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原子弹研制内幕的史密斯报告和报告背后的秘密

1945年8月，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上空升起了蘑菇云。几天后，美国政府发布了关于原子武器研制的官方报告。该份报告的作者亨利·史密斯是位物理学家，它又被称为“史密斯报告”。报告解释说，“原子弹的工作是在洛斯阿拉莫斯进行的，在这个新墨西哥州的高原平台上群星璀璨，汇聚了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尽管这份报告语言沉闷，但仍进入“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并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

“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从一开始就一直担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主任，”报告指出。强调奥本海默的贡献这在当时已成常规，这位理论物理学家通常又被称为原子弹之父。

把整个曼哈顿计划简单地归结为物理学家的工作一直以来令人困惑。物理学只是原子弹制造的基础之一，完成该项任务还涉及其他科学领域，如化学和各类工程技术。其实整个曼哈顿计划只有4％完成于洛斯阿拉莫斯。为什么除了物理学之外的其它学科都在制造原子弹的故事中消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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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了“史密斯报告”后，化学家格伦·塞博格内心十分郁闷，他写信给作者史密斯教授：“为曼哈顿计划直接或间接工作的许多化学家向我指出，与物理相比，在你的报告中化学的挑战和化学家取得的成就几乎被一笔抹杀干净。”塞博格写道，“他和他的同事们感觉完全被贬低了。”

其实化学和一些工程技术问题在报告中被忽略是故意的，这恰恰说明在原子弹制造过程中这些科技领域比物理学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现在大家都知道，铀同位素的分离、浓缩以及内爆压缩是原子彈制造的关键技术，它们都是化学和工程问题，与原子物理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到如今不少国家就是卡在这些技术问题上，只得在核武俱乐部之外的断桥小径上独徘徊，这其中就包括了伊朗和朝鲜。

“史密斯报告”给人以错觉，好像原子弹制造的秘密完全在深奥的核物理知识中间，有意掩盖和混淆了关键技术，这里使用的就是“示假隐真”、“金蝉脱壳”之计。就好比手机制造商发布一款新手机，闭口不谈显示屏、芯片、摄像头和电池技术细节，却夸夸其谈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当然原则上这也没有什么错，一切电子通信技术的基础就是电磁场理论，但是仅仅熟读电磁场理论是造不出一部智能手机的，这种障眼法其实也算不上有多高明。

那么“史密斯报告”拚命地抬高物理压低化学难道只是为了保护军事机密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和国际外交的现实让人们看到了这份报告背后隐藏得更深的秘密。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有必要简单回顾“史密斯报告”产生的背景。亨利·史密斯（Henry D. Smyth）是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物理系主任。二战期间，他从1941年初开始参与曼哈顿计划，最初担任国防研究委员会的铀分会成员，后来担任芝加哥冶金实验室副主任。

1944年初，史密斯提出要为曼哈顿计划取得的成就向大众提供一份公开的报告。他的设想得到了冶金实验室主任和哈佛大学校长的认同和支持，后者都是曼哈顿计划的高级主管，他们很快与曼哈顿计划主任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进行了磋商。四月份，史密斯收到格罗夫斯将军的一封正式信函，要求他写这样一份报告。撰写报告和选择作者都是由曼哈顿计划的理事机构军事政策委员会于1944年5月批准的，比核武器的使用日期提前了一年有余，真可谓用心良苦、老谋深算。

撰写这样一份报告的表面理由是：1）炫耀曼哈顿计划的成就，鼓舞参与人员的士气，毕竟许多科研人员为了这个绝密计划隐性埋名作了太多牺牲，该让他们露露脸、亮亮相了；2）为核武器的保密工作提供了一个标准，除去报告上公开的内容，其它概不能说、绝不能问，踩了红线咎由自取。格罗夫斯将军的原话是：“未经授权通过任何手段披露或获取更多信息的人员将受到《间谍活动法》的严厉处罚。”这时候人权与自由只能免谈了。

史密斯教授是在普林斯顿的帕尔默实验室的办公室起草这份报告的。他的办公室和毗邻的房间的窗户全部按装了铁栅栏，办公室门前放了一个大的保险箱，进口被完全封锁。进入他的办公室的唯一路径是通过隔壁的办公室，那里有武装警卫，八小时一班全天候在场守卫，写本书弄得比制造原子弹更神秘。每天工作结束全部草稿笔记锁入保险箱，然后由军事机要通讯人员分次把稿件直送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格罗夫斯将军。

