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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真的颠覆了学术出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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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学术出版驱动信息技术的发展？还是信息技术改变了学术出版？
如果你认同前者，说明你基本上同意“学术文化胜于技术”的观点，也即学术领域内的激励机制（反映更深层次的信仰体系）最终会削弱技术的入侵，并决定其表现形态；先前的法律与文化准则能在很大程度上经受技术变革的冲击；尽管学术出版披上了技术的外衣，但实际上内在的东西并没有改变。
如果你认同后一种观点，你可能认为：技术所带来的影响超越技术本身，将会引起社会性的变革；如果技术足够强大，原有法律和社会准则将会受到严重冲击，甚至一些内在价值也会改变。
开放存取的拥护者和那些自封为革命者的人经常会把“技术战胜文化”挂在嘴边。记得，在电子生物医学发展初期，我曾问过哈罗德·瓦姆斯（Harold Varmus）为什么要抨击订阅出版商。他的回答是“我们想看看互联网能为出版做什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推动出版发展”的回答。而事实上，可能比较有趣的问题是“出版到底能为互联网带来什么。”尽管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 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发明了PageRank算法，随后创办了Google，但我们应该意识到，IT技术仅仅是实现了出版，而如何做好出版才是更为重要的。
有位杰出的技术专家曾经告诉我，他所发现最好的技术处理方式与学术出版中的同行评议非常相似，首先准备好将要发布的软件，然后寻找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修改，经过不断运行和修改；之后找人用各种方式输入指令，再次运行和修改；最后由专家进行测试，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经过这一轮轮的修改，最终才将软件产品发布出去。从这个角度上讲，好的软件开发过程与出版流程极其相似。
不久前，Academia.edu.的创始人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在科技博客（TechCrunch）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科学的未来”。我觉得，科技博客应该为登出这样的文章感到羞愧；普赖斯完全表现出对同行评议作用的无知（例如，普赖斯在文中表示，同行评议为提升科研成果的可发现性提供帮助）。
普赖斯似乎比他所揭示的“科学的未来”落后了15年：互联网能带来及时的扩散！（呵呵，感谢您卓越的洞察力。）网络带来丰富的媒体呈现效果！（拜托，这完全是开发成熟的技术，像视频、动画、互动教学、博客、视频摘要，以及其他多媒体创新，早在十年前就进入了我们生活。）互联网可以使人们参与评论！（没错，您好像挺激动的，需要要些热茶么？）
普赖斯对信息技术价值的态度有多么狂傲呢？他宣称“癌症将在两三年内得到治愈”，而且只是依靠他列举的那些过时的技术。他还称“未来五到十年内，科学交流将与过去四百年来延续的方式截然不同”，他似乎忘了科技出版商与科学家早在十五年前就使用图像浏览器上网了，而通过非图像浏览器访问互联网更是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凭什么说未来的五到十年，学术出版就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呢。
有太多的证据表明，技术对学术文化的目标实现仅仅起到一种次要作用：
虽然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HTML界面愈发丰富，但PDF依然是学术出版领域的主流格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围绕PDF格式的创新始终火热。绝大多数的出版商都知道他们的HTML视图只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路标和中转站，研究者通过浏览HTML视图来判断文章是否是自己所需，如果是的话，就会马上转向文章的PDF版。以文章为基础架构的学术传播体系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对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来说都是如此。
新兴的评价体系，也就是所谓的超测指标（alt-metrics），进展非常缓慢，而一直被人诟病的影响因子指标则强化了自身在激励体系中的作用，与研究者的酬劳、晋升和期刊的权威性紧紧联系在一起。“要么发表东西，要么就销声匿迹”的学术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效率在这个过程依然扮演着重要作用。无论对于创作还是消费来说，超测指标都是一种非常低效的方式。
学术文化明显阻碍了用户评论与博客的发展。在技术鼓吹者眼中，评论与博客似乎彻底释放了年轻的网络达人之间的互动交流。然而，评论的发展远不及预期。而由于缺少学术激励却同时承担过多风险，学术博客的发展最多只能说是参差不齐——的确有一些意见领袖通过博客发挥作用，但这都与技术无关。
