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一个“老九院人”心中的朱光亚形象
|||
一个“老九院人”心中的朱光亚形象
—揭秘朱光亚与我相关的不为人鲜知的事情
张锁春
2011年2月26日中央电视台晚八点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发布的一条消息让我惊呆了！在“九院”这块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我们熟悉的“九院老领导”、深受大家敬重和爱戴的“两弹”(原子弹、氢弹)元勋之一的朱光亚同志在上午10时3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了，享年87岁(1924.12.25—2011.2.26)。又一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陨落，噩耗使我们心中感到十分悲痛！真无奈人无法拒抗自然规律。 考虑到自身年老等的条件，不便亲自去朱光亚家中设的灵堂吊唁或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不必免强自己去追求外表的瞬间效应，而注重实在的持久的最佳效果。作为一位“老九院人”，除了在心中默默寄托哀思外，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手中的笔，写篇文章来抒发情怀，透过字里行间来表达对朱光亚先生去逝的一种缅怀！纪念！
(一) 表白
所谓“九院”，是指“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的简称。作为背景资料，对“九院”的整个历史演变过程先稍作如下的说明：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我国建设原子能工业。1956年11月16日，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国务院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钱三强为副部长，主持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1958年1日8日，三机部成立九局，专门负责核武器的研制和基地建设工作。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李觉少将任局长，吴际霖、郭英会任副局长。加上一位保卫处长杨冠青和一位俄语翻译朱少华，九局开始仅5个人。2月11日第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决定，将三机部改名为二机部。
1958年7月15日，九局决定先在北京地区建立一个过渡性机构，准备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有关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以及调集、培训技术人员，定名为北京九所(即通常所说“二机部第九研究所”)。8月，34岁的邓稼先经钱三强推荐，奉命担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而调进九所。北京九所是10月28日正式启用公章的，当时“局”和“所”是合一的，李觉是九局局长，又是九所所长。
1959年6月20日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二机部不得不遵循中央精神重新部署，在积极创造条件加速221基地建设的同时，把开展科研工作的重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放在北京九所进行。7月1日经钱三强推荐，调35岁的朱光亚出任九所副所长，专门负责抓科技组织和协调工作。
1960年1月，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调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秦元勋、周毓麟等105名高中级技术骨干加入核武器研制队伍。郭永怀和程开甲出任九所副所长。1960年10月，九所调整，一室(即理论部的前身)成立，室主任是邓稼先，副主任是何桂莲、秦元勋、周毓麟。
1961年4月4日，王淦昌和彭桓武调入九所任副所长。至此，为了加强九所核武器研制与试验力量，从苏联人撒走专家后不长的时间里，配备了五个技术副所长，即朱光亚(抓科研总管)、郭永怀(抓设计)、王淦昌(抓实验)、彭桓武(抓理论)、程开甲(抓试验)。程开甲在1962年初又被国防科委派去组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即21基地)。1961年5月周光召调入九所，任一室第一副主任，协助邓稼先主任抓科研组织管理工作。
1962年10月，经中央再次批准增调张兴钤、方正知、黄国光等126名高中级工程技术人员加入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6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的15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负责实施和协调我国核武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事宜。
