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多年前就知道朱大可，并领略他奇特的文风，以及由此对寻常事物所描述出来的不寻常的风景。（照射中国的光线——都市照明体系的历史解读，等）近日偶遇他的《流氓的盛宴》（朱大可，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新星出版社 2006-11）。书中，“朱体”的应用更为得心应手，而对流氓话语（或反讽话语）的理解和把握，成为他近年学术的一大特点。

网络上对此书多有评论：

国家/流氓这一对偶制乃是历史循环其间的结构性巨型框架：中国王朝的历史正是在国家主义/流氓主义、国家社会/流氓社会、极权状态/江湖状态之间振荡与摆动——这种耗散性的摆动获得一个动态稳定的型构，而线性历史（国家）的总体进程中又隐含着大量分叉历史（流氓）的细节——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互动就此平分了中国历史，并维系了中国王朝的漫长生命。

何谓“流氓话语”？按作者的解释，乃是以所谓的“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正谕话语”体系的自我书写，它大量使用酷语（暴力话语）、色语（色情话语）和秽语（污言脏词），以期消解国家话语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这种书写方式倒是可能指向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便于在各种话语领域表达原创力量。也可能消解正义、崇高和规则，坠落深渊。

一般而言，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各自言说，泾渭分明。但当赵本山的小品被国家主义美学接受并赢得热烈而又广泛的群众呼声时，这表明流氓话语很可能具有软化僵硬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力量。的确，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并不总是对立的，在某种情况下它们达成和解是可能的。类似的现象，朱大可称之为“流氓国家主义”，亦即流氓主义的“天鹅绒革命”。不过，它无可避免地象征着文化精神标杆的矮化——然而它拥有广阔的市场。正是流氓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当下中国话语的普遍征候。

关于“朱体”，评论说：

他善于运用巴洛克式夸饰语言，能够把理性的批评议题生生玩成话语能指的盛宴。相对于国家主义学术的“正谕”面孔，朱大可的批评话语本身就属于他所阐释的流氓主义“学术”的一部分。反讽、解构以及符号学分析，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拿手好戏，他当真是耍惯了罗兰·巴特式的解剖美学经验的锐利手术刀——所谓的“朱体”由此生成，而《流氓的盛宴》是为集“朱体”之大成者。

　　一直以来，国家主义/流氓主义的对偶阐释框架，已深深嵌入到朱大可的批评话语实践中，它风姿绰约地充任了作者解读中国本土美学经验的基本工具。在他手中，这一解读工具显得如此有效，人们大可称之为“流氓主义”文化批评——在此，它跟朱大可所批评的事物构成了极为有趣的互文关系。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936262/ （标记部分为博主之言）

朱大可，当代负有盛名的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57年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悉尼大学亚洲研究学院访问学者。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著有《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逃亡者档案》、《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多卷）等。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其见解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富有影响。

在《盛宴》一书中，屡有惊人之言：

一般说来，亡国奴分为亡于外国人的奴和亡于本国人的奴，它们的恶果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是后者为甚，而许多人都对后者麻木一些。

博主受朱大可关于“流氓”和“流氓话语”这一特殊视角的启发，打算重新审视三个问题或中国历史的三个时段。其一，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其二，所谓“猴气”与“虎气”；其三，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流氓话语”，大致跨越古代、近现代，以及现当代。显然，作为社会之一员和社会组成部分之“流氓”和“流氓话语”，必然“与时俱进”，因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异。其后，探讨流氓和流氓话语在中国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

特别声明：所涉及到的“国家/流氓”，以及“国家话语/流氓话语”只是为了分析之需，无任何褒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