最近，即将离任的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主席在一次访谈中，强调了科学交流的复杂性与微妙性，这种复杂性足以支配技术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比很多开放存取倡导者们所理解的还要复杂。仅仅说因为纳税人资助我们的研究，所以就应当开放科研成果——这个观点显然太过天真，就无法确保理想实现。”
在看了这则采访之后，我与另一出版界同事讨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潜在的作者违法行为。这种数据操纵与造假的问题实际上和技术并没有关系，学术圈会对“违法者”进行惩戒。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造假行为，但这一切本质上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出版的复杂性也体现在很多其他方面：包括将科学家培养成合格编辑的出版社员工，负责对读者需求和问题进行反馈的客户服务人员，还有帮助制定组织战略的管理部门。
如果你认为技术驱动学术出版发展的话，那么学术出版看上去就是一个未经分化的领域——医学出版与数学出版无甚区别——它们同样受到当前信息技术趋势的影响。最终，我们所得到的都是被过分解释，且不符合规律的假设。
本末倒置会带来潜在危险。因为像生物医学中心（BioMed Central）这样的出版商似乎坚持认为，技术是推动出版变革的核心，而不是将出版视作技术变革的关键。这些出版商帮助一些机构或公司实现更快、更廉价的出版活动，这类公司包括世界第二大烟草公司，还有像赛诺菲巴斯德（Sanofi Pasteur）这样额制药公司：
你是否能在不缴纳任何文章处理费用的情况下，就在生物医学中心旗下的期刊、化学中心（Chemistry Central）以及SpringerOpen上发表文章？文章处理费不过变相转变为赛诺菲巴斯德的会员费罢了。
技术专家还认为任何人都能成为出版商。你只需掌握一些基本的技巧，能够进入博客平台，同时拥有一些决心就可以。对于实现某种方式的表达来说，的确如此。但对于像学术出版社或学术期刊这样的复杂机构而言，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它还需要有相关的人才与必要的经验。这就好比某天晚上，我准确地参照食谱和配料做出一顿美味的晚餐，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厨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能够开办一家餐馆。如果你对“厨师”的理解就像我说的这样，那么你认为一个烤箱、平底锅和配料就能开出一家餐馆也就不足为奇了。
过长的出版周期往往是技术专家们责难的对象，他们认为既然你只需要花一分钟就发布一则信息，那发布一篇科研论文同样不难。这种想法是极其无知的。如果你曾经抱怨因为没有完成所有安检而造成的飞机晚点，那你就会理解如果有人跳过一某些步骤会发生什么，自然是“欲速则不达”。如果按照技术所允许的最快速度进行出版，那是否是明智的选择呢？或是，还是等到信息准确无误的时候再使用技术？
另一个证明技术从属于文化的例子来自早期的印刷机使用。有人认为谷登堡圣经成就了惊人的图书文化，而印刷机也伴随着新旧读物如雨后春笋般遍布欧洲。事实是，《圣经》作为谷登堡计划的一部分，其文化意义更为重要，因为罗马天主教会是为了印制赎罪券（教皇宣称教徒购买这种券后可赦免“罪罚”）才推广印刷机的。通过印制这些附有价值的证书，当地神职职员赚了不少钱。赎罪券则变成了货币并大规模贬值，促使马丁﹒路德在维登堡教堂门口贴出《九十五条论纲》。过去，欧洲文化是一种教会文化，因此技术必须服从教会的意志。几年前，罗马教皇也开通了Facebook帐号。
这让我想起斯图亚特·布兰德（Stuart Brand）的《永久时钟》（The Clock of the Long Now）里一幅著名的图形。该图将世界的不同层次通过不同的变化速度表现出来，很好的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每一层都都对它上一层起到修饰和减缓的作用，而最终起到限制作用的那一层就是事物的内在性质。
世界上不同层次的变化速度不同
如你所见，布兰德与万年钟基金会（the Long Now Foundation）其他的思想者都认为，文化变化速度非常慢。在路德的新教革命立足后几百年里，天主教就就消失了吗？事实是它依然存在，即便在印刷机、电影、广播、航空、医疗保健和互联网等技术的强烈冲击下，它依然对世界具有重大的影响。
那些意识到信息技术价值的出版商，比那些没有意识到的出版商发展得要好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信息技术推动了出版，或是信息技术颠覆了出版。
若有人致力于改变出版文化，那他们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关注技术和其带来的表面影响。他们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来深入研究激励体制、文化以及思维惯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技术专家可以给出版商、学者和研究人员带来更多实质性的东西，除了提供后者更多的方式去实现他们一直擅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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