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技术哲学领域，荷兰学派以具体技术为对象展开与经典路径不同的研究，其以物、具体技术为靶向，展开对物及物性、对伦理学的物的维度与人的维度的双重观照，展开对技术对人的调节、技术道德性的微观解读。这一切与后现代对新技术及其产品本身所具有的权利的深度思考、后现代对人的主体性或曰自我的呼唤、对现代伦理的忧虑、解构与重构等如影相随。

关键词： 荷兰学派 后现代 物 道德化技术

在对因科学技术发展所造就的现代性诟病的反思中，特别是新技术所彰显的新现象为后现代的兴起提供了强劲的原动力，同时也是对技术本质认知的一条有效路径。如海德格尔等基于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负面效应而展开批判式研究；德里达、利奥塔等基于技术作为知识的内生变量而展开对传统知识观的质疑；荷兰学派等从技术自身入手，展开对人、技术、世界关系的微观研究等。其中，荷兰学派[①]力图从破除传统的主客二分的视角，走出先验的理论模式，走向对非理论的物的探求，展开对具体技术的追问，突破主流伦理学的框架，从人与非人两个维度探究伦理问题，并将研究成果拓展到具体的技术过程之中。这一切与后现代对新技术及其产品本身所具有的权利的深度思考、后现代对人的主体性或曰自我的呼唤、对现代伦理的忧虑、解构与重构等如影相随。同时，这种走向具体技术、技术物的研究也凸显了后现代碎片式的分析方法。

一、基于经验转向的思忖：对悲观主义式宏大叙事的修正及超越之路的探求

汉斯·阿特胡斯指出有两种技术哲学，即经典的和经验的。荷兰学派认为：经典技术哲学有其缺陷，即该路径是以一种先验论的、单一的、基于异化理论而对物予以过于宏观的分析。因此，其在对经典技术哲学剖析的基础上，基于经验转向而展开对技术哲学的新的可行性路径的探究。

1.对经典技术哲学的批判与反思

菲利普·布瑞通过对经典路径的悲观主义态度、囿于技术决定论、因宏大叙事而导致的对技术本质探究的有效性缺乏以及不能对技术的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等的阐述，指出该路径

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第一个批评是指其描绘的技术图景是单方面否定和悲观的，对技术的正面关注微乎其微；第二，经典技术哲学倾向于一种决定论的现代技术形象，将现代技术视为无法阻止的、自主的力量。它将技术描绘为一种依据自身逻辑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带来内在的、必然的社会后果，且这种后果与其使用的情境无关；第三个批评是经典哲学太笼统和太抽象。在多数的研究中，技术被作为整体研究，即‘大写字母T来指称技术’。几乎没有注意到不同技术之间的差异性，没有仔细研究具体的技术实践、具体的技术物或者具体的技术过程。此外，经典技术哲学对技术的抽象的、宿命式的描述没有留给这个传统对未来提供建设性建议的空间。在技术的决定性和自主性形象导引下，在没有关于技术是如何发展、使用以及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具体理解的条件下，显然很难做出关于技术如何以更好的方式加以发展和使用的任何实际可行的叙述。”^〔1〕36

彼得·保罗·维贝克也曾阐述了经典技术哲学家如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伯格曼等人的研究路径特征，即以先验论为切入点，以宏观技术的研究为核心，注重对技术可能条件的研究，对技术在文化中的作用持悲观态度（其中某些学者持有技术恐惧症）。并进一步指出该路径的缺陷，即“首先，其不是指向具体的物，未能把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具体的技术相结合，即缺乏对具体物的研究；其次，将对技术的研究还原为非技术的、技术可能性的方法是不能理解技术自身的。如海德格尔的技术理性，雅斯贝尔斯的大众生产体系等都牺牲了技术的功能和物性的维度。因此，该路径类似于俄耳甫斯的诱惑（the Orphic temptation），是后思式的（backward thinking），而真正的技术哲学应当是前思式，但经典技术哲学是向后的。^{〔2〕7、8、67}

先验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传统，其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有其特有的贡献，但其不足也显而易见，特别是在技术充斥当下。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技术哲学路径，来修正与弥补这些缺陷，并超越此。当经典技术哲学因其宏大、先验、批判性、悲观主义等致使该路径不足以充分解释技术的本质时，由保留了与经典传统的友好关系及其所关注的主题和问题和彻底背离了经典传统的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所组成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开始出现。那么，技术哲学之经验研究又如何呢？

