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曾为陶铸挡石块

陶铸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文革”前，我对陶铸同志就印象极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陶铸题为《松树的风格》文章。文章主要是通过对松树各种“风格”生动形象的描述，寓意共产党人、革命者应有的革命品格和情操。文章说写得是“文质彬彬”，声情并茂，华美动人，寓意深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又听说毛主席称陶铸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使我对他更加佩服、敬重了。

“文革”期间，陶铸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曾两次到人民大学参加校内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辩论会，了解人大“文革”情况，并发表讲话。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是陪同邓小平同志来的。同来的还有陶鲁茄、张经武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议由当时的北京新市委副书记吴德主持。第二次是八月二十日。这次是以陶铸同志为主，陪同的仍是陶鲁茄、张经武等同志。

两次辩论会的中心，都是应该如何看待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校长是吴玉章）郭影秋（历史学家，曾任云南省副省长、南京大学校长）的问题。

我对第一次辩论会印象模糊。我当时也和许多同学一样，只是台下的一个听众、观众，对于台上辩论的问题及领导人讲话的内容，孰是孰非，搞不清楚。只记得当时我校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党史专家何思敬老先生，抱着一大堆材料，要上台和郭影秋辩论，但被劝止了，感到十分有趣。

第二次辩论会，情况就不同了。那时我已是“人大红卫兵”“勤务组”负责人之一。会议由“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校革筹”）主持。当时，由于学校各职能部门已不起作用，为了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校革筹”不得不向“人大红卫兵”求援。于是红卫兵“勤务组”经过研究选出了十名忠实可靠、身强力壮的红卫兵“战士”，由我带领，到主席台上充当了临时的安保人员。

在两次辩论会期间，邓小平和陶铸等同志还曾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人大“校革筹”和“人大红卫兵”的代表（八月十七日），并对人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指示。我作为“人大红卫兵”的代表之一，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当时人大干部、教师和学生在郭影秋的问题上，已发生了严重分歧。一派认为，郭影秋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现在看来，确是如此）；一派认为郭是什么人，应在运动中经过群众的揭发、辩论搞清楚，不应在“文革”一开始就定性并保护起来。而陶铸同志在“八.二”辩论会上的讲话及在人大会堂会见时的指示精神，被持前一种观点的人认为是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的，因而很难接受，并出现了十分激烈反对的意见。于是，当陶铸同志在第二次辩论会（八月二十日）上出来讲话时，台下就出现了吼叫声。“校革筹”负责人几次出来制止都无效。而且到了后来，台下竟有人往主席台上和陶铸同志身上扔砖瓦石块。陶铸同志当然并不在意，但是，我们作为身负保卫领导同志安全的人就着急了，万一陶铸同志或其他领导被打伤了，怎么办？这时，我看到情况混乱、危险，毫不夸张的说，真正是“挺身而出”，站到陶铸同志的前面，用身体和双手拦挡住了从台下各个方向飞来的砖瓦石块，身上挨了好几下，头上还出血。亏得我是校武术队队员（教练是北京高校武术七项全能冠军、后为交通部交通干部管理学院教授、好友李德山），身手比较敏捷，没出大问题。另外九名“红卫兵”也分别站到了其他领导人的身旁。此时，主持会议的“校革筹”负责人也站了出来，拿过话筒，大声呼吁，要大家安静下来，并一遍又一遍的高声宣读《十六条》中的有关内容。这一招还果然有效。因为《十六条》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陶铸同志是根据《十六条》和毛主席指示精神来人大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你们乱来，就是反对《十六条》，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不听劝止，就是“反革命”。这样，会场才逐渐又安静下来，听陶铸同志把话讲完了。记得陶铸同志最后说：“是不是我也喊个口号：“毛主席万岁！”没想到这成了后来一些反对陶铸同志人的口实：喊毛主席万岁怎么还要“是不是”呢？现在，许多人可能不理解，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值得庆幸和欣慰的是，我和我的一邦“战友”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对陶铸同志和其他领导人的保卫工作，并得到了陶铸同志的表扬。而这又成了后来“人大三红”（其核心是“人大红卫兵”）被人说成是“保陶派”、并被诬称作“陶小三”的重要原因。真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