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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命中的女性:程夫人

已有 5230 次阅读 2020-5-2 22:40 |系统分类:诗词雅集| 苏轼;宋代女性

前言:计划写个新的比较短的系列——《苏轼生命中的女性》。主要参考资料:林语堂《苏东坡传》(张振玉译)。


程夫人

 

 

苏轼有一位名列唐宋八大家的父亲苏洵,也有一位名留史传的母亲程夫人。

《宋史·苏轼传》开篇即云: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范滂何许人也?东汉末年死于狱中的“党人”[①]

范滂以“举孝廉”入仕,眼见得政局浊乱,“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致力于罢黜污浊之辈、选贤与能,为此不畏艰险,不顾自身利害,[②]所以他被很多人痛恨,也被很多人敬仰。

汉灵帝继位后的第二年,传诏各地,大肆捕杀“党人”,督邮(传令的官员)吴导拿着诏书到了县里,却把自己关在驿舍城,伏床痛哭——他或许是不愿去做违心之事,又无力抗拒强权的驱使,进退两难之际,只有痛哭。

范滂听说之后,说:“这必定是为我而来。”于是自己去投案了。县令郭揖大惊,解下自己的官袍印绶,要带着范滂一起逃亡,对他说:“天下这么大,哪里不能去,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范滂答道:“我一死便能平息灾祸,又怎么敢连累你,还要让我的老母亲跟着流离失所?” [③]

范滂的母亲,赶来与他诀别。范滂对母亲说:“弟弟仲博孝顺,足以供养母亲。我跟随先父入黄泉,死得其所。只希望母亲大人割舍这难以割舍的慈爱之情,不要太过伤心。”

忠孝不能两全,自古有之。

范滂的母亲回答说:“你今天能够与李膺、杜密[④]齐名,死亦何恨!已经有了好名声,再求长寿,能够兼得吗?”

时年三十三岁的范滂,这一去再没有回来,死于狱中。

这是他与母亲的最后一面。

在那诀别时刻,范滂的母亲对他说的那番话,很容易让人想到一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有这样的母亲,才有这样的范滂。

 

程夫人读《范滂传》的时候,感慨叹息,戚戚然如见知己。

十岁的苏轼,对史书中那位慷慨赴正道、舍身取大义的英雄,心向神往,他问母亲:“我若是要做范滂这样的人,母亲你允许吗?”

孩童对英雄的向往,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程夫人答道:“你若能做范滂这样的人,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母亲这样的人?”

程夫人的回答,同样有一股慨然英雄气。

 

苏轼兄弟后来请司马光为去世多年的程夫人写了一篇墓志铭,追述程夫人生平事迹,其中自然也记叙了兄弟两人幼时谛听母亲教诲的情形:

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常戒曰:“汝读书,勿效曹耦,止欲以书生自名而已。”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厉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亦无戚焉。”

程夫人教育年幼的苏轼兄弟,读书不要像那些只想着读书的所谓书生那样,而是要学习前人的美德与气节,如果真的是为正道而死,她不会因此而伤心,反而会为此骄傲。

正可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苏轼兄弟中进士后,又一同考上了贤良方正科[⑤]

苏辙的对策尤其坦率刚直、切中时弊,令人震惊(“切直惊人”),司马光说,这就是因为程夫人平日教导的缘故——“由夫人素勖之也”。

 

程夫人希望苏轼兄弟所具有的气节,不仅仅关乎正道与大义,也关乎个人修养的私德。

苏轼后来写过一篇短文,名为《记先夫人不发宿藏》:

先夫人僦居于纱毂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地。视之,深数尺,有一瓮,覆以乌木板。夫人命以土塞之……其后吾官于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积雪,睛,地坟起数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发也。”吾愧而止。

