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特朗普给世界，同时也给中国提出了新的课题。

其一，在世界范围看，谁来填补美国留下的巨大空间？中国吗？中国能否，以及为什么要去填美国留下的坑？一方面，即使美国霸权衰落，国际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仍然存在，中国在2016年的G20和2017达沃斯年会上显示了一个大国在当今世界的担当。然而另一方面，与前述分析美国的情况一样，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担当，须以自身的实力为基础。

撒切尔和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私营部门和市场优先，以及“小政府”，国内和国际事务往往“议而不决”。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意味着民粹思潮兴起，由此必然导致民族主义，后者又导致“强政府”和反全球主义。当中国强调特色之时，若其他国家如同慕容博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冒出类似的“强政府”和“大政府”，中国将面临不同的竞争环境^[1]。世界范围的军事对抗可能会加剧，日美等国在亚洲对中国的围堵和挑衅有加剧之势。特朗普还发明了两件新的“武器”，那就是打电话和推特，可以低成本刺激中国的神经。

其二，中美关系。

在今后的一段时期，中美之间的竞争博弈主要将不是在意识形态，而是在经济层面展开。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前夕，外交部发言人就贸易保护主义谈到中美产业的互补性，意为两国在产业领域不构成竞争。“互补”，显然美国在高端，中国在中低端，这里有两种含义。其一，美国做高技术产品，譬如谷歌眼镜，中国做打火机跑鞋；其二，美国做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的环节，研发和销售服务，中国做微笑曲线低端，消耗中国乃至世界的资源，把污染留在中国，以及消耗廉价劳动力。中国反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难道就是为了这一点？

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提出一系列应对措施，4万亿救市，失去最佳去产能良机；内需拉动，不久便销声匿迹；供给侧改革，被一再扭曲和变味，直至今日当红的一带一路，以及让人爱恨交加的房地产。当中国以拥有完整且可以应急的苹果生产线而沾沾自喜之时，也就把自己锁定在往日的全球产业链，锁定在微笑曲线的底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停留在往日的思维中。

若是改弦更张，中国产业升级，而“美国的再工业化也绝不可能是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或者已经从之前的产业互补关系转变为产业竞争关系。在这些资本和技术相对更密集的行业中，中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工资优势将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相反，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能力和工人职业素质的重要性大大上升”。各国从全球产业链中抽身之时，也就是比拼各自国内的发展之际。“具有更好法制和人文环境的美国，恰恰在这些方面比我们更有优势”[2]。去意识形态化，看似博弈在经济层面，到头来比拼的依然是制度与文化。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有必要苦练内功，做强自身。有两大事项凸显出来：一带一路和内需。中国同样存在资本与社会的矛盾。当美国海外资本回流，进而吸引各国资本，如孙正义的500亿，以解国内资本与社会冲突的燃眉之急之时；中国反其道而行，中国的资本正在借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之风大步走出国门。固然，由此可以购买发达国家的优质资产，紧缺的资源，开拓市场，资本由此获利（且不说其中打水漂的成分和资本趁机外逃），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金融危机以来在对外开放相对被动的局面。但是此消彼长，国内的资本必然相对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演发达国家在全球化后曾经发生的一幕，拉大贫富差距，社会被进一步边缘化。

中国自2011年以来，吸引外资始终波动在1200亿美元左右。而对外投资则几乎年年高速增长。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了44%，达到1701亿美元。在资本流动上出现了500亿美元左右的逆差[3]，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造成国内资本紧缺的压力。

有必要回顾一带一路提出之初的场景。金融危机，为了想方设法提振外需，早在2008年下半年就提出了“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为避免不必要的联想而取名为“和谐世界计划”，“一带一路”是后来的称呼。但考虑到这些国家可能会发生政变或出其他问题，把钱借出去风险很大而在当时未被采纳。

当时也提出扩大居民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然而没有具体落实的措施。把外需占比达2/3改为内需拉动，亦非一日之功，而投资拉动可立竿见影。

由此可见，后来重提一带一路，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虽然注入新的理念，骨子里依然包含有纾解巨大产能和不得已而为之之意。对一带一路的高度重视，加上大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一些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凡此种种，可以清晰看到中国经济的基本格调：对外贸的倚重，依然沿袭上世纪末，特别是加入WTO以来路径。

然而，全球产业链在金融危机中已经断裂，特朗普当选更宣示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中国执意沿着已经断裂的道路前行，前景可想而知。新的全球化不是没有国际贸易，但在具体内容和相互关系上都已不可能回到往日的盛况。再说，中国又何必留恋微笑曲线——吴敬琏称之为苦恼曲线，压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破坏中国的生态——底端的地位？

