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制度化进程研究的历史视角

制度化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题材，同时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术史上，人们先研究宗教制度化和政治制度化，后来才关注科学制度化，这正如历史学家以往主要关注政治、军事、经济史，后来发现科学史也很重要（但科学智识史的门槛高，让不少历史学家望而却步）。

在当今社会学巨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有学者通过社会行动者（个人，法人）之间的各种（交换）关系来描述社会的形成和运作过程。但通常意义上的制度化研究，尤其是基于中层战略的默顿社会学，一般不采用如此繁复的理论构作方式。默顿学派关注有关身份认同、社会角色的形成、学术互动网络及强度的模式变量，若转到思想史角度来看，这些研究无不以信念的形成与传播以及在人们信念下聚集的社会过程为主要研究内容。

萨克雷与默顿合作撰写过一篇追述萨顿与科学史学科创建过程的论文，题为“萨顿的悖论”。论文描述了萨顿为“将科学史建成一门独立学科”而奋斗的一生，但也生动地阐述了“萨顿的悖论”：在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如I. B. Cohen, Gilispie等人）成长和聚集的过程中，萨顿纲领竟为柯瓦雷纲领所替代。萨顿或许可说是科学史的培根，但柯瓦雷却是科学史的牛顿。

多年以来，我个人以及一些受指导或影响的研究生，从历史角度对科学制度化进程进行了一些研究（其中部分未公开出版的研究工作在一、二年内将以丛书形式呈现）。

从思想史的视角研究制度化，核心问题是要研究传统、核心理念或价值、研究纲领的形成与认同过程。就科学与学术的制度化过程而言，可以区分出“认知认同”与“职业认同”（萨克雷与默顿的术语）两个可能发生交错的阶段。在制度化进程中，库恩意义上的一元化范式并不多见；真实的情况往往是，多元纲领并存并相互竞争。

引入求真与致用表示价值追求的两极，古代医学、宗教大多主要以致用（包括精神意义上的致用）为目的，而（17世纪）近代科学的制度化则主要以求真为目的。

引入两套动力机制：自下而上（科学原发国）与自上而下（后发国）的机制。

引入适当的判断制度化成功与否的判据。就科学与学术而言，其内在判据在于是否形成一套充满源源不断的创造活力、足以实现新知识的持续创造的研究纲领，这是学科化乃至随后发生职业化的内在理据。

我们重点关注西方近代以降的科学制度化进程（A方面），与此同时，也对其他历史时段和文化空间中的科学或学术制度化重要事例展开专题研究或对比研究（B方面）。

B方面的问题有：日本和算制度化如何发生？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知识传统占有怎样的位置（中国缺乏系统化了的古代自然哲学!）？如何看待中世纪阿拉伯科学传统？

A方面的问题有：为什么17世纪欧洲（英国）开启近代科学制度化？意大利是科学革命的发祥地，为什么后来科学制度化发展反而滞后？16、17世纪科学革命与制度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联？基督教知识传统到底如何评价？科学制度化经历了那些台阶，其中有着怎样的动因与机制？等等。

研究的个案涉及（以硕士、博士论文形式）：

英国皇家学会（以科学为主）、月光学社（兼具科学技术）、美国富兰克林学会（以技术为主）、中国的一些学会

学科：化学

国家科学：英国等

超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进程：以欧盟科学技术为案例

（待续：现代科学制度化的四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