史密斯教授的写作大概化了半年多的时间，初稿于1945年2月完成，交格罗夫斯将军和他的几位助手审阅，前后又几经修改增删，字斟句酌一点也不含糊，然后复印数份送有关人员征求意见，其中也包括盟国英国情报机构人员。“史密斯报告”最后由五角大楼负责印刷一千本，全部被锁入格罗夫斯将军办公室的保险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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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书千日，用书一时。”1945年8月9日，美国核爆广岛后的第三天，包括当时的作战部部长亨利·斯蒂姆森和格罗夫斯将军在内的6位高官面见杜鲁门总统，总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批准立即公布“史密斯报告”。秘藏在保险箱中的这一千本书立刻在公众媒体曝光，8月11日晚间黄金时段的广播和次日各家报纸都把它作为头条新闻进行了详细介绍。

由此可知，“史密斯报告”是经过精心策划、有备而来的，美国政府究竟在担心什么呢？历史学家珍妮特·法雷尔·布罗迪（Janet Farrell Brodie）指出：“美国官员不希望原子弹与化学和生物战争有任何联系。”于是彻底切割原子弹与化学武器的联系，把原子弹描绘成“物理学家”的炸弹成为公关策划的核心和关键。

文献资料显示，涉及核武器研制的一些重量级科学家早已注意到原子弹与化学武器的相似性。早在1940年，在英国工作的犹太人奥托·弗里施和鲁道夫·皮埃尔斯，他们是首次计算出核爆所需铀的临界质量的物理学家，在他们提交给温斯顿·丘吉尔首相的备忘录中特别指出，原子弹比化学武器杀伤力更大，而且其“放射性化学物质”的影响也比毒气弹有过之而无不及：“放射性物质将随风传播污染;下风几英里都可能会杀人。”在1941年美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中，史密斯教授和物理学家尤金·温格尔指出，核反应堆生产的物质具有类似于“剧毒气体”的性质。

原子弹与化学武器的关联性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对化学武器的国际管制条例也适用于原子弹的话，那么使用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原子弹势必受到更大的制裁。1925年由欧洲列强签署的“日内瓦协议书”禁止使用“窒息、有毒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材料或装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毒气弹就被广泛谴责，1943年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称，“这种（化学）武器的使用已经被文明人类共同判决为非法。”

这才美国当局精心泡制这份“史密斯报告”的苦心所在。美国心中明白，二战结束，世界领袖的冠冕将不可避免地落到自已头上，江湖老大的光辉形象必须精心维护。所以这份报告正式起名为“原子能的军事应用”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多么高大上的书名，与化学武器切割得干干净净！

除了这份“史密斯报告”，格罗夫斯还聘请了纽约时报记者威廉·劳伦斯作进一步的公关工作。劳伦斯出版了“黎明过零点：原子弹的故事”，他在这本书中把物理学在曼哈顿计划中的位置推到了顶峰，甚至把原子弹的成功归因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个抽象的理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没有什么实验测试的手段，更不用说会有任何实际的应用。但是这位记者先生竟然声称相对论挽救了众多的生命。

“相对论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年轻美国人的生命”劳伦斯写道，“换句话说，纯粹的科学，无论它多么抽象不切实际，最终都会带来高红利。”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一切以物理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导致了与原子弹相关的宣传图片变得极端标签化。为了纪念原子弹爆炸一周年，爱因斯坦荣登1946年7月1日“时代”杂志封面，他的肖像叠加了升起的蘑菇云和那不朽的方程 E = mc2 。爱因斯坦成了政府公关作秀中的明星模特，不知这位可敬可爱的物理天才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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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宣传和公关目的就是把原子武器与化学武器切割开来。尽管原子弹爆炸后产生大量有毒的放射化学物，但它是“物理武器”，所以不受化学武器公约的限制。这里其实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低技术杀人是不道德的行为，不道德的行为必须受到制裁。高科技杀人是高尚的、没有道德问题，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推行和强化这个观念由来已久，许多善良的人们深受其苦而不自知，害莫甚焉！

我有时也会好奇，如果有一天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不再具有优势，他们是否还会坚持上面所述的混帐逻辑。他们是否又会翻创出其它什么新花样，只有天知道了。有时还不得不承认，西方在宣传和公关方面确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学习之处。中国已经在某些科技领域逼近甚至反超西方，不久的将来，中国宣布重大科技突破和新武器装备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多，不知中国的文宣部门对此是否有了足够的准备？

远的不说，中国的两千公里量子通信干线即将全线贯通运行，不知道潘建伟院士办公室的保险箱中是否也准备好了一千本“某某某报告”。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潘院士团队从未与我有过任何联系。我真不知道撰写量子通信报告还有谁比我更合适，这有我撰写的量子通信科普系列作证。开个玩笑，要拍砖的请下手轻点。

本文首发于观察者网 2017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