程夫人在租住的地方,偶然发现了一个深埋在地里的瓮——不少人家,出于种种原因,会将家中财宝藏入隐秘处,然后又因为种种原因,主人不能再将它们取出,就此湮没在埋藏之处。程夫人对这可能存在的财宝,毫不动心,连盖子都不揭开,叫人又将瓮埋了回去。苏轼后来做官的时候,发现住所一株古柳下的尺许地方很奇怪,下雪时不会积雪,天晴时隆起数寸,怀疑是古人埋藏丹药的地方,想要发掘,不过被妻子王弗劝阻了,王弗说:“如果婆母在这里,一定不会去发掘。”苏轼于是很惭愧地放弃了。

面对他人所藏的财物,即使主人已经不知去向,程夫人的选择仍然很坚定:非吾所有,一毫莫取。

这样的品德,往大里说,其实也就是孔子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样看来,程夫人似乎是一位非常严格的女性,有一种雪中青松的皎洁与刚正。

不过与此同时,程夫人其实又非常体贴人心。

程家富而苏家贫,程夫人嫁入苏家后,安于清贫,有人劝她:你家有钱,父母又疼爱你,你可以回家向父母请求帮助,何必这样忍受粗茶淡饭?程夫人答道:我知道父母爱我,一定会答应我的请求,只是这样一来,岂不是让人耻笑我的丈夫不能养活妻儿?

程夫人的丈夫苏洵,也就是“老苏”,在青年时代,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读书人,《三字经》中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诗书。”这并不是说苏洵真的到了二十七岁才开蒙读书,而是说他到了二十七岁才真正渡过漫长的叛逆期,回归到“学而优则仕”的常规轨道中来。林语堂《苏东坡传》(张振玉译)中认为,苏洵在童年并非没有读书作文学习的机会,而似乎是,苏洵个性强烈,不服管教,必又痛恨那个时代的正式教育方式,所以才不肯学习,很多才气纵横的孩子确是如此,不过苏洵在年轻之时,必然给程家足够好的印象,不然程家不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他。

苏辙在《坟院记》中回忆自己的母亲时写道:程夫人“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

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史的程夫人,对丈夫的才识,想来也有足够的认同。

她维护丈夫的自尊,同时又忧虑于丈夫的叛逆,担心他浪掷了自己的才华,泯然于众人。

司马光为程夫人所作的墓志铭中记载:

府君年二十七犹不学,一日慨然谓夫人曰:“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

当苏洵对程夫人说出“今犹可学“这句话时,程夫人一定是非常高兴,也许还有如释重负的放松,回答道:”我早就想对你说这些话了,但怎么能够让你因为我的劝告而学习呢!“

程夫人希望苏洵是真正的自我觉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有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被外在的因素驱使着去学,这样是很容易厌学的。

程夫人是不是很了解苏洵的强烈个性,所以才像苏洵的父亲苏序一样,不对他作要求与规劝,而是耐心等待他自己的觉悟?

对于这一段经历,苏洵在《祭亡妻文》中回忆道:“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感叹折节,以至今日。“

妻子内心的焦虑与耐心的等待,苏洵其实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苏洵终于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不过又担心,母亲已逝,父亲已老,自己必须承担起养家的重任,专心读书的话,家中生计无人打理。

程夫人说:“你若真的想读书,家中生计交给我就可以了。“

于是程夫人将自己的首饰珍宝贵重衣服都变卖了,用来治产兴业。

眉山城内有一条专门进行蚕茧贸易的街叫纱縠行,对,就是苏轼在《记先夫人不发宿藏》一文中所说的那个纱縠行,程夫人举家迁到这里,经营丝织作坊与商铺,又在城外田庄上雇人栽桑养蚕,产销一体,专门经营普通官吏和中上等人家喜欢的锦缎、绫、罗、绢、绸和细布等产品。

央视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五季里,有一集《眉山纱縠行老街 —— 一脉书香润古街》,便讲述了苏家在纱縠行的这一段经历。

