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NASA总部的总工程师扎卡里·皮尔特勒（Zachary Pirtle）博士与合作者发表了一篇题为“创新从何而来”的文章[1]。这篇文章将已经几乎被人遗忘的50年前闻名的创新来源案例研究重新带回人们的视线，一个由美国国防部内部开展的称为Project Hindsight的项目。该项目早在1963年8月就已经启动[2]，其主要目的是针对二战结束至1962年期间开发的20种主要武器系统，衡量其科技投入的成本效益并提出改善科研管理方法的建议。项目由国防部国防研究与工程办公室副主任谢尔温·查尔默斯（Sherwin Chalmers）推动，项目规划方面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雷蒙德·伊森森（Raymond Isenson）主要负责。每种武器系统的研究团队大约5人，整个项目成员既有军方内部工程师，也包括来自西北大学和MIT的管理领域学者。项目的中期报告于1966年6月发布[3]，彼时已耗费40人年。该项目报告的最终版于1969年10月发布[4]，巧的是这一年7月NASA的阿波罗11号登月舱在月球表面成功着陆。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肯尼迪总统的时代，政府的研发财政支出年增长率远超GDP增长率。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研发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5.1%，在肯尼迪执政时期为16.6%。而到了约翰逊执政时期（始于1963年11月）仅为3%，甚至低于生活成本的上升[5]。可以想象美国国防部需要“学会过紧日子”，这应该就是Project Hindsight的大背景。该项目从中期报告到最终报告历时三年多的时间，原因是该项目中期报告的结论掀起了一场激烈争论。其中期报告的结论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对创新的贡献甚微。具体来讲，研究团队对每种武器系统进行分解并识别其创新，向后追溯20年时间，确定其每一创新的关键“研究和探索性开发（Research and Exploratory Development，简称RXD）事件”，并将RXD事件分为科学、技术和工程三大类。在所有确定的710件RXD事件中，9%的贡献归于科学类事件，91% 归于技术类事件。而上述9%的科学类事件中，6.7%为国防需求驱动，归为应用科学；2%为商业（非国防）需求驱动，也归为应用科学；只有0.3%为非直接指向的科学[6]。这一结论对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肯尼迪总统时代“大手大脚”花钱的科技界无疑是一声惊雷，尤其是在转向“过紧日子”的关键时期。更具争议的是该结论挑战了当时人们对创新源头的认知，即二战结束以来为科技界奉为圭臬的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创新线性模型。

于是，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政府、学界和工业界针对基础科学对创新的影响，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以及创新流程等深层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调查[7]，其中包括美国国会[8]、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9]、国家科学基金会（NSF）[10]、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Air Forc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11]等资助与监管机构，也包括IEEE、哈佛大学、MIT、斯坦福大学、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研究院（IITRI）以及西电公司、陶氏化学公司[12]、GE等学术机构和行业龙头企业。同期，英国也开展了类似的大规模调查研究。针对美国上述调查的不足之处，英国的调查扩大了规模并兼顾了创新的成功与失败案例。例如英国科学政策委员会（Council for Scientific Policy）支持的WFK（Wealth from Knowledge ）小组针对1966年和1967年共84项英国企业女王奖（Queen’s Awards）获得奖项开展技术创新案例分析[13]，英国科学研究理事会（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设立SAPPHO项目[14]，分两期共72对成功创新与非成功创新案例进行对比分析[15]。正是在这几年里，许多西方国家开始迈出了对科学进行规划的第一步[16]。

在Project Hindsight引发的关于创新源头的大调查和大辩论中，美国科学界与国防部和国会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科学界的最初反应自然是质疑，其中最强烈的批评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1967年，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委托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研究院（IITRI）开展了TRACES（Technology in Retrospect and Critical Events in Science）项目，对Project Hindsight的中期报告结论进行反击，得了出相反的结论，但是得出结论的方式也遭受质疑。其后，国家科学基金会委托Battelle实验室进行调查研究，其结论却介于Project Hindsight和TRACES之间，如果不是更靠近Project Hindsight结论的话[17]。总而言之，科学界不喜欢Project Hindsight的结论。截至2019年底，查尔默斯和伊森森1967年在《科学》上发表的项目总结文章[18]被引用了270多次，而批评其结论的一篇文章[19]被引用了近1800次。尽管迫于压力，1969年10月发布的Project Hindsight最终报告修改了措辞，但是美国国会于1969年11月通过了由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提出的曼斯菲尔德修正案（Mansfield Amendment），要求国防部仅对那些“直接与具体军队职能或行动有明显关系”的项目提供支持。1970年代中期，DARPA局长乔治•海尔迈耶（George Heilmeier）启用“海尔迈耶问题（Heilmeier Catechism）” 决定研究经费的分配，并一直为DARPA沿用[20]。

2004年，美国陆军小范围再次开展Project Hindsight（Project Hindsight Revisited），调查覆盖了四个陆军武器系统：艾布拉姆斯（Abrams）主战坦克、阿帕奇（Apache）攻击直升机、毒刺（Stinger）防空导弹与标枪（Javelin）反坦克导弹。项目由曾任陆军研究实验室主任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院长的约翰·莱昂斯（John Lyons）教授、曾任陆军装备司令部首席科学家及陆军研究和实验室管理部主任的理查德·夏泰（Richard Chait）教授等负责。其主要结论与1969年10月发布的Project Hindsight最终报告的结论大致相同[21]。但是这一次的调查没有像1960年代那次一样成为各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焦点，因为经过40年的时间，人们已经在什么是基础研究、什么是创新、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