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教授抱怨北大学生抄袭之冷饭篇

2008.01.12

耶鲁大学教授Stearns抱怨北大学生抄袭的新闻好像已经过去了。北大还是一如既往地伟大、光荣和正确。因为我不是北大人，又担心别人说我戴着有色眼镜，所以总是不希望批评北大。昨天，前不久刚到Yale大学化学系做助理教授的师妹向我提起此事，所以把这碗冷饭拿出来炒一下。

师妹来信

昨天师妹Elsa发来email问我有没有看到耶鲁教授抱怨北大学生抄袭的新闻。她email来的链接是2007年12月28日发表在Yale Daily（《耶鲁日报》）上题为《Plagiarism rampant at Peking University, Yale professor says》（《一位耶鲁教授说北京大学剽窃成风》）的报道。临近年关，估计没有几个人看到。不过互联网这个东西很讨厌，有些好事的耶鲁教授居然用email在教授间群发，生怕没人知道，传来传去，最后又传到了我的手上。

Plagiarism rampant at Peking University, Yale professor says文章链接：http://www.yaledailynews.com/articles/view/22875

估计这条新闻已经被国内的媒体便以报道过了，所以我只把它连接在这里，给希望从原文看个究竟的好事的网友消遣。

耶鲁教授vs.耶鲁校长

有意思的是，2007年5月，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在北京说：“中国大学进入国际一流只是时间问题。”

《耶鲁大学校长：中国大学进入国际一流只是时间问题》新闻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7516185935687179543.html?id=179543

当时耶鲁校长在北京是来发展和巩固与北京大学和其它中国大学的合作关系。现在耶鲁教授Stephen C. Stearns居然曝光不仅北大学生甚至包括北大教授都Plagiarism rampant （剽窃成风），不知道大家现在对耶鲁校长半年多以前讲的话又会作何理解。

中国学生的抄袭和作弊

抄袭和作弊从来不是新鲜事。子曾经曰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这里我来说一件千真万确的事。

我10年前准备回国之前，在美国一所常春藤大学的图书馆见到一位刚到不久的中国学生，和她闲聊了一会儿。我见她在做作业，就问她一起的中国同学之间是否会经常相互抄作业，她说会。我问她教授是不是不高兴，她说教授对此很有意见，已经批评过。我说那还抄吗，她说有时候题目难一点还抄。我说既然知道教授很有意见为什么还抄呢？她说在国内已经习惯了。无可奈何和又不以为耻，令我叹息和汗颜至今。

北大师生值得高兴的是，这位学生不是北大毕业生，而是我可爱的科大校友。

中国大学课堂上的作弊由来已久。今天的大学生作弊是否一定比我上大学的时候作弊普遍，因为除了讲座之外，我从来没有在国内给本科生或研究生上过课，所以我真的无从知晓。

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一位同学考试作弊被处分，大家的确觉得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学生考试作弊的事情总是有听说，原则上主要是有少数学生会在考试的时候抄旁边人的卷子。我上大学时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课没有去上，但做作业、读书和考试还是很认真。考试的时候我原则上会稍晚一点去，这样可以顺理成章地坐在大家不喜欢选择的第一排，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没有人会拉着我的卷子抄。

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抄作业和考试作弊总是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我听到后来的这位校友说在国内已经习惯了，还是大吃一惊。

每况愈下的年代

我个人的感觉是，大约在1986年底和1989年的学潮之后，学校中学生的morality开始每况愈下。

1990年我在读研究生当TA监考，就凑巧抓到一个考试作弊的学生。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考试的学生很多，我在考试开始之前就到教室做准备。我当时看见一大清早就有一个我以前见过的一个更高年级的学生在教室中间很专注地自习。考试的学生全部坐好之后，我们开始发卷子，这个学生突然站起来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里在考试，我上错教室了，于是拿着自己的书包离去。考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去上厕所，他出去的时候，我就随便看了看他的卷子，发现上面没做多少东西，心想这个学生肯定考不好。这个学生回来以后我见他一直在思考的样子，但并没有很努力地在卷子上写东西，我就好心地上前去提醒他时间已过大半，如果有几道题不会，最好先把会的做出来。但我在他跟前一看，他的卷子上写得密密麻麻，从字迹看完全不是我几分钟之前看见的那份卷子。联系到一开始的事情，我马上猜出这一定是先前出去那个高年级学生里开始拿走在外面做的一份卷子。于是我把这份卷子拿在手里，把这个学生叫到门口，告诉他说，这不是你的卷子，如果你把自己的卷子拿出来做，我可以允许你继续考完试，再让任课老师根据情况决定如何处理。如果你拒绝，我现在就中止你的考试。这个学生坚持说那是他的卷子，不承认合伙作弊的事情。于是我到他的座位上找出那份他自己原来的卷子，说考试时间还有40分钟，如果你回去做自己的卷子，表明你能够认错，我会建议老师从轻发落你。他大概认为自己已经栽了，或者认为即使自己回去做也不会及格，于是他说不做了。于是我把两分卷子都交给了主考老师。后来就不关我的事了。

