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医药学史记载，我国商代就明确的出现了汤药，它的出现具有里程碑式意义。这一剂型我们至今还在应用。汤者，荡也。最早见于皇甫谧在《甲乙经》序文中说“伊尹为汤药”，说伊尹精于本草药性，自创汤液，煮汤本来是对食物的烹饪方法。伊尹身为厨师，根据食物、药物对治疗疾病的协同作用，从“医食同源”的角度，发明了汤剂。

敦煌卷子陶弘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提到伊尹撰写的《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一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一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一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

《汤液经》为我国九部医经之一，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中药方剂学，也直接证明汤剂和药方的出现，以及医学彻底分科，改变了商代以前人们用生药吞服治病的原始方法中医方剂学自此建立起来。

商代实物药材的考古发现，可以认为是方子形成的重要证据，考古学家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的晚商遗址中发现有植物种子30余枚，据考证分别是药用的桃仁和李仁。

“桃”字虽未见于甲骨文，却来源已久，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史。关于“桃仁”，《神农本草经》说其“主安血、血闭、症痕、邪气、杀小虫。”郁李仁果味酸而甘可生食，种仁则专供药用。这一药物也首见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谓其：“酸平无毒，治大腹水肿，面目四肢浮肿，利小便水道”。

由于桃仁食之可致腹泻，故这批出土物在作种子与食用方面的可能性小，其作为药用的价值可能性极大，综合考证后，专家鉴定其为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

遗址中不仅发现了作为药物的实物证据，桃仁和郁李仁两味不同的药物，一起出土，疗效上有一定相似之处，这无疑反映了方子的形成，通过药物搭配来协同治病。不宜食用的桃仁也入药，可见人们己经有了甄别意识，体现了当时药材的多样性和较高的医疗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