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书写与 传记文学的魅力

发布/2019年4月1日 3:30 AM文/张曦娜来自/联合早报

赵白生：把作家定格为传记家是一种升格，升格到司马迁的行列。

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主办的本年度“世界书香日暨文学四月天”，将于4月13及14日，分别在新加坡大会堂与国家图书馆举行专题演讲。今年的大会主讲嘉宾为来自中国大陆的赵白生与来自台湾的钟怡雯，他们在接受《联合早报》电邮访问与长途电话访问时，分别谈了传记文学与散文书写。

“五传生涯”

赵白生谈传记文学

还是“无传生涯”

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数十年来致力于推动传记文学发展，赵白生于1994年成立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对当今国外的传记文学发展很熟悉，他的传记理论和著作，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传记文学的热点效应

对于为何多年来一直执着于传记文学的研究，赵白生在接受联合早报电邮访问时说：“我的半生，不妨概括为‘五传生涯’：即写传、教传、编传、研传、‘搞传’。写传、教传、编传、研传，还好理解，‘搞传’，有点不好懂。‘搞传’就是搞传记组织，搞传记活动，搞传记教育。”

赵白生透露，过去25年来，他搞了三个传记组织，包括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及国际传记文学学会（International Auto/Biography Association）。

他说：“搞了25届中外传记文学年会，还有几十次传记文学笔会。小学、中学、大学的课堂里，还有作家协会的报告厅，我都讲过传记文学。从数量上讲，这三项加起来，不知能不能写进吉尼斯（健力士）世界纪录？”

赵白生又说：“某批评家说，中国传记文学的地位这么低，可见你没有搞好。话虽偏激，但不全是偏见。这让我反思，我的‘五传生涯’是不是‘无传生涯’，遥看热闹近却无？看来，你的问题，‘为何’‘执着’，让我头脑清醒，不能‘我执’，不能执迷不悟。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执着’，才能让传记文学发扬光大？”

有人说，近年来世界传记文学是不是显得特别火，赵白生答：“说世界传记文学显得‘特别火’，在这个大数据时代，需要数据作后台支持，才免于‘印象式批评’。出于职业习惯，我对文字和数字，特别敏感。张戎的《鸿》销量超过1000万本，艾萨克逊的《乔布斯传》在美国仅一周，就畅销近38万本；奥巴马夫妇的回忆录，稿酬创下6000多万美元的世界纪录。现象级图书，传记文学占比很大，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传记文学的热点效应’”。

中国传记文学精品少

说到目前中国的传记文学概况，赵白生说：“当代中国传记文学概况很难一言以蔽之，如果硬要概括，经典过硬，精品过少。傅雷的《傅雷家书》、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张中行的负暄系列、杨绛的《干校六记》和《我们仨》、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雁翼的《囚徒手记》、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等，说是经典，似不为过。”

在他看来，“当代传记，精品过少，因为中国传记创作的职业化程度极低。”不过，他也说：“当代中国出色的传记家还是有的，他们上下求索，成绩不凡，如桑逢康的《郁达夫传》、韩石山的《徐志摩传》、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值得细读。”

对于传记与传记家，赵白生说：“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个人去世时，盖棺论定，往往会封上这个家那个家，却独独不说是传记家。实际上，看《傅雷家书》的读者，很可能远远超过他的某部翻译代表作。季羡林的多数著作，也许只有少数甘坐冷板凳的学者去读，但他的几部自传，却是长销书。杨绛的传记作品，更是如此，不但长销，而且畅销。不管给杨绛多少身份，她的第一身份，应该是传记家。因为她的翻译、她的小说、她的戏剧、她的论文，就影响力而言，没法跟她的传记比。章诒和的第一身份，也是传记家。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这样看自己的？

赵白生说：“把作家定格为传记家，实际上是一种升格，升格到司马迁的行列。数典忘祖，我们自然不应该忘记，子长者，传家也。”

研究和创作两手抓

作为学者，赵白生的学术著作《传记文学理论》出版后一直受关注，关于传记文学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这本书有很好的答案。作为传记文学的推动者，赵白生是否也会从事传记文学创作？

他说：“我写传记在先，研究传记在后。当然，严格意义上讲，上世纪90年代初写的那些短传，尽管也发表了，还谈不上传记文学创作，只能算是试笔，练练手而已。但《元首传》里那些不成熟的篇什，也有作用。它们好像诱饵，勾起我研究传记文学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走进传记文学研究的‘国家队’。”

赵白生也说，搞传记文学创作，一直排在他的日程之上。“传记文学品类繁多，除了传记和自传两大主力，还有日记、书信、电邮、年谱、微信，也包括回忆录、忏悔录、谈话录，甚至还涵盖碑传、遗嘱、墓志铭等。因为研究的关系，我对这些亚文类非常在意，常常挑选一二，不断练笔。”

他说：“我发现中国传记文学的倡导者，还有研究者，有一个好传统，即传记研究和传记创作两手抓。梁启超这样，胡适之也是这样，朱东润更是这样。梁启超写的传记，数量不少，影响巨大，特别是他的外国名人传，拓宽中国的‘传路’。胡适之的‘传路’更宽，他的日记，也很了不起，可以说是巨著。可是，真正认识到胡适日记的价值的人不多，余英时就是一位。朱东润的传记文学创作，特点突出，但到目前为止，对他的精深研究，还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