2．对经验转向的批判与反思

经验转向并非始于荷兰。“在技术哲学界，经验转向有两次、两条路径。第一次经验转向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即面向社会。新海德格尔主义者、新批判理论家、后现象学家等，如芬伯格、伊德、德雷福斯、哈拉维、拉图尔，开始聚焦于具体的技术和问题，并与STS、文化研究、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相互交叉，形成了关于一种技术和其社会意义研究的路径家族，这种路径与经典路径对技术的态度相比，更具体、更经验、更建构主义，其悲观主义程度也较少，并呈现了关于如何发展和使用技术的较为具体和经验的见解；另一经验转向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即面向工程。其主要目标是理解和评估工程实践和工程产品，而非任何发生在社会之外的事情。其代表人物有约瑟夫·皮特、彼得·克洛斯和安东尼·梅耶斯，他们主张，技术哲学的进步需要远离社会后果、走向技术自身。技术哲学应当致力于详细地描述和分析工程实践和工程产品，并依此来达到富有经验的、描述充分的技术和工程哲学理论。^〔1〕39-41

但技术哲学的经验研究如何可以实现对技术本质的全面揭示呢？维贝克指出：经验路径“质疑传统哲学将技术视为人类异化之源的观点，采取将具体的技术置于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通过此研究，发现技术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作用。如以对微波炉的经验研究为例，通过对微波炉的外观设计与用户之间的关联性、微波炉与人类饮食习惯的变革等的分析，揭示技术设计与性别、技术对家庭关系、对文化的影响等。该路径重在考察人对具体物的体验、及具体物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等，但上述考察是围绕具体物而展开的微观分析，缺乏哲学分析，故不能实现对物的全面研究。” ^〔2〕5-6

因此，荷兰学派在基于此经验转向的大背景之下，冲破经典技术哲学的藩篱，开始展开具体技术、技术物、技术实践等的探究，并藉此来对经典技术哲学予以修正，力求重新揭示技术的本质，并提议技术哲学应与科学哲学一样，以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加强来指导工程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分析式澄清。但其并非是简单的微观模式的经验路径，其是在对经验研究予以思忖的基础上，而深入到基于经验研究的哲学分析之中，如维贝克的（2005）的WhatThings Do –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gency, and Design一书、PieterE.Vermaas和克洛斯（2011）等的A Philosophy ofTechnology: From Technical Artefacts to Sociotechnical。

二、技术物研究：对人与技术论域的另一种解读

“真正哲学问题的解答可以通过对物的研究来进行，在哲学研究中不应缺少物的研究。长期以来有一种以牺牲对物及物性的研究为基础的哲学倾向，这是不对的，”^〔3〕物是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范畴。“德国唯心主义及其现代的后继者们在基础脱落思想方面的第二个危险在于，使事物失去了它的本来权利。如果对事物与自然的权利视而不见，那么作为自然权利的天赋权利就不再被承认。”^〔4〕21且就技术哲学而言，“一旦离开先验论的领域进入具体的物，就能全面解读技术。”^〔2〕8因此，对技术物的研究是探究技术本质的一条必要环节。关于此，荷兰学派主要基于后现象学和工程学两条路径来力图深度解读人与技术的关系，而并非将技术物视为一种简单的客观外部存在。

1．基于后现象学路径的技术物：技术、行动体与设计

“不能分析和[物的]功能相牵绊又相抵触的究竟是何种心智结构，也就不能圆满回答我们对物的日常生活经验究竟是建立在何种文化的、亚文化的或超文化的系统上。……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5〕2维贝克等人基于对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现象学）、海德格尔（解释学现象学）、伯格曼（存在主义后现象学）、伊德（被维贝克视为解释学后现象学）、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等人对技术物研究的路径与观点的批判与汲取，再次聚焦于技术物，展开技术、行动体与设计的哲学反思。

荷兰学派认识到，传统现象学虽研究人和技术物、技术的关系，但其先验论式的宏大叙事，缺乏对物之意义形成的分析，不能分析技术体验、技术对人类体验的作用，更不足以诠释当今人与技术、技术物之关系，因而进入到后现象学的理论之中，但荷兰学派并非简单地秉承了后现象学的理论框架。因为，在他们看来，如存在主义后现象学忽视了技术物自身的产生或促进参与，对存在之技术调节的分析也太悲观。因此，维贝克基于伊德、拉图尔和伯格曼的方法和概念，谱写了一个用于分析技术物调节作用的后现象学词汇表。

