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音乐学院学报发表我的文章《1949 年以来我国音乐教研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从我国第一位音乐教研员的判定谈起 》（https://mp.weixin.qq.com/s/TTb9ZB1GikOGB2WBY5YEdA）（网页链接），欢迎批评指正，也欢迎批评。

网友留言如下：

回“幸福中的乐宝”：首先感谢您关注我的文章！对于您的意见我的回答如下：本文采用克罗齐的史学观写作。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往学者都把这历学观认定为主观主义。这评价在我看来是不够准确的。克罗齐这哲学实际上主要是对“活历史”和“死历史”作出区分。克罗齐认为，以往人们太习惯于写编年史，即按照年代顺序叙述历史。他认为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是“死历史”，没有跟现实联系起来。他主张写“活历史”，即以写作者当下关心的问题为逻辑起点去梳理历史，这样才能激活历史并为当下所用。本文就是尝试采用这历史观写作而成的，因此全文首先提出问题，然后进行辨伪，在辨伪基础上呈现音乐教研员制度的历史脉络。如果按照您所说，那就是编年史。以音乐教研员这一人物为线索，以各省的实际情况去书写，那当然是可以的，您不妨去做做看如何写？如果有材料去写，那些知名人物（见本文参考文献【3】中的专家）也不至于就会轻易认定“郁文武是我国第一位音乐教研员”之说了，也不会出现网上都这么误读。正如本文开头分析所得，事实上整个学术界对此发展情况都不清楚。实际上，笔者在写作此文前，还经过大面积调研，本文结尾感谢语中提到的只是几位专家。实际上我调研了很多音乐教研员，可惜，连一些省级教研员连对本省之前的音乐教研情况都不清楚（比如江苏省），就别谈省外情况了。也正因为目前的实际情况，本文才采取以问题为导入的方法去写史。本文是问题史书写法，而不是编年史、叙事史。本文至少可以证明，称“郁文武是我国第一位音乐教研员”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因此遮蔽音乐教研员这个更大的群体，更不能因此遮蔽我国早就对这一制度的探索，八十年代末开始规范化不是偶然的。但也必须承认，本文只能是抛砖引玉，期待有更为丰满的研究成果出现。但研究的创新，只能是基于前人向前迈一步，不可能把这都做完了。本文超越前人研究应该是能做到了。谢谢您留言！欢迎大家质疑！吴跃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