1963年1月6日，为适应九所工作进展的需要和221基地建设初俱规模，九所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科研人员陆续迁往青海221厂，即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九院的大本营)。
1964年2月18日，九局、九所一并撤销，升格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下设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生产部。李觉任院长，原九所副所长任命为副院长。原一室成为理论部，部主任是邓稼先，第一副主任是周光亚，副主任还有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桂莲等人。院机关、理论部和对外协作部门仍设在北京九所的旧址内，对外仍称“北京九所”。
所谓“老九院人”是指前后参与我国首颗原子弹和首颗氢弹研制、制造和试验过程的“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的全体参战人员。
(二) “瓶颈口”
当今是信息时代，网络快捷，信息灵通。只要上网点击“朱光亚”的名字，有关朱光亚先生的相关信息、文章、和图片等都一目了然地呈现在眼前。尤其是《百度百科》对朱光亚先生的光辉一生，经历、贡献、成就、甚至爱好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任何重复叙述都显得是多余的。惟一有价值的使人感兴趣的东西是在于揭露一些不为一般人至今未知的秘闻趣事，来更好地烘托出朱光亚先生做人做事的过人之处、可贵之处、伟大之处，令人学习之处。基于这一原则和精神，写点与自己切身经历有关朱光亚先生的事，从而可见到朱光亚先生的真实的平凡而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品德，是真正的科技帅才和知识分子的楷模。
朱光亚先生是九院科研组织和管理的总负责人，是组织和调动千万名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指挥官。他在我们“老九院人”心目中所处的地置相当特殊，担当的角色相当独特。“老九院人”私底下议论，达成普遍的共识，给他起一个绰号叫“瓶颈口”，我们的“咽喉”。因为通过他，既能把下面研究进展的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用极其通俗的语言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使在座的中央领导都能听懂弄明白，而九院、二机部上报中央的报告、规划等文件，大都出自他的手笔；又能把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指示和决策向下传达，并亲自制定出可操作的大纲，出谋划策、制定计划，任务分解、组织协调，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他将九院组织和协调成为理论、实验、设计、生产一条龙的综合体，创造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技术路线。他能使上情下达、下情上告，“咽喉”畅通，迅速及时。他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真是无人可替代。难怪“老师辈”的知名专家：钱三强认为他是“有本事的人”，王淦昌夸他“真了不起”；彭桓武评价他“细致安排争好省，全盘计划善沟通，周旋内外现玲珑”；程开甲称赞他“深思熟虑，把握航道”；上级领导刘杰、李觉赞扬他是“杰出的科技帅才”；甚至连好友李政道也评价说他是“两弹”研制中 的“科技众帅之帅”。
(三) 朱光亚副院长亲自给我们下达计算任务
我是九院理论部里最基层的一名普通的数学工作者，负责编制程序，上计算机计算物理模型，与搞物理和搞力学的同志一道探索核武器装置的演变规律。与朱光亚副院长等首长在一起，虽然都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但他必竟是院级领导，与我中间相隔还有所级(理论部)领导、研究室领导、研究组领导、课题组领导，一般情况下是很难有与首长直接接触的机会，破天荒的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的1966年下半年，“非常特殊时期”才出现的由朱副院长亲自出面给我们布置计算任务的事件，由此可见当时单位各级领导巳瘫痪、正常秩序打破巳混乱到何种程度了。不得不把事件发生的前后情况多说几句。
