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清. 《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史》博士论文摘要. 中国中医科学院，2005年

1. 近代中医对鼠疫的防治

首先简要回顾了近代的五次鼠疫大流行情况，即1894年香港鼠疫大流行、1910年东北第一次鼠疫大流行、1917年内蒙古、山西鼠疫大流、1920年东北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和1947年内蒙古鼠疫大流行，说明鼠疫在近代中国流行非常猖獗。

通过考察史实，认为中国第一本中医防治鼠疫的专著，为广东吴川县吴宣崇于1891年所辑著刊行之《治鼠疫法》，此后以罗芝园《鼠疫汇编》为代表的一批鼠疫著作均脱胎于此。也是在这一著作中，近代中医最早确立了鼠疫病名，并被一直沿用至今。民国时期，部分接触西医学的中医，又吸收了西医学中鼠疫的分类病名，对鼠疫病名的认识进一步细化。

早期医家认为鼠疫多有戾气、燥邪等引起，20世纪30年代后，以李健颐和时逸人为代表的部分中医，融会西医学研究成果，对鼠疫病因病机及其传染方式等方面的认识日渐成熟。

清末医家多根据疫病流行情况及症状表现等来诊断鼠疫，西医学传入中国后，中医对鼠疫的诊断，吸收西医诊断学内容，对鼠疫的分期分型及相应的诊断和鉴别诊断的认识，更进一步。

在治疗鼠疫方面，近代中医继承古人治疫经验，及时总结，积极创造、发明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疫病方剂。如罗芝园治疗鼠疫的加减解毒活血汤、冉雪峰所拟太素清燥救肺汤、急救通窍活血汤、李健颐所刨的二一解毒汤及二一解毒注射液等，为治疗鼠疫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李健颐于1932-1935年间所发明的二一解毒注射液，具有重要创新意义。

对鼠疫的预防，仍多按照传统的防疫方法如清洁卫生、药物预防及迁徙避疫等进行，但在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面前，这些预防措施收效不大。民国时期的部分中医如吴瑞甫等，开始逐渐接受并提倡西方防疫措施如隔离、消毒等法。

2. 近代中医对霍乱的防治

“霍乱”本为中医病名，早在《黄帝内经》中已有此名称，后世医家对此多有论述，一般用其指以吐泻、挥霍撩乱为主要表现的疾病。西医传入中国后，借用了这一名称，用其指感受霍乱弧菌引起的，以骤起剧烈吐泻米泔水样物，并不腹痛，目眶凹陷，小腿转筋，甚至因厥脱而毙为特点的烈性传染病。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内涵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含意，并一直沿用至今。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西医病名的反客为主，导致了霍乱病名的混乱状态。近代早期中医在未接触西医学之前，发现此病与古籍中所载的“霍乱”不同，并根据其症状表现，发明了诸如吊脚痧、瘪螺痧、伏阴、时疫霍乱等名称。到民国时期，部分中医开始接受西医学中的霍乱名称及其内涵，中医古籍中“霍乱”比较广泛的含意渐渐隐去。

根据这一内涵可以认为，第一部中医防治霍乱专著应为徐子默所著、刊行于1845年的《吊脚痧方论》。由于古籍中的疫病流行记录多比较模糊，一般认为，霍乱于1817-1820年首次由印度传入中国。近代以前的六次世界霍乱大流行，均波及到中国，且为害甚烈。近代中医为防治霍乱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病因病机认识上，众医家各抒己见，早期多集中在寒热之争上，20世纪前后，随着西方科学对霍乱致病因素研究的进展，近代中医在坚持原有病因病机学说的同时，逐渐接受了西医的细菌学说，并将之与中医相关内容进行沟通融合。

对霍乱的诊断，近代早期医家多根据主要症状及流行诊断霍乱，出现了比较有特色的霍乱舌诊图。接触西学后，部分中医仍坚持用传统的四诊方法，但也有部分中医中西台参，逐渐接受西医诊断学知识，并将其运用到霍乱的诊断中，丰富了中医疫病诊断的内容。

由于对霍乱病因病机的认识不同，对霍乱的治疗，温通、泄热、解毒、芳开等法，皆有应用。对霍乱的外治法，如针刺、艾灸、膏贴、刮痧及放痧疗法等，多有探讨，丰富了中医疫病治疗学的内容。20世纪后，一些医家逐渐肯定西医盐水注射法治疗霍乱的作用。认为中医应取西医之长，开始在临床上合用中西药治疗霍乱。

