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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制度化的本科生研讲班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院第一届(2009-2010第二学期)实践感言

已有 6687 次阅读 2010-8-12 22:49 |个人分类:Book-W|系统分类:教学心得| 本科生, 教改, 讨论班, 本科生讲座, 研讲班

走向制度化的本科生研讲班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院第一届(2009-2010第二学期)实践感言
 
 
王永晖

 

      数学院的几位老师们,五年以前就自发地开始做本科生研讲班。去年9月份以院为单位,向学校申请教改经费,希望将他们的经验逐渐制度化,最后成功获得批准,其教改内容的大致框架可参我前面的博文,学分制中如何引入高标准考试和高标准本科生论文(数学系)
 
      数学院的这几位老师们,是很讲究做事方法的,其战略采用“自发活动”--->"教改项目"--->“教学制度”的节奏,现在看来是上到第二个台阶,2009-2010第二学期,是教改开始的第一届尝试。

       本科生研讲班,顾名思义,是让学生上台讲起来,老师坐在下面听。这个方法,通过这几年诸位老师们的教学实践,发现效果极大。其实,很多科学家传记上,早就记录过这种教学机制,国外名校也把这种方法,作为精英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大政,乃至学校大政,我们普通教授改变不了,但是这种“本科生研讲班”,教授们完全有能力带起来,从自己做起,从这些基础性的建设做起,改变中国。

       前提是,这些最先做起来的教授们,不计较报酬,愿意投入。我非常感动,也非常荣幸,自己能有这些这么好的同事。我真的可以在自己的外国同行面前,自豪地说起他们的事迹,告诉他们,我的这些同事,是中国的脊梁。

        我很为他们在教学上的“疯狂”而感动。

        “疯狂”这个字,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带有“褒义”,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两位同事,李庆忠和杨紫峰,一位是数学院的最高领导-院长,一位是在国外得到博士且工作过三年的“海归”,分别带着数学院实验班大一、大二基础课的分析学和代数学。他们规定,将实验班的50个学生,分成5组,一周有5天工作日,每一组必须在其中一天的下午,向这两位老师做学生研讲1个小时,也就是说,每组一周内要做两次研讲,一次分析学,一次代数学。而具体到每位老师,则必须一周内听5次学生研讲,每天都有。这些工作量,都不计算在工资内,坚持两年,这种无私奉献的投入程度,在我看来,可谓“疯狂”。

        后来又有一位国内数学界的高手,加入到了这种“疯狂”的行列。国内算术代数几何学顶级的专家,李克正老师在结束了他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数学系系主任的任期之后,人事关系完全调到首师大,目的就是要做大学乃至中学的教育改革,但我没想到,他的投入会这么大。

       刚开始,他带研究生,主持研究生讨论班。家住的离学校很远,他又是一个特别简朴的人,虽然根本不缺科研经费的支持,但是他的平常出行基本上都是乘公共汽车,让我这个“小年轻”每次汗颜不已。有一次,冬天下大雪,仍然跑来主持研究生讨论班,晚上9点多结束,还是要做公共汽车回家,只好由我提醒研究生们,一块儿踩着厚雪,把他送到学校门口的公共汽车站,让他在雪天里,心里能温暖些。我想,这种提醒,也是教书育人的一部分,如果不提醒,这些研究生们,还痴在数学和他们自己眼界里的人生规划上,现在其中有几位己经上了国内国外的博士,希望他们能记下来李老师当年对他们的无私之恩。

       最近两年,李克正老师又跟李庆忠搭档,教这一轮的大一大二本科生代数学和分析学。这么高级别的数学专家,将精力投入到最基础的本科生教学上,其心意之诚,让我感动。这个暑假,他又组织这一轮已经结束大二学习的优秀学生们,在每周二四的下午做“交换代数”讨论班(李老师也是这个专题的一流高手),这些优秀学生们,顶着酷暑,忍着宿舍里没有空调的艰巨,跟着李克正老师“玩”数学,老师不计较个人利益(无任何报酬),学生不计较短期绩效(这种高阶课程不纳入研究生考试,不计学分),这样的气氛应该会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当然,这么“疯狂”的投入,我自己在理性上还是有点持保留意见的,有点太多了(我在模仿他们的实践中会把比例放小)。但面对中国的国情,面对首师大学生的具体情况,这些老师们不计较个人利益的投入,只能让我心中油然升起最大的“敬意”和“感动”。

       这种无私之恩,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真正屹立于世的根本。

       现在,首师大数学院要把这种本科生研讲班纳入一种常态,形成机制,既然是机制,就要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不能是少数几位老师的自发行为,投入程度,也自然不能过于“疯狂”,具体规定的强度是,每周二学时。

