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宇教授在“致敬：流行性出血热的中国往事”（《华山大众传染病学50讲》之第七讲）一文中，写了病毒学家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和苏珊·费希尔-霍克与华山医院的交往以及华山医院关于流行性出血热的一些工作。本文在此基础上，选取部分章节重新编写如下：

从《血疫》到《第四级病毒》

1995年，一位美国作家的一本纪实文学类的小说The Hot Zone（中文译名为《血疫》）的书成为《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榜第一位长达61周，这本书记录了关于病毒性出血热，特别是埃博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的发现和流行过程，其描绘的恐怖画面使远离烈性传染病已久的现代人群感受到了传染病仍然存在的威胁。

同年，基于该小说拍摄的一部由好莱坞著名影星达斯丁·霍夫曼和摩根·弗里曼出演的电影Outbreak（中文译为“恐怖地带”或“极度恐慌”）成为畅销电影。而电影的主题当然同样也是出血热病毒。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同为病毒学和传染病专家的“革命夫妻”。

尽管小说和电影都很成功，但到了1997年，小说和电影的人物原型，著名的病毒学家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和苏珊·费希尔-霍克作为专业人员认为小说和电影都有学术上的纰漏，于是他们合著了一本名为“Level 4：Virus Hunters of the CDC”（中文译名为第四级病毒）的回忆录性质的书籍，学术上更加严谨，第一人称的描述也更让读者感到身临其境。

来自CDC的病毒猎手

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和苏珊·费希尔-霍克是一对一辈子追猎与研究病毒的夫妇。他们以研究诸如艾滋病、拉撒热等病毒而成为世界最顶级的病毒学家。

病毒学家Joseph McCormick和Susan Fisher-Hoch

他们以其疫病调查员的身份几乎踏遍了非洲、欧洲、南美、亚洲。不论是在战乱烽起、难民流离、饥饿贫穷、环境恶劣的国度里，还是在灯红酒绿的“文明”都市，他们都置身于一条特殊的战线上，与人们看不到的，却是疯狂肆虐吞噬人类生命的死神——超级病毒进行着殊死的博杀。

在他们战斗的旅途上，充满着凶险、屈辱、神秘、误解，当然也有理解与合作。他们追猎并与之搏杀的病毒，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第四级病毒”。这是世界上最顶级、最神秘、最凶残要命的病毒。

以下章节摘自《第四级病毒》一书的中文版，但原译文中有不少专业名词的翻译有误（包括病原体、传播媒介、药物名称等），王新宇教授已经将其纠正，而人物的姓名，从原著者中文翻译成英文，记忆偏差，再到英文翻译成中文，姓名已经面目全非，但幸好通过华山感染珍藏的照片及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从而得以够恢复当时的具体人物和场景。

汉坦病毒：千面病毒的前世今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蛰伏战壕的士兵不只身受轮番炮火、毒气和机关枪射击的恐怖，还有一种奇怪的疾病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主要症状是肾衰竭和出血，二战期间，这种疾病再次出现，在挪威和芬兰两地服役的德国士兵逃脱厄运的绝无仅有。一直没人能说清那是什么病。只有一点，它似乎在战争期间滋生。

有人说是细螺旋体疾病，得名于血液中出现长而细的螺旋体菌，由老鼠传播。另一种说法怀疑它系某类病毒所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相同的是这类病毒群也由老鼠传播。

现在我们已知道的情况是这类病毒多见于欧洲，尤其多见于两次大战时多次战役发生的地区。那里战壕中充满了老鼠。

1915年时，在法国的英军部队中，首次爆发这类疾病，统称之为“肾水肿”。在此前后，东部俄罗斯的港口城市海参崴一带平民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疾病。