时光追溯到“突破氢弹原理”的1965年和“氢弹原理试验”的1966年。1965年元月初，于敏同志率领他在原子能所作“氢弹预研”的大部分同志调入九所，被任命为理论部的副主任。他在9月底随十三室同志去上海华东计算所突击计算一批模型，参与计算结果数据分析，探索氢弹的基本物理规律。11月5日于敏提出了新的设计思想，从原理、材料、构形三要素出发，抓住氢弹原理突破的“牛鼻子”。之后，全所上下组织力量论证，在朱光亚、彭桓武副院长亲自参加下，周光召在北京坐镇组织协调，邓稼先“三下上海”，穿梭在北京与上海之间，经过约“一百天”共同奋斗，终于在1965年底提出利用原子弹来引爆氢弹的新的理论方案。
1966年初，在221厂由吴际霖副院长主持召开的九院1966-1967两年科学研究规划会议上，二机部刘西尧副部长当机立断拍板：“突破氢弹，两手准备，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方针。为实现这一方案，决定组织三次核试验。采纳彭桓武先生提出的利用现有的部件和成熟技术，先用塔爆方式力争在1966年内进行小当量的氢弹原理试验，以检验新原理的可行性。因此1966年的任务特别繁重艰巨，是决战之年。全院上下立即行动起来，打破常规，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生产部都并行同时行动，交叉作业，争分夺秒。1966年2月1日理论部下达1966年的任务。3月4日邓稼先主任给我所在“蒙特卡罗方法”组布置任务，要求在几个月时间内编制出一个能计算“物质流动”和反映“二维效应”的实用新程序，可用于“氢弹原理试验模型”(代号“629”)的计算。我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终于到6月底完成程序编制、调试，拿出一个可用于实战的“切片程序”。
6月1日开始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6月11日九院的221厂贴出第一批大字报，6月15日北京九所的“三号院”内贴满大字报，命令在上海出差的同志必须在6月20日前全部撒回北京搞运动，6月25日李井平等四人从221回京上告中央消息传开，涉及部、院一级领导问题。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形势变化迅速，未事料所及。领导靠边站，专家受批判。无法正常抓生产，眼看着国家任务要受冲击。时间到了1966年10月23日这一天，朱光亚副院长亲自出马，一竿子插到底，亲自给我们布置一个突击计算任务，即计算“629”型号任务的定案模型，交代讲清楚一定要计算出结果来，否则要影响到整个任务的完成。时间确实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年底前要试验，到今还没有一个最后定案模型的完整数据提供出来，试验前一连串任务无法去落实。此时院里也只有朱光亚一人敢于专心致致抓任务落实，既没有人给他贴大字报炮轰他，也没有人要揪出他批斗他。他给我们布置完任务后马上就出差去我国第四次核试验现场了，真是忙得不可开交。要知道郭英会副院长等领导去试验现场是得到造反派批准同意后才放行的。几天后，10月27日在我国本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后就组建了我国的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当我们接到计算任务后，立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手拿“红宝书”走进中科院计算所的119机机房，嘴里念着毛主席语录，小心谨慎地操作着控制台上的开关和铵钮。由我、雷光耀和赵金林三人分三班倒，连续计算20小时，圆满地完成 “629”定案模型的计算任务。
有力地支持了12月28日我国氢弹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更令我们高兴的是这次试验结果与我们的“切片程序”计算结果符合相当好。这是1967年1月18日周光召副主任来到上海，亲口对我们说的，鼓励我们好好干。那时我们正把北京119机上的“切片程序”移植到上海的J-501机上，用于我国首颗氢弹模型(代号“639”)的计算。在此顺便讲一句，令我自以为得意的是“639”的最后的定案模型的计算，也是由我在北京的119机上亲手完成的，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却都被我赶上了。1967年6月17日我国首颗氢弹成功爆炸，其结果又一次验证我们的“切片程序”计算的准确性！于敏副主任说过：“我国突破了氢弹，使我尤其高兴的是当时我们使用的计算方法精度不高，但是在几个关键物理量上，试验结果却与设计值十分符合。”
(四) 我们搭乘朱光亚的“专用飞机”回北京
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干扰，在中央专委和周总理亲自关怀下，为稳定核工业的局面，使核武器研制试验正常进行，从1967年3月至11月，中央就签发22份电报，其中周总理就签发了11份。为了确保不能乱就进一步采取措施，干脆从1967年5月15日至1973年7月，对二机部系统实行军事管制。不准串联、不准夺权、不准停产，进行正面教育。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决定二机部九院单独从1968年1月1日起归属国防科委领导，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系列，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819部队，直至1973年7月26日又重划归二机部。其间，1970年6月朱光亚高升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继续负责抓中国的核武器，适当兼顾其它方面。因工作需要，部队给朱光亚首长配备了“专用飞机”伊尔-18。故才有下面我们要说的 “搭乘专机”回京事件的发生。
