院校对各地人民同样公平。我从来不相信所谓的素质差异问题。一个正常的高中毕业生就有能力完成大学学业，而其中的拔尖创新性人才在各地的比例基本是相同的，这是人类进化的规律所决定的。虽然高考分数可能不同，但是，只要是各地的拔尖学生，他们进了清华北大后的学习效果就不会有本质差别。只是由于各地基础教育水平的差异，有些特别落后地区的生源可能需要补课，但绝不是补智力。刚开始恢复高考时，有一批只有初中毕业学历的不也照样完成了大学学业吗？他们中大批人不正在我国当前的各行各业中担当重任吗？再次，从长期来看，国家对农民的土地可以实行赎买制度，就是，农民离开农村，放弃其对集体土地收益的享有权利时，国家或村集体给予一笔补偿款。农村土地国有后的管理人可以确定为县级政府。以县为单位进行国土的全面规划。而国土规划的审批权可以放在省级政府。若干年后，一个村庄里的人做农业的也许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这时，土地可能就全面国有化了，而农业的经营也公司化了。公司对土地只有使用权。

农村发展的一个未来问题就是其功能转换问题。农村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农村不再是一个农民的社区，而是与城市社区同等性质的一个居民社区，这时她不叫农村，而叫乡村。在村里居住的不仅是原来的农民，也有工作在城里的人。既然是同样的居民区，地方政府对她的建设就负有不可推卸的投入建设责任。由此，做好村庄的布局建设规划就会摆上各级政府的办事日程。这个问题的发展实际上也是目前小产权房解决道路的问题。所以，小产权房的彻底解决依赖于新农村土地制度的出台。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将来可能需要对一部分愿意留在只剩下几户人家的村庄里的农民给予特殊容许政策。

最后，对城市化的两个相关问题发表点意见。

一个是所谓的失业问题。许多人一直把中国人口多作为我国面临的失业问题严重的原因，而且由此担心城市化会加重失业。失业严重程度与人口数量关系实际上是个伪问题。经济的生产与就业的容许量实际上是由人口的需求决定的。人口多，需求也大，劳动力需求也就多。从平衡的角度看，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养活自己，由于还有一小部分需要被抚养，所以，每个人应该生产出大于自己的需求量的产品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供需平衡。当社会中出现大量失业人口时，说明经济的资源分配失衡，过剩的产业和不足的产业肯定同时存在。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劳动时间应该逐渐减少。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不愿意减少在岗人员的劳动时间是经常存在大批失业者的根源之一，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后备军的存在问题。这同时也压低了工资水平。我国控制失业的合理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法律规定劳动者的合理工作时间，通过产业调整来满足社会的薄弱需求和未来需求。在经济危机期间，制定特别劳动工时法，全面保障低收入者日常生活消费，增加或提前实施一些公共工程建设（包括维护和修缮）。千万不能像美国那样把钱直接交给大资本去经营，那必然导致进一步的两极分化和进一步的危机延长。美国最近的宽松量化货币政策本质上是向大资本投降。

第二个问题是城市拥堵问题。城市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是城市的规划问题，而不是城市的人口问题。如果一个城市把工作区集中在一个地方，行政区集中在一个地方，商业区集中在一个地方，居住在一个地方，那不拥堵才怪呢！所以，城市的拥堵不是交通问题，也不是人口问题，而是布局规划问题。在一个大城市，应该是多中心，包括：办公中心、商业中心、工业中心、金融中心、居住中心都应该多点均衡分布。在布局规划中必须对交通流量进行深入详细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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