此病的下一个攻击点是侵入满洲地区的日本军队，那是本世纪30年代。当时把它叫作“松花热”。

40年代盛见于中国，统称流行性出血热，不可抗拒地继续蔓延。

30年代以来在斯堪的纳维亚，也有一种类似的疾病同样著名，称之为传染性肾衰竭。同亚洲的疾病有明显的密切关系，但要轻缓得多。

朝鲜战争时，这种疾病终于在医学文献中崭露头角。当时约有3000名联合国军士兵得病，美国籍军人也不少，死亡400人。这种疾病每出现一次就换了个名称。这次也不例外，改名叫“高丽出血热”。

其相同特点，据信还是传染性质，只是罪魁何在，查无实据而已。

1978年，卡尔･约翰逊和韩国同行李鎬汪（Ho-Wang Lee）回到朝鲜实地调查。他们估计传染祸首该是啮齿动物老鼠，所以从得过高丽出血热而已康复的病人身上抽取血清，同岛上田鼠体内的肾组织切片配合试验，以观反应。看来他的假设是正确的。他们分离出一种病毒，并以当地的江河命名为“汉坦”（Hantaan）。

1982年新闻照片，李鎬汪（右）所在高丽大学成立WHO出血热协作中心

李鎬汪1959年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4年至1972年, 他是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教授, 也是医学院院长。1972年至1994年, 他担任高丽大学病毒学系主任。自1994年以来, 他一直担任韩国牙山市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

1976年，李鎬汪和他的合作者成功地分离了导致韩国出血热的病毒；他们给了它名字汉坦病毒。这一发现在国际医学研究人员中引起了轰动。李鎬汪成为最早在国际上声名远播的韩国科学家之一。

与中国专家的合作

四年后，我又回头来追索携带病毒的老鼠的问题。这次是在中国境内。中国出现两类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

一种称为汉城病毒(Seoul Virus），相对来说，热缓病轻，由家鼠传播，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

另一种专门袭击乡村地区，病情严重得多，死亡率在5%-15%之间。己知这种疾病比起其它出血热来，发病不是很急，而且造成出血的情况也不经常。

然而，如果发生了颅内出血，那么后果就截然不同。首先出血压迫对神经细胞的损伤是无可救药的，最后，必死无疑，这种病毒同我的实验室第一次分离成功的汉坦病毒是相同的。

传播汉坦病毒的罪魁祸首、学名叫作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ans）的小小田鼠，脊柱两侧有着金黄毛皮的淡色条纹，是半水生动物，多繁殖于河溪岸畔。灌溉沟渠近处也多。尤喜稻田。在感染幼鼠这个特点上，汉坦病毒和拉沙病毒一样。幼鼠携带病毒终生不受其害。

黑线姬鼠（王新宇教授补充照片）

中国多的是生活得美好、长得肥肥的田鼠。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的水稻田里全有带感染病毒的田鼠尿液。

我听说，感染发展的结果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已经官方列为中国第二重要的病毒性疾病。情况更糟糕的是肝炎。

1985年后期，苏（指本书的第二位作者苏珊·费希尔-霍克）同几名中国同行共事。他们在肾综合征出血热已发展成大问题的浙江山区调查过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还要保证原来手上的研究工作仍然得以继续进行。所以1986年秋，我们再来中国。

秋春两季是肾综合征出血热高峰期。正是两季稻熟收割后的时间。我们怀疑稻收和发病有关联是不无道理的。然而，奇怪的是，发病的症状和严重程度，春秋两季却各不相同。对这种差异还未能提出一个圆满的解释。

中国哪些地区有流行性出血热？

我国是流行性出血热主要流行区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最高年报告发病数曾超过10万例，近年来，疫情显著下降，但仍存在周期性波动。