解决之途就在眼前：内需拉动[4]。

目前对“内需”的理解基本上限于经济上的考虑，兼及民生。实际上，外需与内需，一字之差，重逾千钧，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前景和中国社会的走向。

内需拉动，首先是确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

消费者不仅面对企业和商家是主体，而且面对政府而言也是主体，后一个“主体”更基本，更重要。只有确立起消费者在政府心目里和现实中的主体地位，才可能有消费者在市场上的主体地位。

消费者主体地位的基础是经济地位，第一位是就业，然后是基本收入、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以及闲暇时间等。在经济地位之上是消费者权益。政府往往未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拆迁和环保等领域甚至与商家联手对付消费者。从安全保障权到知情权，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至于自主选择权，面对垄断，消费者无从选择。政府转变角色，由为厂方和商家背书，转而为消费者站台，这一点与前述政府由偏向资本到转向社会的趋势相一致。

政府官员为何在食品安全等侵犯消费者权益上没有切肤之痛？各种类型的“机关食堂”泄露了天机：原来他们在这些领域享受各种“特供”，没有进行如普通消费者那样的消费。

消费者的主体地位更有待消费者自身的觉醒，首先就是维权意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和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没有“消费者”，只是在1978，特别是1992年转向市场经济后，消费者的角色才逐步清晰起来。然而政府和资本没有把消费者当回事，消费者自身也未曾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均衡政府、资本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还有待社会本身的觉醒，包括消费的质量和水平能否起到正确的“拉动”的作用。由此进一步涉及人力资源开发与提升，包括医疗养生和培训；前者从生理和心理做起，后者则对应于一旦资本回流与社会相结合，社会本身的提升，以与资本联手，共同推进产业的高度化。

从外需到内需，还关系到资源的配置，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外需拉动，意味着约2/3的生产力要素不是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而是被捆绑在发达国家消费群体的需求上，金融危机至今已有8年而没有根本改观，这就是眼下形形色色“错配”的根源。作为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一个车间，一手接过订单，一手交货，这就是缺乏创新动力和品牌意识的根源。

内需拉动，资源与内需挂钩，出国购买马桶圈和高压锅的奇事不再发生；与此同时，基于内需的完整的产业链将沿微笑曲线向两端提升，一头呼唤创新，另一头建设自己的品牌。这才是中国企业的崛起之道。

再者，在外需拉动的情况下，东部与城市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有更多发展机会以致东西部和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内需拉动，主要旨在提高西部和农村的发展水平，再加上城镇化，有助于缩小及弥合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

内需拉动，还意味着国家的自主发展，摆脱对于跨国公司的依附地位。

最后，然而可能最为重要的是，内需，将深化改革开放。

确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构成又一次对官本位的冲击，内需拉动，原来次要的国内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如诚信缺失等就凸显出来，需要政府化大的精力完善市场机制，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首先是法治。制定市场经济的规则，监督执行，以保证市场的自愿与重复。其次，削高填低，调节收入，控制基尼指数。第三，覆盖市场经济所达不到的领域。

内需拉动，当然并非仅内需即可，外需和投资，一个也不能少，最终都围绕和服务于内需。

美国的内需本来就已经占GDP的70%。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既然不强调对外合作，自然就会进一步减少和中国的相互依赖，不会顾及中美关系的“大局”。中国一再声称的“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或许只是在诉求虚构的幻象。一旦中国实现内需拉动，减少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依存关系，就会在未来的全球化中极大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可以以不变应万变，获得更大的主动权。

在转向内需拉动的过程中，中国实现对自身脱胎换骨的改造。改革和现代化，最终在于人的全面发展。消费者的主体地位、维权意识，以及消费观念和消费质量的提高，都是其中核心的组成部分。

什么是真正的防火墙？刘鹤的回答是，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

个人在走向社会之时需不时回到自己的内心，然后再爆发出去。中国在融入全球化之时也需要苦练内功，做强自身，然后再走向世界。

[1]金灿荣：中国外交——回顾2016年和展望2017年http://share.iclient.ifeng.com/news/sharenews.f?forward=1&aid=117650563&from=timeline&forward=1

[2]杨其静，特朗普当选，中国面临巨大挑战http://www.kunlunce.cn/ssjj/guojipinglun/2016-11-27/111494.html

[3]http://guba.eastmoney.com/news,gssz,591761694.html

[4]吕乃基，内需，不仅是经济，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