苏家的丝绸产业很兴旺,不过几年时间,苏家就富裕起来[⑥]——这恐怕与程夫人的品德个性,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程夫人的品德使她必然诚信经营,而程夫人善于体贴人心,又能够让她更准确地了解顾客的需求。

 

程夫人的体贴人心,很大程度上,应该来自于她性格中温柔慈爱的一面。

苏轼曾作《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记下了程夫人的慈爱之心:

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也。又有桐花凤四五百,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此无他,不忮之诚,信于异类也。有野老言:“鸟巢去人太远,则其子有蛇、鼠、狐狸、鸱鸢之忧,人既不杀,则自近人者欲免此患。”

武阳县君,是苏轼出仕后为程夫人请的封号。(所以司马光为程夫人写的墓志铭,全名是《武阳县君墓志铭》)

苏轼说,他少年时的书房之前庭院中,有翠竹青柏和鲜花丛生,很多鸟儿都在树上筑巢。程夫人厌恶杀生,家中的儿童和仆人都被告诫,不许捕捉鸟雀。几年间,鸟雀越来越多,筑巢的位置越来越低,经过的人低下头可以看到巢里的幼鸟。又有四五百只桐花凤——学名蓝喉太阳鸟,以暮春时栖集于桐花而得名——常常在庭院的树丛间飞翔盘旋,这种鸟的羽毛绚丽珍贵,容易被人捕杀,因此常常畏避人群、难得一见,但在苏家的庭院里,却毫不畏人、驯服可爱。邻居们每每以此为异。乡里老人解释说:“鸟巢离人太远的话,幼鸟容易遭到蛇、鼠、狐狸、鸱鸢这些天敌的侵扰,现在既然不会被人捕杀,鸟儿自然原意亲近人,以此来免遭天敌之害。”

这里我们要注意,程夫人“恶杀生”,并不等于说要让家中所有人一律茹素、禁止宰杀家禽家畜[⑦],而是 “君子远庖厨”的选择——可以为了生活的必要而宰杀家禽家畜,但是不能为了取乐等并非必要的用途而随意捕杀鸟雀;知道死亡的存在,但是不要让自己见惯死亡而失去对生命的敬畏与仁爱;给死亡蒙上一层面纱,对它敬而远之,不是虚伪,而是温柔。

苏轼终其一生,无论人生是春风得意还是颠沛流离,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世间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

在爱意中成长起来的孩童,往往更乐意报世间以爱。

 

墓志铭里,记载的最后一件程夫人的事迹,是她散尽家财赈济亲族与乡里:

始夫人视其家财既有余,乃叹曰:“是岂所谓福哉!不已,且愚吾子孙。”因求族姻之穷者,悉为嫁娶振业之。乡人有急者,时亦周焉。比其没,家无一年之储。

程夫人认为,留给子孙太多俗世的财富,反倒会使得子孙得过且过、不求上进,这不是福,而是祸。于是首先赈济族人,再及姻亲,帮他们成家立业。乡人有急难者,也时常接济他们。到程夫人去世时,家里只余下不够支撑一年开支的财物储备了。

说起来,程夫人的教育理念,倒是和曾国藩比较相近。

曾国藩治家重在勤俭与读书[⑧]。侄儿纪瑞(曾国荃之子)十六岁考中秀才,而且是本县案首,曾国藩很高兴,在家书中说:“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又叮嘱侄儿“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

程夫人同样希望自己的子孙不要被物质的享受困住了勤奋上进之心。

 

程夫人去世的时候,丈夫和儿子都在京城,临去之前她还没有接到两个儿子都中了进士的好消息,不知道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二十岁的苏轼的推崇[],更不知道,宋仁宗读了苏轼兄弟的考卷后,回到宫里,很兴奋地对宫人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⑩]

宋仁宗的期望,并没有实现。

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以至于渐渐演变为新旧党争,连主持变法的王安石自己都被新党干将们所逼,不得不退居金陵。

