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导演郑琼拍了一部纪录片《出·路》，跟踪拍摄了农村女孩、小镇复读青年、北京女孩的人生七年。片子主要讲了他们读书的故事，让人看到三个阶层的孩子，教育是如何影响命运的，也显示了不同阶层人生活的某些侧面。

农村女孩马百娟来自甘肃会宁，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那里严重缺水，听说人一生只洗两次澡（出生和去世）。马百娟一家人挤在昏暗的窑洞里生活，全年生活费不超过50块。她12岁才上学，进了那里唯一的学校——只有2个教师、5个孩子，课间活动的地方尘土飞扬，她热爱读书，却15岁就退学了，16岁嫁给了表哥。在那么封闭的环境下，马百娟长期接受的观念即——嫁人是唯一出路。

上两图：马百娟放学后，和家人一起收糜谷

小镇复读生徐佳是农民工的后代，父母觉得吃了没文化的亏，趴在地上也要让他上学。徐佳复读三次后终于考上湖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几经辗转，把自己“卖给”了一家电力公司，至今没离开，后来终于在武汉成家，并有了房车，总算挤进了城市中产的队伍。

而北京女孩袁晗寒则仿佛跟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空，父亲曾经从事房地产，母亲是一个知名节目的总导演，她从小上的是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中学。但这些她也可以很轻易放弃，没什么代价。17岁，因为留级，从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央美附中辍学，到处转悠写生、鼓捣开酒吧，只是完全随心所欲的生活并没有使她安心，反而很恐慌自己没事干，而且让她更恐慌的是，这种没事干会一直持续下去……2012年她到德国杜塞尔多夫读艺术方向的硕士。2015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喜欢就好。

看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想到了“阶层固化”“贫富差距”之类的词语。有人甚至说，“投胎决定后面的一切”。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徐佳奋斗的终点，还远未低达袁晗寒的起点；马同学则连奋斗的选择都没有。但我从中还是看到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教育仍然是打破阶层、促进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片中的小镇复读青年徐佳毕竟还是通过教育改变了自身的阶层；而即使是作为有资本的袁晗寒，最后仍然选择攻读艺术类的硕士。也就是说，阶层地位有一定的继承性，这个继承性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通过教育这个中介变量来实现。对于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及贫困地区的民众来说，教育即使不是唯一出路，但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当然，我说的教育是广义的，包括高等院校，更包括职业院校，通过教育培养各种技能、扩阔视野格局等。媒体也不应以偏概全大肆报道“阶层固化”，以免误导落后地区的父母，使其觉得自己孩子没有希望突破阶层，就早早让孩子辍学打工，从事没有技术含量的流水线工作，断送孩子的前程。

第二，各个阶层都有其困局。马百娟想上学，徐佳想考上好大学，而袁晗寒想对抗“无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局，都在自己的寒风中瑟瑟发抖。说这个比那个痛苦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导演郑琼说的，她不是想表达社会的隔阂，而是想达到一种融合。当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不总是披着社会外衣的时候，才有可能达到一种融合。也就是说，如何让每一个都活得有尊严，而不是只论成败、只论输赢。

不少发达国家，工作并没有等级之分，学历和收入并不存在强相关关系，政府也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每个个体，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能活得尊严体面，有匠人精神。反观我们，在这方面还大有改善的空间。一是要鼓励社会分工，造就各级各类人才。社会分工是客观需要，既需要做研究的，也需要搞清洁的，既需要指挥的，也需要执行的。各行各业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各门各类的劳动者都值得尊重，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而非“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二是打破权力文化给人的枷锁。刘震云在《我叫刘跃进》有形象的描述，刘跃进地位低时，舌头好像被压着，不会说伶俐话，话挤扁了也挤不进人家的谈话。他就想着，等有钱了、地位提高了就能舌底生风、妙语连珠了，那时也不用挤，人家会主动听他说。从一个侧面反映权力文化对人的影响，看地位而非看内容。但其实“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地位高不代表就对，地位低就不代表不懂，在一个只以成败论英雄的社会，人人都有可能是输家。

所以我觉得打破阶层固化固然重要，但阶层已经是客观存在，总是宣传“阶层固化”也有误导作用，问题的关键还是要让每个生命都能有尊严地活着。就像袁枚那首小诗写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