我认识前面那个高年级的学生，虽然不是很熟。他大概13岁上少年班，后来大概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一年，休学回来后大概有点自暴自弃，常和一些比较不上进的学生在一起，算是当年很少数的掉队的少年班学生。我后来不知道这两个学生受到了学校什么处分，但我自己当时并不希望他们受到很严重的处分。我认为自己制止他们这样作弊，其实对他们自己是好事，如果他们能改正，将来或许不会再作出更严重的事来。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个人安慰自己的说法，或许他们后来变得更糟也未可知，搞得不好还会因此事而记恨我一辈子。

总之，从我个人的经验，当年我在学校的时候，作弊是有的，但是基本上大家还是比较严肃认真。但我明显地感到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有一个明显的滑坡，直到10年前那个还算优秀的校友说抄作业已经成了习惯。现在是不是又更上一层楼了呢？望有识者告知。

科大不如北大

当年的科大学生在一起时，离不开的一个话题是惋惜科大的声誉现在远不如北大清华。

科大的声誉现在当然远不如北大清华，至少在科大作弊和抄袭肯定不会成为太平洋两岸瞩目的新闻。在北大和清华作弊和抄袭，会像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发生命案一样轰动。谁叫人家纽约是世界的首都，众目关注的地方呢？问题只是大家不知道究竟是纽约中央公园发生的命案多，还是北大和清华发生的作弊和抄袭更多。

良好的教育教给学生的应该是个人责任，而不是所谓的集体荣誉。所以我对这些所谓荣誉之争并不太感兴趣，我也不避讳如上面一样把自己学校的问题拿出来说。

著名的美国的邮包炸弹手（Unabomber）哈佛大学毕业，曾经是数学天才，他的邮包炸弹炸死炸伤了不少人，曾经引起整个社会回的恐慌。他的亲兄弟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是他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抓捕邮包炸弹手的重要线索。难道这和哈佛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的声誉有什么关系吗？

个人的责任，用祖宗的话来讲很简单。一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是吾日三省吾身；再一句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所以，最好是不要问你的学校的声誉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要问你自己的行为和成就能够给学校带来什么声誉。这句话不应该停留在口头，而是落实在行动中。这样我们或许能够让所有著名校友和伟大学术传统灵魂附体，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常常到北大清华去缅怀两校的光荣传统，还常常把来访的客人和小孩带去向他门讲述两校的光荣传统学术和值得景仰的人物。知识和学术的伟大传统并属于任何个人或集体所有，只要心向往之，就越靠近它。有耶鲁的教授批评北大，才是北大的万幸。其实北大虽被称为中国的太学国子监，脚下睬的是燕京大学的地盘，学术上仰仗的也都是哈佛、哥伦比亚、耶鲁乃至世界各国毕业生的学问。

结论

抄袭和剽窃，中文里面很有分别，但在英文中都用plagiarism一个词来描述。

学术界作弊、抄袭和剽窃从来都有，但似乎是今天特别严重。乐观地说，这其实是中国今天越来越重视知识和思想的标志。当年信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候，除了极少数极端热爱知识的先行者之外，谁会去在课堂上和学术界作弊、抄袭和剽窃呢？

杨振宁先生前几天说他看到了中华民族长夜后的曙光。其实今天学术界作弊、抄袭和剽窃愈演越烈，乐观地看，正是这一曙光的标志。本来钱钟书先生写《围城》中的方鸿渐的时候，就曙光过一次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在曙光之中。不是有人常常说起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人也抄袭和剽窃欧洲思想的事情吗？他们那个时候也不过是在曙光之中而已。

但是，我们不能总是处于曙光之中过干瘾的阶段吧？曙光过后，天要亮起来才是好事，否则一片阴霾谁会人心情愉快？

中华民族曙光之后怎么样，其最大的责任当然在北大和清华身上，因为那里云集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学生和学者，它们不仅拥有中国相对最集中的教育和文化资源，也负有培养和自我培养中国未来领导者的最主要责任。当然，其它学校也不能闲着。

君子当仁不让。有钱捧个钱场，有人捧个人场，和谐社会或将不期而至，岂不善哉？

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了梁启超100年前没有写下去的那本幻想未来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