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年来雾霾、水污染等环境问题频发，人们逐渐意识到工业文明的局限性，有识之士开始提倡不同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之路。作为与数理、控制实验、数值模拟并列的自然科学四大传统之一，博物传统在科学界式微之际，却越来越受到普通人的关注与热爱。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可谓中国博物学热的主要推手，其所主持的“博物学文化丛书”推出了不少颇受好评的书籍（如《纳博科夫的蝴蝶》《自然神学十二讲》等），最近出版的《博物学四讲》乃是《自然神学十二讲》的姐妹篇。该书篇幅不大，清楚地阐释了博物学的价值与功能。

《博物学四讲》的作者查德伯恩（1823—1883年）是一位活跃于19世纪美国的博物学家与教育家，曾任威廉姆斯学院、威斯康辛大学等院校校长。查德伯恩出身寒微，早年做过药剂师学徒，后就读于威廉姆斯学院。他原打算成为一名牧师，在几经波折后幸运地成为威廉姆斯学院的博物学教授。任教于威廉姆斯学院期间，他撰写了《博物学四讲》一书，并于1860年出版。

也许有人疑惑，作为一部写于150年前的老书，书中所探讨的问题及其论证是否已经完全过时了呢？此书系由查德伯恩的授课讲义而来，他指出博物学的定义、博物学家的作用等等，虽在具体知识上或有差错，但对博物学的价值、功能的辩护则依然有力。

面对“用钱来衡量一切”的美国人，查德伯恩从智慧、品味、财富、信仰4个方面出发来表明博物学的价值绝非金钱回报可以估量。查德伯恩之所以从这4个方面展开辩护，绝非随意为之，而是有深厚的宗教背景。

作为自然神学传统的拥护者，查德伯恩的世界观以及对于人在其中的位置是由基督教传统所塑造的。而他所预设的读者和他共享着相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本书中所洋溢的自然神学色彩或许会让一部分中国读者觉得不合时宜，然而在20世纪之前，自然神学与博物学在西方确实存在共生关系，几乎无法抛开基督教的背景谈论博物学在西方的发展。即使在进化论出现后，自然神学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占据着主流文化的地位。因此，在《物种起源》出现后第2年出版的《博物学四讲》依然借助自然神学为博物学辩护。对查德伯恩而言，博物学所探究的自然乃是上帝的创造，对自然的探究也是与上帝的畅谈。

博物学对于矿物、植物、动物的探究需要人们训练自身的感官和理性能力，能为脑力的发展和训练提供更好的机会。博物学有助于人们认识自然的种种形态及其万千变化，发现蕴涵其中的自然秩序。自然是一部永远打开的书籍，等待着人们去阅读。它也许不能带来金钱，却能给人带来金钱所换不来的愉悦。查德伯恩指出，就对人的教育效果而言，博物学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更能透过对一草一木的观察而体悟到自然的无言之美。“当洪堡发现它（地衣）低垂的孢蒴上最微小的特征时，这种美就像在宇宙和声中发现了一个新的音符一般妙不可言”。

对自然之美的欣赏正是查德伯恩所谓品味的一部分。智慧如大树，品味则是沿树生长的藤蔓与花朵，给人以美的享受。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品味常常被社会漠视和忽略。对于任何精神创造活动而言，品味乃是创造的前提。博物学可以唤醒人们对美的理解和鉴赏能力，宝石的晶莹、花草的芬芳、鸟儿的鸣叫都是大自然提供的一场场感官盛宴。美国园艺学家唐宁有言：“个人品味以至于民族品味都将直接与其鉴赏自然风景之美的精微敏感程度成正比。”博物学正是普通人提升自身品味的最佳途径。在大自然这所开放的“学校”里，只要花些心思研究其中的一件事物，你就会打开一个闻所未闻的新世界。经过陶冶的品味可以给人带来无穷的快乐。

在博物学与财富这部分中，查德伯恩主要通过矿物学、鱼类学、昆虫学等为例阐明了博物学在财富增长中作用。他批判了当时人对农业的鄙夷，并且指出了赋予农业劳动以尊严和魅力的方式：思考使劳动更高贵。如果将农业理解为博物学的应用，无疑将极大地提升其地位。当劳作的对象成为思考的对象，田野既是劳作之处，也是思考之所。查德伯恩对于博物学和农业关系的思考在今天依然富有生命力。

博物学与宗教的论述贯穿于《博物学四讲》全书之中，尤其集中于“博物学与信仰”部分。查德伯恩认为相比于人类本性方面的证据，自然方面的证据更有力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他以蜜蜂、胡蜂、大黄蜂为例，提及它们在筑巢时选择了不同的材料和几何形状，以满足其需求，自然中的这些选择都是展现最高智慧的证据。为了令这些证据更加令人信服，需要以正确的方式研究自然——深入田野而不是依靠书本。同时，为了更好地描述自然设计的丰硕成果，必须亲身感受大自然的宏伟。

那么，查德伯恩在19世纪60年代为博物学所作的辩护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有何启发呢？抛开浓厚的神学背景，查德伯恩所揭示的博物学在思维锻炼、陶冶情操等方面的价值不仅未过时，在机械论、还原论大行其道的今天反而愈发显示出博物学的宝贵。虽然博物学早已退出财富创造领域，在青山绿水成为稀缺资源的今日，博物活动正是对于以金钱衡量一切的价值观的反叛，它试图走出一条真正的生态文明之路。

(责任编辑 王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