表1 后现象学词汇表^〔2〕196

从该表可看出，技术物意义的构成包括客观性的构成与主观性的构成二者耦合，即现实如何呈现给人类与人如何在世界中呈现这一对问题域是破解技术物意义的两个必要的维度。因此，对由技术所带来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分析，应包含对物自身的意向性、技术调节的意向性与人的意向性以及特定的语境等的系统分析。这种框架凸现了后现代关于主体性的观照。

如就意向性而言，在对技术物的研究中，应包含物自身的意向性、技术调节的意向性和人的意向性，仅仅是解释、体验不足以体现意向性中的人的意向性，仅仅是行动、参与不足以体现意向性中的物自身的意向性。如以掌上电脑（PDA）为例，其对用户的影响不仅仅是在于其本身内在的文字处理、上网等功能，还在于其对用户与世界的关系。如，PDA用户在公园里可通过用PDA撰写工作文本而从欣赏风景交流状态进入工作状态。用户也因其关注文本，而使PDA与用户的关系成为他者关系。关于此，可说是其工作压力得到缓解；可说是其休闲时光被消解；也可说因其对PDA的关注而阻碍了其他行为，如对周围事物的关注，对休闲的体验等。因此，可谓是三种意向的会聚重塑了体验与存在。

但“后现象学对主体和客体之间隔阂的弥合不是通过意向性，而是通过主张主客体二者是相互建构的理念来将主体和客体连接在一起的。在人和实在的相互关系中，一个具体的‘客观性’世界产生了，一个具体的‘主观性’人类也产生了”。^〔6〕16因此，荷兰学派的后现象学是基于对传统技术哲学批判基础上而将现象学、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调节以及后现象学理论进行的研究框架重构，并以此框架为理论依据，使得对具体的物进行仔细和全面的研究成为可能，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到具体的技术实践中，如技术设计，这也正是后现象学实践价值的一个有效证明。在2012年的4S/EASST学术年会上，维贝克所组织的“后现象学研究”专题涵盖了后现象学关于人、技术以及技术物研究的四个维度，即人—技关系的概念化、经验的研究、理论贡献、哲学影响，在此中，荷兰学者以后现象学为主要理论框架，分析了脑技术、技术与人道之间的关系等。

2．基于工程学路径的技术物：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如果我们排除纯粹的技术物品，（因为作为主体，我们和它们无从关联），我们便可观察到两个层次的存在，那便是客观本义和引申意义层次（透过后者，物品被心理能量所投注、被商业化、个性化，进入使用，也进入了文化体系）”。^〔5〕7即：对技术物的分析需要进入到从其生成及其在社会中效应等的一系列过程中。易言之，需要对其工程过程、社会效应以及二者关系进行解读。

综观近年来哲学界所出现的物转向，[②]以克洛斯为代表的一批荷兰学者的工程学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其关于技术物的双重属性研究项目获得了荷兰科学研究组织的赞助。该项目由工程思想的本质和技术物的双重属性两个子项目组成。前者聚焦于工程师设计物和解决问题时所应用的概念框架；后者聚焦于技术物，特别是技术物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具体为对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之间的关系（阐明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之间的各种概念和本体论的关系，旨在将技术设计理性地重建为一个与技术功能、物理结构和有目的的使用有关系的过程）、对技术功能与设计者和使用者的意向性之间的关系（聚焦于技术功能的意向性和功能属性的认识论后果、分析技术功能的社会必要条件以进一步澄清明它们的意向性本质。）展开探讨。^〔7〕该项目旨在基于关于技术的充分经验研究来构建概念，解读技术物。一为理论方面的探求，如Wybo Houke和Pieter E.Vermaas等提出ICE（intentions-causality-evolution）理论来解释技术物的功能；Marcel Scheele将技术物的功能归赋基于（集体）意向性；克洛斯、梅耶斯等对技术物构成从内部进行本体论和认识论分析，并基于此，以社会技术体系为语境，以建构论为理论背景，从集体主义的框架展开技术物的双重本质分析；一为实证方面的探求，即对信息通信技术（布瑞，1999-2012）、生物医学技术（Ulrich Krohs，2009）、建筑学与城市规划（Andrew Light等，2008）、纳米技术（Ibo van de Poel等，2008、2009、2010）等的研究。