那是1975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的第十七次试验，亦是我国进行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我有幸作为北京九所作业队成员之一，亲临试验现场。现场总指挥是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10月24日他在现场诗兴大发，特作诗一首“赠基地和参战诸同志”(见附注一)。每次核试验当然缺少不了朱光亚副主任，更何况地下核试验都是他一手亲自操办的。我们北京九所作业队的十多位同志是9月29日乘飞机飞往乌鲁木齐市。10月1日是国庆节，又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日，故是“双庆日”，到处红旗招展。我们在新疆办事处住一宿后，乘军车，在戈壁滩上崎岖不平的沙石路上行驶，沿路在兵站休息、吃饭。又在天山北鹿兵站住一宿，凌晨乘車翻越天山山脉，下午到达南鹿的马兰基地。在招待所住宿休整，之后就进入试验现场的“南山”。我们在两山中间的山拗平地扎营。去参观坑道，因是平洞试验，把一座山掏空，从洞口进去，坑道如“L”字形，直道约有500多米长，最端头有一个爆室。巷道里面布满测试仪器、电缆，到处都是屏蔽物。老专家王淦昌建议加强通风，谨防“氡气”中毒，尽被工程兵战士诬告为“活命哲学”，在洞口现场被批斗！我们亲眼在爆室观看被试爆的“原子弹”的安装全过程。10月27日试爆的那一天，我们撤退到安全的观察哨所，上午9点感到一震后，看到全山头的各个山缝里直往外冒白烟似的像“怒发冲冠”，真壮观、真有意思！。试验完后队伍撤至马兰基地，10月29日下午5点张爱萍主任召开庆功宴会。之后我们在马兰稍作休整几日，我有感而发，特写下“南山行”诗一首(见附注二)。朱光亚特来看望我们北京九所去的同志，因都是他的老部下，熟悉、相识、有亲切感。并告诉我们搭乘他的“专机”，随同他一起回北京的大好消息。我们当然十分高兴，拍手欢呼！可以免受返程时，再次遭受沿途折腾带来的劳累之苦。从心底里十分感谢老首长的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关怀。
附注一：张爱萍将军作的诗：“赠基地和参战诸同志”：
(一)
十年重返阳关道，
飞越祁连到马兰。
劝君共饮一杯酒，
故友重逢笑开颜。
(二)西江月
红日升，南山狮吼虎熊惊，
虎熊惊，地动山崩，欢声雷鸣。
苏修亡我不死心，
自投罗网定丧命，
定丧命，准备打仗，我们必胜。
附注二：张锁春作的诗：《南山行》
银燕徐降乌市坪，红旗招展亲人迎。
维汉共把双节庆，新疆处处气象新。
五百公里崎岖道，山峦起伏遍芨草。
戈壁滩上树景妙，更喜南山[1]风光好。
日出山顶月挂崖，灯光星星难分家。
两旁高山中山娃，半山腰中把营扎。
南山腹中卧长龙，亿万人民盼望动。
严肃认真不放松，万无一失责任重。
地龙下蛋天地动，怒发冲冠白烟浓。
扬眉吐气布天空，欢声雷鸣在山中。
故友重逢在马兰，主任[2]亲自贺喜来。
举杯共饮胜利酒，旧仇新恨不忘怀。
北熊亡我不死心，南狗爪地留深印。
狗叫狼嚎熊欲动，挖洞积粮练兵勤。
自力更生上上上，奋发图强干干干。
宏伟目标记心怀，不达目的心不甘！
[1]南山是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所在的山。[2]主任是国防科委张爱萍主任。
(五) 对“计算物理学科”和“计算物理学会”的特殊关怀
乍一看，感到奇怪，“计算物理”好像与朱光亚先生关系不大；若我将“计算物理”换成另一种通俗的表述—就是“核武器物理在计算机上的数值模拟”，这就与朱先生关系极大了。事实上，计算物理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研制原子弹时开创的，利用计算机对物理过程进行数值模拟计算，而且与计算机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胜似一对“孪生”兄弟。美国把原子弹和氢弹研制过程中使用的计算方法，去掉保密的部分，从1963年起连续编辑出版了《计算物理方法》丛书(17卷)，1966年创刊了《计算物理》杂志，1969年欧洲各国共同创刊《计算物理通讯》杂志。“计算物理”一词广为传开。显然欧美学者是对“计算物理”的视角是局限在“方法”层次，而把它提升到“学科”层次，则是由中国学者首先创导提出的。
那么怎么与朱光亚先生扯上关系的呢？一般人是不知其内在的因果，为了揭开这个“谜底”，不得不多说几句。