发病呈现春季和秋冬季两个发病高峰，秋冬季高峰(10月份到下一年1月份）远高于春季高峰（4-6月份）。

病例分布高度分散，又相对集中，除青海外，其它省份均有病例报告,东北三省、山东、陕西、河北、湖北等省发病较高。

我和苏在进行调查过程中有第一医科大学的徐肇玥教授和流行病学专家叶克龙作伴。叶以前曾同苏共过事。我们对老鼠的追查始于上海，我们是坐船顺江南下的。

由苏来讲以下的故事。码头一侧闹轰轰的。我们由人领着穿过乱糟糟的人群，进入“头等”舱。我上下望了一眼心想：这算是头等舱的话，二等舱和三等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两张上下铺挤在大约10平方英尺的一个空间里。床上铺的一套卧具看来在过去三个月里从来没有换洗过一次。床之外只有一样摆设：一张小桌子。之外，就连放我们两个捍起来的盒子的地方都没有了。有一只盒子里放了一台血小板凝聚仪，还有一只盒子里的小型自动血液学机器是要给天台医院的。

我到过世界好多地方，从来没有见过像这里这样完全无法使用的厕所。第一是男女不分。按我的想法，男也好，女也好，谁也不会愿意挨近这种厕所：恶臭冲天，令人作呕。甚至你得躲开厕所所在的这一部份船区才行。从厕所门道里竟然还会向外直冒叫我难以说出口的脏物。我当时就决定停止液体入口。到晚上，我刚爬上床躺下，马上感到有什么东西向我身上爬来，床上不只是我一个人，别外还有很多蟑螂！我怎能安然入睡呢？怕我调整不过来时差，临行前CDC为我准备好一片安眠药。

让自己昏睡！我拿定主意，要想熬过这一晚，只能出此下策了。

第二天一早，船抵浙江省东部沿海一个港口小城。我正处于催眠初醒后稀里糊涂、神志恍馏的状态之中，一直未能弄清自己所在方位，甚至当地叫什么名称也没有记住。下船以后，有人领着我们上了一辆小车，在高高低低的公路上，开了好多英里。后来越走越进入山区。第一个目的地是天台，位于浙江群山之巅。

1987年那时，这个城市里，小汽车还是很希罕的。挤在狭窄的街面上，小汽车同自行车、大车、拖拉机，主要是与行人争道。人真多，我们只能慢慢挪动，人们就挤过来，把鼻子压在车窗玻璃上，满脸惊奇地向我们张望。

在天台，人们几乎没有见过白人。所以，我想，那种感觉真像自己是动物园里刚进笼子任人观赏的新展品。

我们被带进医院。发给我们帽套、口罩、罩衣等，穿戴好了，然后由医院的医务人员领着，一行来到病房。

华山感染科的前辈徐肇玥教授（左二）、王嘉瑞教授（左四）和杨佩珍教授（右一）陪同美国CDC流行病学和病毒学专家苏珊・费希尔一霍克（左一）考察浙江天台山区的医院，了解当地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情况。（王新宇教授补充照片，黑板上写着Warmly Welcome to Dr. Fisher-Hoch）

“一层楼的病人害的都是肾综合征出血热。”我们的向导解释道。“两位想看看哪一期的病况？”按分期，肾综合征出血热分作5个临床阶段。我自然表示想从头——初期的看起，我们刚要开始举步，突然都让靠边站。原来是一个病人过来了。她全身扭曲得不像样子，却又是一段段僵挺笔直。两腋下由一个医护人员双手托住，从过道上一路急冲冲在我们身边挤了过去。这就是中国：连轮椅也是奢侈品，不置备。

我们来到第一间病房。

“这是初期，”有个领着我们的人说道。

这间房里的每个病人果然都有这种疾病初起阶段的典型性症状：发热、双颊潮红，双眼窝四周肿胀。让张开嘴和上举双臂，口腔和腋窝都可以看到瘀斑，也就是轻微出血引起这儿那儿都是的微小的红色斑点，那就是血小板受到损害的结果。

《第四级病毒》的作者之一苏珊・费希尔-霍克在华山感染的前辈徐肇玥教授和王嘉瑞教授陪同下查看天台的出血热患者（王新宇教授补充照片）

紧挨着的一间病房里住着二期病人：全都处于休克状态，我们刚才看到被匆匆忙忙搀扶着送进来的那个男人，也在这里。谢天谢地，他现在躺下了。第三间屋里是三个病人，属于第三期，丧失了肾功能。

