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一书中，包含一篇《不讲理文章与语言暴力》。这篇文章说，古文经典如《孟子》篇章（关于“辟杨墨”（即排斥杨朱和墨翟的学说）的论述里所说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韩愈论文的代表作品“五原”（《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毁》）都是“不讲理的文字。”，甚至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也是一篇不靠说理，而靠强势语言压倒对方的文章。”总体上讲，古人的文章不如欧洲人那么讲逻辑。

他指出：“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就是从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商品开始，引出对价值、劳动、所有制、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问题的分析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这部著作中（特别是是第一卷）对于每个命题都有详密的论证，一环扣一环，不缺少任何环节，充分表现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的缜密。这不仅体现了欧洲文化传统，而且也因为作为学者马克思要靠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去征服读者。而在国人看来，马克思要论述的命题是迂阔的（当然谁也没有公开这样说，只是有人这样想）是不必论证的（有人说《资本论》要让他写，有一万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