事实上，“九院”自1967年氢弹成功爆炸后，至1980年前这一段时期，经历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痛苦阶段。1969年战备搬迁，青海的221基地战略转移到大三线后方的四川902地区，清理人员去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和等待外调再分配。大批的业务骨干、科技人员、甚至各级领导都纷纷调离九院。仅以九院的原院领导为例：李觉院长升任二机部副部长，吴际霖副院长病逝了，郭英会副院长调任国防科委科技部长，抓业务的几位副院长是，朱光亚升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王淦昌回原子能所当所长和二机部副部长，彭桓武回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当名誉所长，郭永怀因飞机失事牺牲了，几乎一个未剩。再以九所即理论部的领导为例：仅留下邓稼先、于敏、周毓麟三位继续干下去，周光召调至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当所长，黄祖洽去北京师范大学低能物理所当所长，秦元勋回中科院数学所，江泽培回北京大学数学系。真是八仙过海，各奔前程。就像我这样最基层、既无关系又无路子可走的人，凭着自己的本领1978年考取国家首届硕士研究生也离开了九院九所。
其中理论部的原副主任秦元勋，在“两弹”研制过程中是专门负责抓数学、计算、计算机等方面组织管理工作的，他对“两弹”研制过程中，尤其是理论设计寸步离不开计算机上数值计算，这一点体会是最深切。因此他离开九所回到中科院数学所后，与华罗庚所长一道致力于我国的应用数学的发展，创建应用数学研究所，出任副所长等职。他将“两弹”研制过程中在计算机上使用的数学物理方程和计算方法等，去掉保密部分，提炼上升，首先倡导提出在中国建立和发展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计算物理学。用秦元勋的原话讲：《计算物理学是介于理论物理学和实验物理学之间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凡是局部、瞬时的物理规律巳知或被假定后，要求得大范围、长时间的物理规律，都可以借助现代高速大型计算机通过对物理过程进行数值模拟来获得。因此可形象地说：计算物理学是“用现代化的计算机工具武装起来的”理论物理学，和“由计算机输出的打印纸面上的”实验物理学》。秦元勋在1978年就写出《计算物理学概述》材料，奠定这一新学科的基础。同时招收研究生，培养专门人才。之后他大力普及推广、到处宣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1981年7-8月间在贵阳举办的全国《计算物理学》讲座，由他主讲。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代表有112人，会上立即要求组织起来，推动计算物理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成立了全国性的“计算物理学科联络组”。会后立即向国防科研、科学院、高等院校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发出邀请，得到广泛的响应。同年12月中旬，得到二机部一院的大力支持，在四川峨嵋山脚的“红珠山宾馆”召开“联络组”工作会议，确定筹建学会、筹备学术交流会与筹办杂志三项任务，“联络组”转换成“筹备组”，立即分工分头去行动，进行落实。
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筹建学会首先面临的是中国科协不再增批一级学会的禁令，必须要有一个一级学会肯接纳，成为它下设的二级学会；其次要财力支持和挂靠支撑单位。筹备组长秦元勋找到老领导原九院的副院长郭英会汇报，请求给予指导和支持。郭院长虽然他巳离开九院时任国防科委的科技部长，但他认为学会对九院、尤其对九所长期发展非常有利，相当搭建一个对外学术交流的舞台，是一件很好的事，应该给予支持。于是由他主动出面与原九院的副院长，时任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的王淦昌协商，王老认为挂在中国核学会下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使核学会下设的分会更整齐了，至今就缺一个与核科学计算有关的学会。这样就解决了“学会挂靠”的一道难题。郭英会又出面与原九院副院长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商量，长期负责抓九院的科研组织管理的他，又是物理出身的他，凭他明锐的战略家的眼光，马上意识到计算物理学科这一个新生事物，随着计算机的高速发展，它将在现代物理大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对国防研科非常重要，理应给予以扶持。大家都了解朱光亚先生办事一向小心谨慎，没有把握的事决不轻易表态。这次却破例痛快地答应，要与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商量，尽量给予财政上的一次性资助。于是计算物理学会筹备组在1982年1月18日正式向国防科委写报告，通过科技部长郭英会呈送给国防科委领导。张震寰、朱光亚等首长亲自作了批示，同意由国防科委拨专款三万元作为一次性资助，补贴出版《中国计算物理学报》起始阶段的经费不足和成立学会的开支。很快，2月26日就见到国防科委正式批文(见附注一)。剩下的问题是学会挂靠单位就比较简单了，由于当时九院、九所还不对外开放，学会先暂时挂靠在中科院应用数学所。从以上所述的经过可见，计算物理学会能如此快的顺利地成立是与三位已离开九院的原副院长“高端”运作分不开的，实际上是九院的老领导给九院以及离开九院的广大的计算物理工作者搭建的一个可广泛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但一般人是不知此内情的。
