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各行各业中欣然接受“大师”称号而毫不面赧者甚多，但是中国的自然科学界应该说还算干净，还没见到如此胆大妄为者。学界平时往往称呼“先生”即可，有足够的敬意，又没有一丝惹人生厌的媚态。央视有一档《大师》的节目，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相比之下，叶企孙先生可称为大师中的大师。尽管今天社会上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晚年的悲惨境遇。

在关于一代师表叶企孙先生六、七十年代的悲惨境遇上，2010年3月柴静写了一篇博客《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以名记者的影响力，把中国自然科学奠基人叶企孙教授的形象带入了公众视野，被各种媒体大量引用。尽管学界内对葉企孙先生的早已知晓，但是柴静的博文让多得多的人们知道存在葉企孙先生这位大师中的大师。

柴静的博文在受到极大关注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质疑。质疑部分的史实来自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胡升华先生1989年3期《自然辩证法通讯》上的文章《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原作者刘克选、胡升华）。于是，胡升华先生2018年7月16日在科学网上发表博文《关于叶企孙——解答柴静受到质疑的问题》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980214&do=blog&id=1124385）

予以解释史实的来源和出处。质疑的那件事是叶企孙晚年极为贫困向旧日学生借钱买苹果的事。

关于叶企孙在70年代的悲惨境遇的记录，我根据以下这本书：

[1] 钱伟长主编，虞昊副主编，《一代师表叶企孙》（繁体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为此书出力最大的两位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虞昊教授和上海科技出版社《科学画报》编辑部的应兴国编审。）。

补充若干史实，抄录如下：

（1）[1, pp.54-55]

王淦昌院士：葉企孙的学生，清华大学物理系第1级毕业生，两弹元勋，被外国报刊誉为“中国的奥本海默”。1955年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

王淦昌先生写道：

“只要细看看投身于两弹事业的科技骨干的名单，就会看出这些人大都是葉师创建的物理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中国有句古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葉师就是新中国科技事业兴旺发达的‘种树人’！

很不幸，像他这样非常爱国，对新中国有很大贡献，终生不娶，把自己一切精力都奉献给人民的学者，却在自己的国土上遭受到比我的博士论文导师L. 邁特纳教授更悲惨的境遇，在‘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他竟被以‘抗日战争中是C.C.特务头子，派遣特务、汉奸学生熊大缜去破坏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罪名被逮捕入狱，长期受到批斗、审问，身心都受到摧残。”

【注1】：Lise Meitner (1878-1968) 女物理学家，犹太血统。1918～1938年间任威廉皇帝协会在柏林的化学研究所的物理研究室主任。Meitner教授是王淦昌求学德国时博士论文的导师。因受纳粹迫害，1938年7月她秘密逃亡荷兰、丹麦，然后到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研究所任教授，至1947年退休。她的最大学术成就是：1939年1月提出核裂变的概念，并根据爱因斯坦的质量-能量关系式E = mc^2，预言一个铀-235核裂变发出的能量要比通常物质燃烧时释放的化学能要大几百万倍。据此，爱因斯坦等人才想到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

【注2】：熊大缜（1913—1939）：葉企孙的学生。1938年经地下党请求，葉企孙指派助手熊大缜、化学系研究生汪德熙等数人支援根据地八路军抗日。熊大缜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技术研究社社长，领导研制烈性炸药、地雷和无线电设备，积极抗日。但是，1939年4月，熊大缜被冀中军区锄奸部以“国民党特务”罪名秘密逮捕、处决。文革中葉企孙、汪德熙等人受此冤案连累。1986年中共河北省委为熊大缜平反昭雪。

40年代MIT出身的化学工程专家汪德熙院士是原子能所文革最后平反的冤案。在69-72年间到湖北干校时，他连“五七战士”的待遇都没有。后来汪德熙先生告诉我：在到冀中根据地造炸药时，他还亲自到抗战前线，观察他自制炸药的现场效果。

【注3】：在六、七十年代的中科院北京原子能研究所里，部分青年工作者尤其是理论物理学家的心目中，王淦昌和彭桓武是后来人称为两弹元勋中的一号和二号人物。

（2）[1, pp.62-63]