近代中医预防霍乱，早期多从衣食住行方面考虑，在认识到霍乱由霍乱弧菌传染之后，对霍乱的预防、则更加强调饮食、环境等清洁卫生的重要性。许多史实均证明了近代中医为抗击霍乱而作出的重要贡献。如1888年苏北地区霍乱流行，在当地士绅和知名中医的倡导下，民办兴化实济局开局，众中医轮流施诊，救治霍乱患者万余人。1919年廊坊霍乱盛行，京师警厅外城官医院中医长杨浩如、医员陈世珍、张汉卿等，于廊坊设临时施诊处抢救霍乱患者。1921年上海神州医院设立时疫医院，兼采中西两法治疗霍乱。1945年成都霍乱流行，四川省医药学术研究会在受歧视、压制的不利环境中，奋起争取霍乱防治权，积极抗击霍乱。还有无数医家如冉雪峰、张锡纯、刘复、范文甫、祝味菊等，或创新方，或办时疫医院，以多种方式防治霍乱。

3. 近代中医对白喉的防治

一般认为，张善吾著于1864年的《时疫白喉捷要》，是第一部讲“白喉”命名的白喉专著。近代医家于1880年左右，统一白喉病名。早期多认为白喉由厉气、燥邪、煤毒所致，后期医家融会新知，逐渐认识到白喉是由于感染白喉杆菌而起。

对白喉的诊断，主要依据症状进行，随着经验的积累，并吸收部分西医知识，民国时期医家对白喉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已比较清晰。一些医家如曹炳章等人，还将西医的一些诊断器械如撑嘴钳、压舌片、探喉镜等，运用到白喉诊断中。

在继承古人论治白喉经验基础上，近代众多医家对白喉的治疗，产生了许多不同看法。有主张清凉滋润养阴者，以陈雨春、张善吾等为代表。张绍修在陈雨春经验基础上，创除瘟化毒散、神功辟邪散、神仙活命汤、龙虎二仙汤和雄黄解毒丸等方，辨证治疗白喉。主张忌表者，以耐修子、刘昌祁等为代表，基本上宗郑宏纲父子所立之养阴清肺汤和张善吾所立方剂。由于耐修子过分强调“忌表”，且其书流行广泛，随后出现了一大批反对忌表的医家，以张采田、恽铁樵最具代表性。张采田认为败毒清火为白喉正治之法，恽铁樵、陆渊雷、施今墨等人，较推崇麻杏石甘汤。黄维翰等人，认为白喉有寒有热，应随证治之，不强调忌升忌表。1891年，白喉血清被应用于临床治疗，部分接触西医学较早的医家如陈根儒，在1896年就指出，可采用西法用血清治疗白喉，对新知识的接受相当敏锐。此后，曹炳章、杨熙龄、朱振声、陆渊雷、时选人、施今墨等人，也多认为在用中医药治疗白喉的同时，可兼采西医血清疗法，以提高疗效。关于白喉治法的诸多探讨和争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近代医家积极抗击白喉的证明。

对白喉的预防，早期医家多从顾护人体正气的角度论述节饮食、慎起居等养生之道，以防喉患于未然。此外，由于部分医家认为白喉与北地燃煤取暖有密切关系，比较强调远离煤气、保持室内通风等在预防白喉中的重要性。

4. 近代中医对烂喉丹痧的防治

以陈耕道的《疫痧草》和程永培的《咽喉经验秘传・丹痧经验阐解》等书为代表的古代烂喉丹痧著作，表明古人对此病的认识已相当丰富。因此，近代医家对该病的论治，更多表现在继承古人经验方面，但也稍有进步。

在病名认识上，近代医家仍多沿用烂喉丹痧、烂喉痧等名称，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病名，如痲证、痧喉、喉痧、疫喉痧、猩红热等病名。其中喉痧、猩红热等名词，应用较广。多数接受西医知识较多的医家如张锡纯、何廉臣、施今墨、钱今阳等人，认为烂喉丹痧和猩红热之名可以通用，但汪逢春等人则持审慎态度。

近代医家从多方面认识该病的病因病机。早期多继承古代医家认识，认为此病系疫疠之毒，通过口鼻吸受，侵犯肺胃而出现发痧、烂喉等症状，具有强烈的传染性。部分医家对该病与日渐变化着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后期对西医相关学说有一定认识后，进行比较，认为中西说法不同，实质则一。

在诊断方面，大多数医家仍根据疫病流行及症状表现进行诊断。比较明显的进步是一部分医家开始将烂喉丹痧与白喉、麻疹等疾病区分开来，这样就比较有利于准确有效地治疗疫病。

对烂喉丹痧的治疗，主要是继承古人如陈耕道、程永培治疗此病的经验。强调治疗烂喉丹痧，以畅汗为第一要义，不可早用寒凉。近代论治该病较有经验的医家主要有王德森、夏春农、程镜宇、曹心怡、丁甘仁、何廉臣、杨熙龄等人。

丁甘仁在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将治疗该病方剂分为内服方、吹药方、外贴药方、敷药方四类，其中多首内服方如解肌透痧汤、加减麻杏石甘汤、加减升麻葛根汤、加减黑膏汤、凉营清气汤、败毒汤、加减竹叶石膏汤等，均为丁氏自订，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由于对烂喉丹痧与白喉等病的鉴别诊断较为明确，此病的治疗效果也逐渐提高。