我们最后进去的是四期和五期病室。那里的病人属于恢复期。比如说，有些四期病人的肾功能不全，尚未完全恢复。运气好的话，能进入第五期，病况开始稳定，健康转好。

苏珊・费希尔-霍克等在天台的医院（王新宇教授补充照片）

像这样的情况我从来没有想象到：整个一层医院楼面，事实上全部作为一种传染疾病的病房。我对中国医生所进行的努力，表示极大的敬意。他们对这个疾病十分懂行，迅速诊断、采取措施，减少了死亡人数。

那天晚上，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宴会设在一座古庙里，是佛教徒准备的饭菜，他们都是吃素的人，每道菜都取了飞禽走兽的菜名，却都是用素的材料，艺术加工而成，作出猪肉块、鸡腿、鸭胸脯肉，诸如此类的模样。我们都尝了，而且静静的尽兴地吃。

历史照片居然也印证了当时的在古庙用餐的情况（王新宇教授补充照片）

乔也算得上是一个美食家，那天晚上他什么都尝了。走回我们往处的时候要穿过一个同厨房连接的院子。厨房开着。我刚张望一眼，就看见有两只老鼠从地板上跑过。

啊，对了。念佛的人是不杀生的，老鼠也不例外。我们心里稍感安慰的是这里不像西非，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被喂食老鼠肉。我们只希望我们刚才所吃的所有食品都烹煮充分，不至于还有什么“汉坦”病毒存在，让我们得到感染。

捕鼠记

从天台出发，折向西行。下一站去建德。这座城市座落在江边，靠着为新建大型水力发电站而筑起的大坝。大坝拦住的就是有名的的千岛湖。实际上，这些哪是岛，都是小山坡的山顶而已。在本地区遭洪水的时候，这些山坡部被淹没了。

第二天，我们去附近的村子转了转。那里有好多人得了肾综合征出血热，这一次陪同我们的向导是徐志一。他是一名病毒性疾病专家，特别专长肝炎和肾功能出血热。他曾经在CDC工作多年，发表过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徐是一个心情开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说得一口地道的英语，然而他完全是在国内学的。可惜他和许多我们的中国同行一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吃了不少苦头。

刚收割完毕的景象，触目毕是，都在面上摆着呢。眼睛望到哪儿，哪儿地上都铺着待晾干的稻谷。地里，路上铺不下了，干脆就把稻谷晾到公路上去，故意迫使小汽车从上面驶过，省了他们脱粒的力气。连你走进屋里，看到的也是从地面高高棵起的稻谷。要是你凑近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浅浅的老鼠脚印。又是老鼠！我们沿着河面走下去，过了一座摇摇晃晃的桥，河那边有几座紧挨着的房子。据说那里有好多肾综合征出血热的病例。

中国农村常见在公路上晾晒稻谷的场景

我们继续沿河走去，走过几个正在乐呵呵地把人畜粪便舀进篓里、运往田间作为肥料的人。河的尽头是最后一个居民群落，一共是二所宅院和几间破屋。我们向房主人作了自我介绍。能够同我们对话的只有一个老人和两个刚成年的小孙子。他们自己说已经成了亲，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女人和孩子的影子。

“我们家有五个人得了肾综合征出血热住院了，”老爷爷一脸实话实说的样子。肾出血热综合征在本地区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一户人家即使有这么多人得病，在众人眼里看来，显然还并不是出奇的大事。我们向房子周围看了一眼，果然，老鼠洞到处都是。