郭济邦、郭会邦兄弟（皆30年代清华大学学生）

写道：“1975年夏，会邦去北京，在北大校内多方探询葉先生的下落，没有人知道，半日未得；最后幸遇一老教师，乃知其地址；走访乃在海淀某一处陋巷一小楼上，独卧床上，面容憔悴，已是十分衰弱贫困的老人；衣履陈旧、室内空荡，看了此情，心里很为难过。会邦告以姓名，并告以大哥殿邦致意问候之情，葉先生当即回忆起旧情，面有喜容，尚能很吃力的起床，移步艰难，两腿不能支撑，显然受到了重伤。讲话时发音迟钝，断断续续，但对过去的事情，记忆是清楚的。……会邦没有问他为何受到如此遭遇，恐怕引起他伤感，但葉先生自己说了：‘我犯了罪，红卫兵将我敲打，当时没有死下来，因为周培源说既然犯了罪，应将我送公安局看管，保护了我，所以活到今天。我所以犯罪，因为我和鹿钟麟都是反共分子，斥骂我死了也有余辜。但是，我反共不反共也说不出事实来，我和鹿钟麟并无来往，我想冯玉祥是坚决抗日的将军，人人皆知，鹿钟麟是冯玉祥的嫡系，又是亲信的部下，必然也是抗日的，我不过寄予希望和同情，素不相识，我也确实不晓得他也是反共人物。’会邦想这是葉先生所能讲的最坦白的心里话了。……过后听说，葉先生拒绝他家族后辈为他延医治疗，我们可以理解葉先生心境沉鬱苦闷，自知已不可能再作稍有贡献的人，宁死不屈，这种学者严正处世为人的精神，将永久生光辉。”

（3）[1, pp.42-43]

钱临照院士（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

写道：“1966年大风暴袭来，全国教育事业处于停顿状态，到1968年全国鼎沸，人人自危，葉先生何能幸免。经过狂乱的斗争之后，葉老于1968年6月被投入监狱（说是‘拘禁’，形同监狱）。1969年12月虽被释放出狱，但无行动自由，而且只发给十分菲薄的生活费，这对于他那样体弱多病的孤独老人，维持生计极为困难。当时人们可以在中关村附近见到一位衣衫褴褛、步履艰难、踯躅街头的老人，他就是我们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对中国物理学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的葉先生。”

（4）[1, pp.127-128]

葛庭燧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第8级毕业生，1938年在葉企孙指派下参加秘密抗日工作，并去冀中军区会见吕正操。1949年从美国回到清华任教，曾任中科院金属所所长）

写道：“1972年我得到政治解放，才知道葉先生也受到牵连并且坐过牢。后来听周培源先生说，葉先生出狱后的处境很惨，他的腰部变驼，弯成差不多九十度。”

（5）[1, p.191]

谢国章（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级毕业生，曾任河海大学教授）

写道：“葉先生晚年有令人悲叹的经历。……钱临照先生写过一篇葉先生生平的长文其中有一段（大意）‘……葉先生被关禁了几年之后释放，北大、清华都不敢收他，他只好踯躅在中关村街头，常常身穿一件破长衫，腰间系一根草绳，迎着西北风，仰天孤坐……’一代名师，落到此景，催人泪下，每忆及此文，不胜哀思。”

（6）[1, p.195]

杨训仁（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级毕业生，曾任中科院声学所研究员）

写道：“‘文革’中我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受尽折磨，又一次‘专案组’头头‘提审’我，劈头就问：‘你与葉企孙是什么关系？他是美帝大特务，我们掌握了确切情报，知道不久前你还同他开过秘密会议……’……（我）意识到先生处境的艰辛。所以‘解放’后不久，我就冒险去北大看望了他。只记得他独居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斗室中，跟随多年的男仆已被轰走，只有一位老妪每天来照料一下。室内凌乱不堪，小小的单人床上堆满了书籍，先生坐在一张旧藤椅上，双脚浮肿，不得不搁在凳子上，我问他晚上怎么睡，他说就这么躺在藤椅上。”

（7）[1, p.203]

张之翔（1950年进清华大学物理系，曾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写道：“……得到允许后，我才去葉先生家。这时他已从镜春园搬到校园外的一公寓二楼的一间房里。他坐在椅子上，多年不见，乍见之下，竟认不出我来了。他的气色比过去差多了。他告诉我，他的腿走路很困难，是被红卫兵打的。他拉起裤脚管给我看，他的小腿仍然肿着。我看了心里很难过。”

显然，以上几位提供的史实，都反映了一代宗师葉企孙晚年的悲惨境遇。而当年被要钱或被告知缺钱的几位（如吴有训、周培源）都是葉先生多年的耿介挚友，别人也不会有此待遇。

关于葉企孙先生的史实，还有两本书可以看：

[2] 即[1]的第二版。钱伟长主编，虞昊副主编，《一代师表叶企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1月第二版。其中增补了李政道、彭桓武、王大珩、叶铭汉等人的文章。

[3] 虞昊、黄延复著，《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以上三本书中都附有珍贵铜版照片多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