对该病的预防，早期医家多采用药物预防等法，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内容也较为简单。20世纪以后的医家，对该病的预防，渐趋完善。曹炳章的“喉痧证治要略》较具代表性。书中分医生预防、平时预防、临病预防三类，中西预防之法兼采，详细论述了该病的预防方法。

5. 近代中医对痰痉的认识和防治

疫痉，属中医痉病范围，但在古代甚至是民国以前，此病流行的记录较少。1918年后，此病多次流行于江浙一带，面对这一较新的疫病，当时许多中医纷纷投入到对此病的研究中，在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得出一定的结论。这一时期诸位中医对此病进行的积极求索，具有一定创新意义。

近代中医大都认为疫痉与古籍所载痉病有相同处，不同点是该病具有流行性，于是出现了痉瘟、伏瘟、疫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急头风等病名。1929年上海此病流行甚剧，神州医药会组织全国医家通过信函、座谈会等方式讨论该病。认为该病有角弓反张症状为痉，但痉病不传染，传染者当为疫痉。多数医家认同了疫痉这一名称，并将该病名与西医“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并论。1932年严苍山作《疫痉家庭自疗集》，同时鉴于社会妇孺几乎皆知西医脑膜炎之名，又将该书称为《脑膜炎家庭自疗集》。也有一些医家如陆渊雷、施今墨等人，认为可以直接用“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名称，但几乎无响应者。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医确定疫痉病名，也是在面临西医冲击时，为捍卫自身学术地位而作出的努力。

对于此病的病因病机，部分医家坚持用中医传统理论去论述，譬如蒋璧山、张生甫认为疫痉属伏气为病，顾允若认为其为温毒所致等。多数医家都认识到此病多在冬春季节流行，与时令失常关系密切。部分医家如恽铁樵、时逸人、陆渊雷等人，运用中医学说认识病因病机的同时，接受西医病原学观点，认为该病系感染脑膜炎双球菌而发的急性传染病。

对疫痉的诊断，多根据其症状及流行性等特点进行。譬如上海神州医学会组织医家讨论症状结果为，初起则形寒身热，头痛如劈，四肢酸麻，烦闷呕恶，有汗或无汗，渐重则项强抽搐、角弓反张、神识不清、目赤直视、口噤妄语，最后则项强反张益甚，唇焦舌黑，或四肢厥冷，或狂躁不宁，或痰鸣气喘，或隐见红斑，或满口糜腐。部分医家则结合西医诊断学知识，诊断此病，并对之进行分型。如刘裁吾将此病分为最急性痉病、亚急性痉病、续发性痉病三种。

在治疗疫痉方面，当时西医鲜有疗法，用治此病的血清，昂贵且不易得。这种状况为中医救治此病提供了广阔舞台。众医家见仁见智，在继承古人治疫经验的基础上，多有发明。如恽铁樵发明安脑丸，严苍山根据其在上海四明医院救治多名疫痉患者的经验，运用葛根汤加减治疗的同时，新订十多首有效方剂如葛根栀豉汤、羚羊舒痉汤、犀羚解毒汤、菊花达巅饮、羚羊熄风汤等。为便利病家，严氏还发明了严氏疫痉万灵散，配制后赠服患者，效果良好。秦伯未自制平痉解疫汤、疫痉解毒汤，任养和则采取针药结合的方法治疗疫痉等。总之，诸位中医拟新方，创新药，进行具有创新性质的可贵探索，为有效地治疗疫痉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疫痉的预防，比较重视摄生及药物预防。有的医家如刘裁吾等人，对于西医的隔离等预防措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这一时期的医家也比较注意及时总结经验，著书立说，出现了一些疫痉专著。较早的是蒋璧山所作、刊行于1923年的《伏瘟证治实验谈》。1932年，严苍山作《疫痉家庭自疗集》。这两本书皆为著作者治疫痉的经验总结，具有重要临床意义。1935年，沈清朗辑《脑膜炎新书》，收录了疫痉流行期间众医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讨论此病的文章，较为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20-30年代的诸多中医积极探讨疫痉的情况。也是在1935年，刘裁吾作《痉病与脑膜炎全书》，衷中参西，从多方面论述痉病，书中对西医相关知识的评论稍嫌偏激。此外，一些综合性医著中也散见有探讨疫痉的内容。

6. 讨论与结语

通过对中医近代防治重大疫病史的考察，可以看出近代中医防治疫病深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疫病丛生的近代社会为中医防治疫病提出了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也对中医防治疫病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医对疫病的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各方面的认识，多打上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印记。正是由于受西方文化及西医学影响程度的不同，近代中医对重大疫病的认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大致可以分清末和民国两个阶段。但无论在哪一个阶段，近代中医始终是防治疫病的重要力量。

总之，在内忧外患、疫病丛生、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和融合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近代中医在坚持自身学术理论发展的同时，不断地融会新知，为防治重大疫病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