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读了《杨振宁：科学研究的品味 | NSR访谈》，杨先生提到的一个点让笔者印象深刻。

赵午：“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您对科学和社会都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在这个历程中，您也一定做过很多次决定。那么当您回顾过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会不会想当时本应该做另一个决定？”

杨振宁： “当然有。在物理学研究方面，我最大的失误是，在60年代的时候我不喜欢 “对称性破缺” 这个概念。我在《文选暨评注》中也说过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在物理学研究方面，我没有其他非常后悔的地方了。”

在本科的学生时代，笔者曾想，如若爱因斯坦在1919年之后，能暂时放弃广义相对论方程的研究，而全身心转向研究量子论，是不是有可能先于薛定谔发现薛定谔方程？毕竟广义相对论方程1915年就被建立起来了，再继续研究只能是边际上的发现，而量子论是初生婴儿，及时转入将大不一样。爱因斯坦处在非常难得的年代，对于物理学家来说百年难遇，每一天每一秒都是珍品，随意挥霍是暴殄天物。所以物理学家朗道才会为自己没有早生几年而感到遗憾。可惜的是，爱因斯坦没有留下相关文字，所以我们无法揣测他是否有遗憾。从现有的记载来看，爱因斯坦对当时的主流量子解释是“不喜欢”的，所以他把自己置身在一个批评者的位置。但是笔者不免在想，爱因斯坦或许也会感到遗憾。

杨振宁先生发现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之后，没有及时吸收“对称性自发破缺”的观念。现在从他的回忆看来，是因为“不喜欢”。如果当时能及早接纳“对称性自发破缺”观念，未必不能发现弱电统一标准模型。

在科学的研究里，及时接纳新的思想，不要因为“不喜欢”而留下遗憾。科研历程中的抉择何其艰难，警醒自己，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