我们问老爷爷，有没有想个办法把这些老鼠搞掉。他用当地方言讲了一大串话。我们等着徐给我们翻译。

“他说他想过”，徐说道。“他下过药，但是反而把猪和猫毒死了。”徐完全知道老人说话的意思。

“问题就在这儿，”他解释道。“几年前，我在安徽省工作。那时爆发了一场肾综合征出血热疫情。政府正决心用毒药灭鼠。只有一种办法可行。凡有老鼠的地方，都堆放拌了毒药的稻米。这些稻米都染上了桔红色以资识别，每堆稻米旁边都有民兵守着。他的任务是把孩子、猪、鸭、狗、兔子、猫，一句话，凡不是老鼠的活物全赶开。中国有的是人，所以不怕没人应差当民兵。”回到当地的防疫站，这是中国的叫法，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保健部门，我们就怎样才能抓到活的啮齿动物进行了一番讨论。之所以要抓活的，一是可以育种，二是可以采集病毒。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春秋两季发病的原因，唯此一途可循。而且还可以同时弄清楚为什么每个病例情况都不同的原因。

讨论还在进行，忽然讲话的声音提高。对于我们不讲中国话的人来说，中国话的声音在大多数场合里听来，都好像喊叫似的，而且一说话就会热烈争论起来。我要求为我进行翻译，结果刚才这么长的一番争论，实际内容竟然简单得令人惊讶。

“想把老鼠抓住看来是不可能的，”有人说道。“马大夫说他没有办法。”马秋荣(音译）是个胖墩墩的圆脸汉子，是个下现场的调查员，专职捕鼠和捕后处理加工。

问题在哪儿呢？是抓老鼠太难了吗？不。问题并不在这儿。

是老鼠不多，抓不了多少吗？不。也不是这个问题。老鼠多的是。大家刚才都亲眼看见了。

能活捉吗？能。没问题。

“老鼠夹子够不够？”乔问道，他越听越弄不懂了。

“够，”马大夫说道。

老鼠夹子也不成问题。得，那是你们认为抓不抓老鼠无所谓？我们问道。

不是，他们认为抓老鼠非常重要。

这一场没有结果的对话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马大夫通常说话不多，现在却滔滔不绝说个没完。突然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进了另一间屋子。回来的时候手里提了一个老鼠笼。这是抓活老鼠的捕鼠器，是个铁丝宠子。从模样上看，挺管用。实际情况也是。

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国同行开始计算：每隔五米放一个鼠笼，要放的地方这么多，有这么多夜晚需要放鼠笼，等等等等。看来摆放鼠笼也得有一个像样的计划。

这样能办得到吗？鼠笼够不够？我们问道，我们仍然糊涂着呢。

能，当然够他们说道。没问题。

是啊，那么问题在哪儿呢？用心算，很快算一算。我们就明白了。在我们大多数的调查中，我们一般使用灭杀性的鼠夹子。这一类灭杀性的鼠夹子，一卡车可以装好多。然而在中国，这种铁丝鼠笼体积大，只能一个一个地架起来，要防止它们倾倒。可是，它们做得相当歪歪扭扭，往往擦不稳，即使螺起来了也摇摇晃晃。要完成捕鼠任务的活，就得一车一车地连着运这样的鼠笼。费用之大和后勤的困难，使得这种做法完全不实际。我们对自己能够帮得上忙感到很愉快。我们报告了CDC，他们听到我们的报告后，能够承担提供灭杀性鼠夹，数量之多怎么用也用不完。

体积大的老鼠笼和体积小的灭杀性鼠夹

捕鼠器看来是个关键。第二年春，田野里摆满了捕鼠器，捕获惊人，棕色大家鼠和田鼠都有。田鼠多于家鼠。经过实验以后证明只有野鼠的尿内含有病毒。十月和十一月两个月内又放了一次捕鼠器。这次实验的结果，却是家鼠成了主犯，而不是野鼠。这就是为什么春秋两季发病情况不同的原因。如果中国人希望能够研制出一种有效的疫苗，他们就得对付两种不同的鼠种。这一点弄明白以后，中国的科研人员开始动起手来。临床实验正在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