综上，荷兰学派的研究路径为基于工程学，但融合了现象学、分析哲学等的相关理论与观点；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即：技术物的结构和功能之间的特殊关系（包括对技术物设计的研究）和设计者如何消除功能和结构之间的鸿沟技术功能的意向性及其不规范的认识论（包括技术物的使用和功能的社会面向）；研究视角为两个截然不同的视角，一是将技术视为过程，一是将技术视为产品。前者指技术物的设计、开发和生产的行为，后者指这些行为的结果——技术物。即其研究不是对静态技术物后果的宏大叙事或批判式的分析，而是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系统中，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展开关于技术物的探讨。

三、道德化技术与物性伦理学的研究：伦理的一种建构路径

“后现代重新要求人的自我差异，要求体改关注力、知觉和抉择的能力。而现代的伦理缺陷在于，现代相信，没有相应的道德文化，没有伦理抉择能力的提高，也可以实现社会与个人差异的增长，增加选择的机会。”^〔4〕71当对现代的关于伦理道德的忽视进行批判的同时，在技术哲学界，也出现了伦理学转向。

阿特胡斯（1995）认为：主流的伦理学理论长期是聚焦于人的维度，而未曾关注物自身的伦理维度，因此，呼吁装置道德化，并认为人类应该停止人类之间长久以来的互相道德化，而去开启技术的道德化。^〔6〕viii但布瑞认为，目前的伦理学是不够的。需要展开以下四方面的研究。首先，更好的关于技术物道德能动性的理论：技术物和技术过程如何体现道德价值和规范，在行动中这些道德价值和规范是如何被表达的？第二，需要有将人自身考虑在内的有关技术调节的能动性的伦理理论。我们需要明白技术的使用或在场是如何影响人类行动的道德维度和个体责任的；第三，需要发展关于伦理技术评估的理论和方法，并借此展开新技术伦理后果的研究和评价；第四，需要更好的方法来用于围绕新技术引进而引发的社会和政治争论的伦理分析和指导，此方法能够使得这些争论能以一种包含相关利益群体的方式进行讨论，并允许关于相关道德争论的深思熟虑。^〔1〕46-47即需要从技术与人两个维度来进行伦理学的构建，同时这两个维度也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在社会发展中，不能说技术是基础或‘硬件’，而文化是上层建筑，是‘软件’。文化和技术二者同样既是软件又是硬件。文化有其物质的层面，技术有它精神的层面。技术就其本质而言是精神、是‘软件’它是现实的去蔽与显现。只有技术的实现才是‘硬件’，技术的本质属于精神领域，属于现实在人的理解中体现于显现的领域。”^〔4〕9

关于技术伦理学的构建，维贝克认为：早期的技术伦理学采取的是技术批判的进路，关于技术的伦理反思由对整体技术的指责构成，而非对具体技术问题的阐发。后来，虽呈现出了对具体技术的伦理观照，但是基于外部的。^〔6〕3基于此，荷兰学派关于技术伦理的研究，采取将传统伦理学予以拓宽，从人与技术关系的视角出发，基于调节理论而展开。

从研究态度来看，其从批评转向建构。关于“技术的伦理反思并非批判‘技术’——经典技术哲学家经常这样做，他们认为技术对人性构成潜在威胁——而是指出现实的技术和技术发展。这一发展最好的例子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荷兰，三所理工大学（代尔夫理工大学、特文特大学、埃因霍恩理工大学）的哲学系开始合作组成伦理与技术中心（3TU），其中大多数的荷兰技术哲学家都参与其中。”^〔8〕50

从研究进路来看，其从内在走向外在。“伦理学不能采取外部立场，……应该意识到它自身也是技术产品之一”，“但这不是指将技术伦理置于仅仅技术自身以及技术物自身”，“放弃伦理学在技术领域之外的外部优先权，并非意味着我们应将伦理学一起放弃。在社会和个体层面上，技术与人性密切的交织关系应该被看作是对这些交织赋予责任的动机，并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形式。并非让伦理学成为决定技术物进入人类对象世界的程度的捍卫者，而是伦理学应该指向人与技术之间的交互质量”。^〔8〕51