党争之中,苏轼后半生的政治生涯,几乎多数时候,都是在贬谪、流放之中渡过的。

新党当政,属于保守派的苏轼,自然要被放逐。因为他的文名太盛,诗文落笔就传遍天下[11],他对新政弊端的批判比其他人的批判显然更有影响力,论者往往以为这是乌台诗案的真正原因[12]。诗案最后的结果是: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由地方官监视居住。

旧党当政,汲汲于民生的苏轼,又反对一刀切地废除新法,认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取舍,于是既有政绩又有声望的苏轼,仍然被外放去做地方官去了。

等到新党再度当政,苏轼又一次被流放,这一次的流放地是惠州,比位于荆楚腹地的黄州还要偏远荒凉得多(这个时候岭南大部分地区尚是时人眼中的蛮荒之地),新党却意犹未足,再将苏轼流放到儋州(今海南岛)。

生活艰苦,仕途无望,国事多忧,苏轼已经做好终老于此地的打算。

不过,宋徽宗继位之初,有一个短暂的时期,是神宗皇后向太后执政,旧党得到赦免,苏轼也被赦免,得以自由选择居处。

经过真州(今江苏仪征)时,苏轼游览金山寺,寺中供奉有他的画像,苏轼感慨之余,留下《自题金山画像》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他一边说自己已经心灰意冷,一边又说,自己的平生功业,就在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被贬之地——为坚持心中正道而被贬谪流放,是人生的荣耀而非屈辱。

至此,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愿做范滂的十岁孩童。

程夫人若是在世,读到这首诗,大约会深表赞同地对苏轼说:“但求问心无愧,何必人间富贵?”

 

 

 



[①] 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时期,政治黑暗混乱,君王无道,宦官专权,卖官鬻爵,为所欲为,秉持儒家正道的官员与士人,奋起抗争,却屡遭打击与迫害,遂有“党锢“之祸——官宦将这些政治立场相近的官员与士人,打为”朋党“,死于狱中的官员有一百多人,其中包括曾任司空(“三公”之一)的虞放、太仆(“九卿”之一)杜密、世人敬仰的“天下模楷”李膺,又有被贬谪、被撤职、被株连不得入仕的,共六、七百人,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被捕入狱中打死,进而下诏,党人门生、旧部下、父子兄弟,在位的撤职,禁止做官,牵涉五代,持续数年才不再株连五族。直至黄巾起义爆发,才最后解除党锢。史称党锢事件令“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②] 范滂曾经慷慨陈词:“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在太尉(“三公”之一)府中为属官时不能力挽狂澜,于是退居地方,被汝南太守、名臣宗资任命为功曹(太守的主要副官),掌理一州政事。范滂的外甥李颂也出身名门,但是品性恶劣、被乡里嫌弃。官宦首脑之一的中常侍唐衡或许是有意拉拢范滂,请宗资录用李颂为官,召命却被不齿李颂为人的范滂搁置了。宗资迁怒于办事的书吏朱零,下令鞭笞朱零,朱零一边挨打一边仰头回答:“范滂清裁,犹以利刃齿腐朽。今日宁受笞死,而滂不可违。”世道浊恶,范滂志在澄清天下,努力挥刀割去这腐恶,这是黑暗之中的希望与光明,所以朱零说,他宁可被打死,也要跟着范滂走,不肯违背他的意愿。

[③] 搜捕“党人”的诏令传达四方,使者不绝于路,名单上的“党人”,有的闻风而逃,比如说张俭,所过之处,“望门投止”——在路上望见人家,上门投宿时,这些人家都因为敬仰张俭这样的“党人”而愿意收留他休息。这是冒着家破人亡的巨大风险的,痛恨“党人”的宦官集团,对这些人家痛下杀手,史称张俭所过之处,“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张俭逃到东莱郡后,藏在一个叫做李笃的朋友家中,李笃说服了前来捕拿张俭的外黄县令毛钦,将张俭送到塞外,幸免于难。党锢解禁后,张俭回到塞内,屡召不出,再未出仕。汉献帝初年,当地百姓遭饥荒,而张俭家资产略丰,于是拿出所有的财产,与乡人共同享用,因此而救了数百人。谭嗣同狱中诗有“望门投止思张俭”一句,或解释为:希望出逃的康有为、梁启超能像当年的张俭一样,在逃亡路上能够得到同样的帮助。