附注一：国防科委(1982)技一字第175号文件
经过半年多紧张的筹备，计算物理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一届全国计算物理学术交流会于1982年8月23日在北京西山空军招待所正式召开，时值中共“大二大”召开前夕，身为中央委员的朱光亚特腾出半天时间，亲自出席上午的开幕式，以表示对计算物理学会的支持。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国防科委、中科院、二机部九院、中国核学会、中国宇航学会以及其他兄弟学会、高等院校等单位的领导和知名专家学者，实到代表173人，可见附注二：年会开幕式全体同志合影。还专门看望到会的九院、九所的新老领导和到会的“老九院人”，可见附注三：与九院有关的同志合影。不仅如此，会后还接受学会顾问的聘请，可见附注四：计算物理学会顾问名单。大家都了解朱光亚的行事风格一向很低调，做实事不张扬，决不轻易挂名，破例接受学会顾问的聘书，足以表明计算物理学会，计算物理学科在他心中的地位和重视程度。
附注二：出席第一届年会开幕式的全体同志合影(1982.8.23)
前排坐者左起：江文华、李子平、符鸿源、李德元、唐孝威、郝柏林、袁兆鼎、何祚庥、俞玉森、吴祖炽、庄逢甘、秦元勋、彭桓武、赵访熊、王淦昌、朱光亚、任新民、潘 纯、卞荫贵、周光召、于 敏、黄 敦、吕应中、吴文达、李荣华、吴学谋、况蕙孙、吕广义
附注三：出席第一届年会开幕式与九院有关的同志合影
前排左起：包雪松、李德元、何祚庥、秦元勋、彭桓武、王淦昌、朱光亚、 周光召、于 敏、唐孝威、符鸿源、夏缓琴
中排左起：邓淑琴、杜书华、王世明、刘邦弟、李智伟、彭清泉、周杨杞、 刘成海、
王贻仁、张国平、刘恭樑、经荥清、张信威、张锁春、 李盈安、
后排左起：吴声昌、 何柏荣、朱森昌、邓国庆、张治畴、周振中、仉向善、常谦顺、
许林宝、孟昭利、常铁强、赵金林、沈乃万、雷光耀、蒋志
附注四：计算物理学会正式聘请的32位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敏、王大珩、王寿仁、王淦昌、卞荫贵、邓稼先、冯 康、朱光亚、吕应中、任新民、庄逢甘、宋 健、李 觉、李德元、何旭初、何祚床、张震寰、谷超豪、周光召、周毓麟、
胡祖炽、姜圣阶、赵访熊、徐传孝、徐桂芳、钱令希、钱伟长、郭英会、秦天真、程开甲、彭桓武、彭 纯。(1987年第二届年会上增补2位：杜家谣、虞福春)
计算物理学会成立当天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传播节目中播放开幕式的实况录相。大会闭幕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2年8月31日20点全国各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该台记者宋广礼写的新闻稿，内容见附注五。北京电视台于1982年9月5日播放了计算物理学会成立大会开幕式的实况录相。光明日报于1982年9月16日的《科技动态》专栏中报道“计算物理学会在京成立”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82年11月20日在《科学知识》节目里，专门邀请计算物理学会理事长秦元勋访谈“什么叫计算物理学”。一时在中华大地上刮起一阵“计算物理”的强劲的东风，传遍四方，引起对计算物理学科的广泛兴趣和普遍重视。
附注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2年8月31日20点全国各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
本台消息：我国已形成一支年轻的计算物理学科技队伍，这支队伍为我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人造卫星上天、远程运载火箭的发射以及石油开发等，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在北京举行了全国第一届计算物理学术交流会，会上宣读了一百多篇论文，其中70％以上是由我们党自己培养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提出的。这些论文反映了我国计算物理领域的最新成果，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计算物理学是以电子计算机为工具，应用数学的方法，解决物理问题的一门应用科学，广泛地应用在原子能、航天、航空、石油、气象以及水利等各个领域。
(本台记者：宋广礼)
