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学生分为“黑道”和“白道”，是我一位自封为“黑道”学生的初中同学的发明。简单说，“黑道”和“白道”学生分别指常常被老师“踩”和“顶”的学生。今天突然想起写写初中同学，是因为也许纯属偶然，一“黑”一“白”两位初中同学不约而同给我打来电话，说要请我喝酒，在这倍思亲的佳节前夕，激发了我要好好表表他们的欲望。老实说，我的初中同学真还没什么好写的，太平凡、太平淡，在校时基本上如同笼的鸡，虽有共同归宿但无相互搭理，离校后人过不留名、雁过不留声。这一“黑”一“白”算是我仅有的两位同笼同心、雁过留声的初中同学。

自封“黑道”学生的H是我们班上少数几位吃“国家粮”的镇上同学之一，他们都是后来“上山下乡”陆续插入我班的，插班的原因据说是因吊儿郎当被镇上中学开除了。H除了不学习、贪玩、爱吵事，其实并无其他不良习性，不像班上另一位镇上来的有小偷不摸和调戏女同学爱好的“水老倌”（“水老倌”是湖南俚语，意思是流里流气的青年哥哥）。上初二后，H每天都跟我们吃、住、学、玩在一起了，因为大多数同学被要求寄宿学校。H长得白净，嗓门高，语速快，很仗义，挺热心，不仅不鄙视我等黑不溜秋、畏畏缩缩的农家孩子，反而对我们有天然的好奇和亲切。他本来家庭条件就好，加上他舅舅是学校的事务主任，所以他在学校吃的跟老师是一个档次，而我每顿吃的都是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和酸菜。H也许是好生活过腻了，常常用他从厨房打来的现炒换我们的咸菜和酸菜，因跟我玩得最火，所以他跟我换菜甚至无偿分享给我的现炒最多，跟他同学几年，我也算是过了一段上等人的生活。

我那时非常赞同H一个吃“国家粮”的人就应该天天玩，也常常把能够无忧无虑天天玩的H作为自己努力读书的目标――我们读书不就是要成为吃“国家粮”的人嘛！事实上，估摸着完全不可能吃上“国家粮”的同学，大多早早抛弃幻想解甲归田了。初中毕业后，H名落孙山，招工进了县里当时最好的国营企业。上世纪90年代企业改制后，他作为股东之一买下了企业，后又迁址长沙，一路发展，据说现在身价过亿。

H前天晚上十点来钟给我打电话，依然是警察盘查小偷样的口气：“在哪里潇洒呀！”我向H老实交待我呆在家里，并一口咬定：“你这家伙一定又在哪里鬼混吧！” H也老实向我交待：“不叫鬼混！跟几位朋友在一起，扯扯淡。”随后他又是一如继往地开导我的人生：“你们当‘叫兽’的从早到晚搞科研，天天抠脑门，挣钱不多、享受很少，还搞个鸟呀！人生短暂，何不赶快潇洒？想喝酒、打牌、洗浴、OK、泡妞，这事老同学我全包了！”我夸赞H身体好，快知天命的人了还有那想法、还如此有激情。H接过话题说身体是享乐的本钱，并告诉我如何才能保持享乐的本钱，包括坚持吃虫草之类的东东，花钱不多，效果很好，每月只要几万元；春节到海南三亚等暖和之地过，避开寒气和障气，一星期开销也只要三四十万元，等等。H最后指示我：“这几天不出门吧！我回长沙后带一瓶白酒,咱兄弟俩一人半瓶，然后OK、泡妞任你选！”

我当然明白H跟我这又是口头上的对饮，像他这样的成功人士是永远不会跟一个无求又无共同语言的人真刀真枪对饮的。我多年接受各级各类官员和商人同学的开导，早就明了这样的开导并不全是关心和问候，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在同好面前彰显开导者比被开导者更具优越感。这不，H唯一一次真刀真枪跟我喝酒，是带了一支部队来的，席上尽是他在开导，我感觉酒席上我存在的价值只是作为活生生的案例向他带来的部队证明：名牌大学的“叫兽”不如一个初中毕业生。

给我打来电话的另一同学B，按H的定义是典型的“白道”同学：大凡要老师评的称号或荣誉，他获得的远比我多，尽管凡是要通过硬碰硬考的名次，他从来没有超过我。B的老爸是我们的老师，也是学校仅有的几位科班出身的老师之一，现在看来是那种典型的老学究型先生，所以可以想象做这种老师的儿子兼学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境况。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和B当时的心境：我非常羡慕B的家庭条件，非常渴望有人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而B非常厌恶被管制，非常向往我等无拘无束野孩子的广阔天地。那时我明显感觉得到B的老爸常常对B是恨铁不成钢，特别是每次大考后，B的名次总是排在我这种自生自灭的农家“放养”孩子之后，更是在同事和学生面前感觉脸上无光。所以每真刀真枪大考一次，老师就对B“圈养”更严一等，到后来差不多每天放学后B都被“圈养”在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我们除了上课和吃饭时间，很难见到B。

我和B深厚的革命友谊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艰苦卓绝的共同反“圈养”斗争中结下的。周六周日和节假日，B也大多被“圈养”，老师在学校时B还有可能偶尔溜到“圈”外放放风，老师离开学校时B就离不开雷池半步了，因为老师会把B锁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每当B被锁，我就心有灵犀似的感到他需要我，我会在无人盯梢的空档趴在窗户上跟他扯淡。许多次，当我趴到“圈”窗想陪B扯淡时，发现B已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还有许多次，当我趴上窗户时，B把钥匙递给我，叫我给他打开“圈”门，然后我们一起到学校周围漫山遍野，待估摸他老爸可能要回学校了，他再回到“圈”内假装“养”，我再给他上锁。有一次，我们时机没掌握好，我锁好门正在把钥匙从窗户往里递时，被老师逮了个正着，老师用他惯用的口头禅凶巴巴地对着“圈”窗恶吼一句：“两个猪惹的！”老师骂我和B都是猪搞出来的，当然老师这一骂，也成了猪爸爸。

初中毕业，B考上了一所有史以来高考升学率一直为零的普通高中，高中毕业后他通过招工进了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我人生第一次大醉就是在B当时的合作社，那时我大学毕业刚工作不久，应邀视察他的合作社，中餐时他组织几位当地乡中学的年轻老师用大盆小盆从中学食堂打了整整一桌菜，从附近的小卖部买了不知多少瓶2元一瓶的白酒，席散后我不省人事，第二天上午醒来时发现躺在他们的乡卫生院，医生说已给我打了8大瓶盐水。B现在一家储蓄所当所长，不知是不是也想起了从前，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询问我放寒假了何时回老家，叫我回老家后跟他联系，一起喝几杯。

B因为有个好老爸，所以跟H一样，在学校吃的跟老师也是一个档次。也许缘于我和B深厚的革命友谊，B也同样经常让我无偿分享只有老师才能享有的美味佳肴。我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孩子，在曾经的那座被群山环绕的孤零零初中校园里，生活得也很滋润、很快活，这不能不说跟我“黑道”“白道”通吃有关系。再联想起我的各级各类同学在学和工作后的吃饭喝酒趣事，似乎还可得出一条规律：学生时代请吃的同学，后来一直在请吃；学生时代蹭吃的同学，后来一直在蹭吃；学生时代一毛不拔的同学，后来立场更坚定继续一毛不拔。由此一斑是否可窥全豹：究竟是习性还是教育决定或改变命运呢？

我的同学：

[1] 我的同学(小学篇)——他们简直可当我爷爷

[2] 我的同学(高中篇) ——为“精选”，想要跟你去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