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刚谈父亲钱学森

“在我眼中，钱学森不是一位合格的父亲。他给我的教诲太少了！我上学他基本不管，尤其是我上初中的时候，物理老师水平不怎么样，讲课常常讲不清楚。那时我别的功课都是5分，唯独物理有点儿摸不着门儿，学起来费劲。后来我就和我爸开玩笑说：‘您这么大的一个科学家，那时要是能稍微向我播撒一点儿爱心，给我点拨点拨提示提示，那么今天我的本事可能就会大一点儿。’但在我心目中，钱学森又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因为他教会了我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尤其是让我知道了一个有作为、成大器、能够为国家做出大贡献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舍’。”

今年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在近日由上海图书馆、上海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新时代下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说》新书发布会上，高级工程师、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向公众深情讲述了父亲钱学森鲜为人知的一些侧面。

据钱永刚介绍，在中国航天事业初创的时候，除了钱学森一人知道火箭、导弹是怎么回事外，其他几十名从全国调来的教授和100多位大学生都不了解，连火箭、导弹的样子都没见过。所以当时钱学森即使想要找一个助手，也是找不着的。成年后的钱永刚理解了，在那种情况下，钱学森不得不舍弃对自己儿女的教育，才能保证我国航天事业的顺利发展。父亲的这一精神特质对钱永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深刻理解了“舍”“得”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勇于舍，才能保证得”，在这个意义上，他评价自己的父亲“既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又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人民的满意才是对科技工作者最高的奖赏

在“舍”什么和“得”什么之间，钱学森的取舍标准是什么呢？《钱学森说》里有一段钱老本人的话，也许揭示了他心底的轻重指向：“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这是钱学森在得到美国的一个重大奖项后，回应别人祝贺他“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时说的话。也正因此，他一生坚持加州理工学院的精神传统，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自己认准的事，就坚持到底，如他自己所说：事理看破胆气壮。

在得到党和人民给予的高度认可和奖励的同时，一种只有家人才会感受到的巨大孤独感也伴随了钱学森的晚年。在钱永刚的回忆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几句中国古人的词正是钱学森晚年心境的写照：他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自身不断进步，却发现和自己谈得来的朋友越来越少。早年经常到他家看望他、聊天甚至吃饭的朋友，到了钱学森晚年的时候，再提出去看望他时，基本都遭到了拒绝。因为钱学森觉得老朋友已经谈不到一块儿，共同语言越来越少，真正能够理解他思想的人越来越少了。

“不过他在学术晚年的各个阶段总还是能找到一些谈得来的人，而且很多是后来者。他的朋友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不是永久的。他在那个阶段思考什么问题，和他有思想共鸣的人才是他的朋友。有时候他遇上一个谈得来的年轻人，把人送走了也不觉得累，特别开心，会高兴好几天。他是在挑选朋友的。”钱永刚说。

被忽视的钱学森思想可能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重大推动

孤独者总有难以被理解的思想，当记者问及钱学森思想中最被忽视的要点是什么时，钱永刚讲述了一段往事。1954年，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发表后，引起轰动。有一位华裔科学家事后评论这件事，说钱学森的这本书出版后，美国人3年没有读懂。“美国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钱学森写出来的书美国人没读懂，不是说钱学森的英文不行，而是因为钱学森表达的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全新的研究科学的方法。”钱永刚解释说，“简单地说，就是原来绝大多数的科学研究都是探索通过改变物质的结构来改进和提升物质的特性、改进物质的性能和效率的。物理、化学，都是研究这方面的；包括生物，通过杂交产生的新物种的物质结构和杂交前是不同的。但是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不谈物质结构的变化，而恰恰是讲如何在不改变物质组成结构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相关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来改变和提升物质的特性。”在钱永刚看来，钱学森思想中，外国人一下子没读懂的，正是这一点。钱学森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且鲜明的观点——可以利用运行不那么可靠的元器件，组成可靠运行的系统。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工程控制论》里只用了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带过。但即便如此，明白的人已经可以明白。这为我国科技的发展，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思路。

钱永刚记得，钱学森回国以后，当有关方面询问他中国是否有可能造出自己的导弹时，钱学森的答复非常肯定。那时有很多人不明白钱学森为什么敢这么肯定地答复，有趣的是，香港的报纸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写道：钱学森在美国是一个受人尊重的科学家，但是回国以后学坏了，学会了拍马屁、说共产党爱听的话了。中国要造导弹，钱学森说中国人可以造，其实根本就不可能。香港人认为钱学森是没有本事为中国造出导弹的，可事实证明，钱学森和他的团队经过艰苦的努力，造出了中国的导弹！这个过程中，钱学森正是充分运用了他那个许多人看不懂的观点。

“钱学森晚年的学术思想，也是顺着这个方向走的。你看钱学森晚年的学术著作，会觉得很好读懂——里面没有数学，我相信多数的中国人看得懂。为什么？因为钱学森把他自己的这个思想——通过改善、调整事物之间的关系来制造新的物质——延伸到了他晚年关于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生命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的思想中。”钱永刚告诉记者。他不无遗憾地指出，钱学森的这一思想不仅当时的美国人没读懂，钱学森的众多中国同行到现在依然读不懂。“而这个没有被读懂的钱学森思想，恰恰是将来会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

对“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自有答案

钱永刚记忆中的父亲晚年虽然孤独，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依然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了解着社会发展的状况，而且是个敢想敢说的人。比如，钱学森认为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科学技术势必将反过来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现在很多人感受不到，或者不敏感，但钱学森直接预测共产主义在200年后，也就是23世纪时，会在世界上实现。这种“事理看破胆气壮”的纯粹，也体现在钱学森在2005年时提出的著名“钱学森之问”。

事隔多年，钱永刚认为有必要向公众澄清，“钱学森之问”的本义并非如后来安徽教授改编的那样，而是：“为什么我国的大学总是冒不出有独特创新的人才？”这个问题其实钱学森自己心中已有答案，钱永刚后来在整理时将之表述为：“所有设定的项目都需要由人来完成。没有人，项目定得再好也没有用。而关于人的问题，现在国内没有一所大学是按照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模式办的。北大清华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它们也不成。”据说，后半部分在发表时被删掉了。

从小在由科学家父亲与音乐家母亲组成的家庭里长大的钱永刚，在谈及教育对人的影响时，特别强调：钱学森的一生证明了一个人的科学素质固然得过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素养，而这正是当下国内的教育所忽视的。“它是以‘有用’或‘没用’来衡量孩子是否需要学习的。很多人把文化或形象思维的培养当作没用的。因为形象思维相关课程最难打分。你说作文87分和92分，区别在哪里？但是我们要‘升’，就非要打成90分以上，80多分就不足。就是说，我们整个教育在整体上是重逻辑思维、轻形象思维的。而钱学森认为，一个有创新能力的人在求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一定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并重的，这样，这个人将来才会做出新东西。”钱永刚告诉记者，他父亲认为真正诱发创新的，是形象思维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