名盛一时的清流领袖李膺,当时居住在家乡,乡人听到消息后,劝李膺逃亡。李膺回答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便主动投入狱中,被拷打而死。他的妻子儿女被流放边境,他的门生、故吏和他们的父兄,都被禁锢不准做官。

[④] 名臣杜密,曾任太仆(九卿之一)等职,因名气与品行和李膺相近,时人称为“李杜”。诏捕“党人”大兴牢狱时,杜密自杀于家中。

[⑤] 汉代一种举荐官吏后备人员的制度,全称“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往往是在国家有事之际,由皇帝诏令公卿诸侯王、郡守等高级官吏举荐,送至朝廷,皇帝亲自过问,分别高下,授以官职。有时一策即毕;有时还有二策、三策,如董仲舒即连对三策,而授以江都相。唐宋沿用,设贤良方正科。宋代由各路长官荐举或自行在籍投状应试,一度改随礼部贡举,不准自荐。

[⑥] 程夫人的经营才能与经济头脑,对少年时代的苏轼应该也有熏陶作用。苏轼被贬黄州期间,生活困难,他便将每月的微薄俸钱分为三十份,挂在横梁上,每天早上用叉子取下一份后便将叉子藏起来,以此来控制日常开支不超过收入,每天没有用完的钱,单独贮藏起来,积累到月底,用来应急或者是犒赏家人与自己、招待宾客。

[⑦] 苏轼很爱吃也很会吃,还很会自己做吃的,在黄州时专门写了一首《猪肉颂》来记录如何做好一钵猪肉,东坡肉据说就是这么来的。他留下来的关于美食的作品很多,今人常常亲切地称苏轼是“吃货”。一个人的饮食习惯的养成,是脱离不了家庭环境的。苏轼二十岁才第一次离开家乡,去京城赴考,显然,他的饮食习惯,早已养成,因此,苏轼萦素不忌的食单,差不多可以反映程夫人管理下的苏家的菜单。

[⑧] 《曾国藩家书》: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早者起早,扫者扫屋,考者祭祖,宝者对亲族乡里贺喜吊丧、问病济急,书者读书,蔬者种菜,鱼者养鱼,猪者养猪。)

[⑨] 宋代进士考试已经实行糊名与誊录制度,以免阅卷官从笔迹认出考生身份。主考官欧阳修对苏轼的答卷非常赞赏,本来打算取为头名,误认为这张试卷是自己朋友曾巩的,放到了第二名。读了苏轼来信时说,“不知为何,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宋史·苏轼传》: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苏轼很快便名扬京城,与欧阳修的大力推崇,是有很大关系的。

[⑩] 苏辙在旧党执政期间因为其出色的行政才能,屡迁要职,一度官至门下侍郎,也就是副宰相。但新党当政时,苏辙和兄长苏轼一样被流放,他们的流放地则被远远隔开。

[11]神宗对苏轼的政治主张不以为然,但一点不妨碍他酷爱苏轼的诗文:“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宋史·苏轼传》)

[12] 新党从苏轼的诗文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指责他讽刺政府、对皇帝不敬,将他捕入御史台,受牵连者数十人。御史台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这一桩因诗而生的案件,便被称为“乌台诗案“。新党欲置苏轼于死地(也有一部分新党中的有识之士坚决反对),旧党极力营救,王安石则在金陵上书称:“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曹太后(宋仁宗皇后)在病逝前对宋神宗说起仁宗当年对苏轼兄弟的期望,实际上是留下遗言为苏轼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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