1997年8月27日上午九时，在北京九所院内隆重举行计算物理学会第四届年会的开幕式，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院士应邀出席，另有13位院士赴会。因为是在九院九所，这是朱光亚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来到与自曾经共同战斗过的熟悉的人群中间，当然会十分高兴和激动。但当请他上台讲话时，又显出他的朴实本色，那样谦虚恭敬让，连连摆手表示不讲话，双手恭手祝大家身体健康！对学会年会召开表示祝贺！朱光亚先生一直关心我国计算物理事业的发展，对计算物理学会的创建和发展一直倾注厚爰。他能在百忙中亲自来参加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开幕式完后与代表集体合影(见附注六)后，就匆忙地离开了。学会自1982年成立以来的十五年中，有了蓬勃的发展。先后成立了7个专业委员会和6个地方分会，1984年9月创刊“计算物理”学报，1989年开始出版了《计算物理丛书》，1991年开始出版《科学与工程计算丛书》。从本届年会召开之日起，学会挂靠单位变更为北京九所，这样做是为了使计算物理学会、《计算物理》学报、计算物理开放实验室、国际计算物理中心，以及国内和国际计算物理学术会议的组织统一归口在北京九所，便于更好地组织和集中管理。九所成为我国计算物理学科发展的基地、大本营是众望所归，历任的九院领导、九所领导都对计算物理的发展给予特殊的关怀和有力支持！才有学会至今约30年的续持发展。在学会的推动下，计算物理学科在全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大学中普遍开设计算物理课程，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发挥的巨大作用也日益显见，遍地开花结果。
附注六：出席第四届年会开幕式全体代表合影(1997.8.27)
前排坐左起：张天元、孙光宇、李德元、李家明、石钟慈、黄 敦、潘 纯、陈能宽、于 敏、程开甲、王大珩、彭桓武、朱光亚、曾庆存、周毓麟、胡思得、符鸿源、严叔衡、林 群、孙锦山、杜祥婉、沈隆钧、张锁春、梁华湘、田东风
以上数段叙述的文字和图片是为了充分阐明朱光亚先生与计算物理学会的关系，体现对计算物理这一新学科的关爱和支持。却没有指明与我本人的相关性。实际上我能揭示其内在的因果性，已暗示表明与我的关联性。我与在九所工作过的其他三位老同事，在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后，成为导师秦元勋招收的“计算物理”专业的首届硕士研究生。三年后硕士生毕业就留在中科院应用数学所工作，跟随导师致力于使计算物理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本人一直辅佐导师筹建计算物理学会的成立，其中“跑腿”的实际联络工作都是我在做。像平安里“三座门”的国防科委办公大楼；像黄寺大街9号院内的朱光亚家、郭英会家和程开甲家；像“三里河”二机部办公大楼内的中国核学会办公室，等等，都留下我的足迹。学会成立后由我兼管学会日常工作长达20年，我学习朱光亚先生的优良品德和做人准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多做少说，淡泊名利，倾注我的大量心血和精力。我将学会发展的来龙去脉，全部是原始资料，原原本本地编著成一本书《中国计算物理学会发展20年(1982-2002)》。这是真实的历史见证，功过任人去评说。
(六) 难得一见的朱光亚的亲笔题字—“科学技术馆”
左起：吴声昌、常谦顺、张锁春、雷光耀(2001.10.15)
照片中映入眼帘清析可见的是朱光亚题的“科学技术馆”五个大字，这是九院的“科学技术馆”，位于四川绵阳科学城中。此时的九院对外是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的科研基地最初是在青海221厂，后来战略转移至四川902地区，经“839”工程，在绵阳市近郊涪江之畔，建成一座设施齐全、文明美丽的现代化科学城。作为一个“老九院人”，能在2001年有机会参加由九院科协主办的“计算物理学会绵阳会议”(即是2002年即将召开的计算物理学会第五届年会的预备会议)，会议期间安排参观“科学技术馆”和九院院部办公大楼。见到朱光亚先生亲笔题字倍加亲切，难得。我想：这肯定是朱光亚先生太热恋九院这片孕育他毕生事业成功的沃土了，才愿意破例留下这珍贵的墨宝，否则是很难求得到的。我们要尊重和理解朱光亚先生一贯的的行事风格！
(七) 结束语
我想引用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将军， 在2005年1月25日撰写的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文章，《“两弹”元勋科技帅才朱光亚》一文中的开头的几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朱光亚同志是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是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战线的一位卓越组织领导者，是一位才识与品行双馨的杰出科学家，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完稿于2011年3月8日，北京家中)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9480-420827.html
上一篇：真情告白
下一篇：陈景润的故事——揭开封尘30年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