从研究对象来看，其包括关于技术自身、技术物自身以及人的维度。如维贝克对设计的研究，“工程设计究其本质而言，是一项道德性的行为。正在使用的技术必然对其使用者的行动产生构成作用的事实使得调节在伦理学中处于核心地位。毕竟，伦理学是关于如何行动这一问题的，而技术似乎对这一问题提供了物质性的解答。因此，有关技术设计的伦理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某项被设计和应用的技术的目的，或者技术功能的质量。当技术就其本质而言属于道德实体时，就意味着设计者在‘通过其它方式来做伦理’：他们将道德物化。这种‘做的伦理（doingethics）’通常以一种隐含不彰的方式进行。”^〔9〕

荷兰学派对伦理道德建构采取道德化技术与物性伦理学的方式。如维贝克所描述的“永远属于您”的公司。鉴于产品寿命有技术、经济和心理三个维度。即产品坏了不能被修复时，意味着现有产品将因其技术原因被抛弃；更便宜、更先进的新产品的上市意味着现有产品将因经济原因被抛弃；现有产品使用者兴趣的转换意味着其因心理原因将被抛弃。因此，可通过将伦理观念纳入技术设计之中，通过设计的产物来达到伦理的规约。^〔2〕220

综上，荷兰学派基于经验转向，但其不仅局限于秉承经验转向的路径。其对经验转向展开反思，对技术伦理学的研究予以了新元素。如3TU伦理与技术中心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工程设计和研发中的道德问题、技术使用和技术规章中的道德问题以及工程和社会中的价值等。

结     语

荷兰学派形成了以经验转向为研究路径，以具体的技术及技术物为研究对象，形成了以物、物性伦理的微观考证为特色的研究纲领。其在对已有知识的批判与解构之上，重构其研究论域。即在对海德格尔、伯格曼、拉图尔、伊德等人予以反思的基础之上，重构一条对技术的解释途径。在此过程中，他们遵循着哲学的经典传统，对物的分析秉承了“关注环绕在我们周围的东西”的原则（海德格尔），体现出其追问的历史性特征，但是其对物的以过于琐碎的分析方法完全消解了后现象学的延伸可能性。因为囿于微观研究和囿于宏观的研究一样，都有其缺陷；囿于经验的研究和囿于理论的研究也一样都有其缺陷，如布瑞所示：“关于技术影响的许多哲学研究不是基于社会以及社会与技术相互作用的成熟理论。所进行的大量工作依然是理论上不足的。关于特定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所进行的研究缺乏成熟的文化理论或关于文化与技术相互作用方式的成熟理论”、“与特定技术的应用伦理学相对，缺乏技术伦理学通论。尤其是，几乎没有关于推进技术伦理学领域的理论或方法论的研究工作。经验转向在技术伦理学中并未带来一部呈现该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的单一作者的专著。” ^〔1〕44荷兰学者已经认识到其研究所遇到的瓶颈，并从人与非人（技术、物、物性）伦理角度寻找出路。或许借着后现代的外壳，斯宾诺莎的幽灵开始在荷兰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即将复活。

参考文献

〔1〕Philip Brey.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fter the Empirical Turn [J].Techné , 2010(14):1.

〔2〕Peter-PaulVerbeek. What Things Do: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gency, and Design[M].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DavidKaplan.What Things Still Don’t Do [J]. Human Studies, 2009(32)2:230.

〔4〕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毛怡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5〕尚·布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6〕Peter-PaulVerbeek.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Things [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7〕http://www.dualnature.tudelft.nl/[EB/OL].

〔8〕Peter-Paul Verbeek. Accompanying Technology：Philosophy ofTechnology after the Ethical Turn[J].Techné , 2010(14):1.

〔9〕Peter-Paul Verbeek.Materializing Morality:Design Ethics and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J].Science, Technology &HumanValues, 2006(3):368-369.

On The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utchSchool’sInterpretation of Technology

Abstract：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Dutch school takes the specific technology as the subject, and is differentfrom the classical approach. Focusing on the artifacts, specific technology, itmakes research on artifacts, materiality and ethics from the dimension ofartifacts and human being, interprets the mediation and morality of technologyfrom the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All of this precisely reflects thecharacteristics of postmodern , such as the deep thinking about the rights ofnew technologies and their products，the call of human subjectivity or self, the anxious,de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ethics.

KeyWord：The Dutch school; Postmodern; Artifact; Moralizing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