       虽然杨紫峰老师在李庆忠老师带领下,做了很多踏踏实实的工作。但是,他的观点是,老师在教学上不能投入太过分,大学教师,最根本的还是要“自己学习”,搞好自己的科研。其道理在于,只有教师本身数学水平高上去,才能真正把学生教好。
  
       这个道理,我很认同。像杨紫峰这种老师,水平非常高,平常我有些数学问题想不清楚,就去问他,他都能很好地给我解释清楚,这才是一个大学教师的真正水平所在。
      
      我最近组织了一篇高手访谈,“王元院士:入门须口授,功夫法自修”,王元先生对教学的观点,本质上即是如此,正是通过本科生研讲班,锻炼(学生上台讲)了和检验(老师台下听)了学生的自学能力,王元院士在那篇访谈中,着力于此,特别强调学生由此炼成的自学能力,在其今后数学生涯中的作用。

      几十年前,当时本科生的王元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就参加了系里正式组织的本科生讨论班了,但是几十年之后,这个制度仍然在中国不能普遍展开。

      最佳的做法,即是几十年前浙江大学数学系,以及西方名校这种正规的、算作课时工作量的本科生研讲班。不过,在中国做事,我们都理解到“曲折前进”的必要性,所以,目前院里将原来老师们的这种自发行为,升级到“教改项目”,就是一种做事的智慧,逐渐过渡,积累成熟经验,几年之后,再开始纳入到一个比较标准规范化的学分制体系。

      上学期,我也加入了第一届的尝试,在10个研讲班中,我做的是“数论本科生研讲班”,研读Fields奖得主Serre的一本研究生入门书。以前,我虽然也自发地做过这种事,当时做的是Wolf奖得主Stein的Princeton本科生教材,复分析和傅立叶分析,成果非常突出,我的正式课堂上只覆盖住复分析中的前4章内容,但是通过课下研讲,学生们却把这两本书基本上讲完了,只有3章没讲,剩下的应该是17章都讲了,通过对比,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工作量有多大。

       不过,这次使用Serre的书,似乎超过了目前这一批学生的能力,参加了8个人,但是真正能坚持到最后一节课的,只有3个人,而且,并未把Serre这本薄薄一百页的书读完。

       我稍微加进来穿插总结一下:本科生研讲班,对教师和学生的投入要求都很大,尤其是对于大三、大四学生。我前面效果好的那批,当时是大二学生,从大二下学期开始,跟了他们三个学期,当时还担心影响他们考研,结果却非常好,不仅学了很多高阶知识,成员们的考研结果也非常好。但是,上学期这批学生,没有同头的正式课程联接做一个引子,学生们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分心,很难深入进来。我自己,也在上学期有不少杂事,指导力度也没以前那么强。

      其实,关键还是学生有时间、有精力、有意志,学起来,当学生能够自己开始学起来的时候,教师的教学效果,就决定于教师的学问水平,而不是那些教学枝节上的管理水平、语言水平。

      我想,如果我自己这里不说,没人能够批评我这学期做的不好,毕竟,最后的那三个学生,都做了研讲,同时给出了研讲笔记(Latex打出)。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做的比上一次差多了,包括这3位同学的Latex笔记,质量也比上次那批同学们差远了。上次,全是用Latex Beamer格式做出,并且每份文档要经过三次检查,第一次由搭档同学查,第二次在研讲时由听众师生查,第三次是自己最终整理修改,所以,最终文档里面连打字错误都很难找出来,数学写作规范也在这个过程中练出来了。

      那么,我的问题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才能保证老师和学生,真实地投入到“本科生研讲班”中,而不是将“本科生研讲班”变成一种形式。这种问题,在中国做事的时候,经常可以遇到,所以应该值得我们深思。

      实际上,我自己对此问题的答案,还是跟前面几个月的认识一样(学分制中如何引入高标准考试和高标准本科生论文(数学系)),主张:

1. 大一大二的本科生研讲班,跟基础课程挂钩,应该有专门的高标准考试。

2. 大三大四的本科生研讲班,应该跟本科生论文相联系,最后百川汇海,挂钩于一个院级的“本科生讲座”。

       实践证明,不管怎么样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乃至师资水平,对于大一大二的基础课程教学来说,必须有一个高标准考试,用来指引学生们。我最近带的那批大三学生,水平一感觉就比以前李庆忠、杨紫峰那批差,仔细一问,很多必要的习题,这些学生都没做过。什么原因,原来不做那些题,期末考试照样能得90多分。

      大三、大四的本科生研讲班,就不能再靠考试来做指标,很多是联系于本系老师的科研方向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院级的“本科生讲座”,来展示这些成就。

       院级“本科生讲座”的大概意思是,每周例行一次,共2个小时,第一个小时,由数学专家(包含学有所成的博士后)做一个面向本科生的专题演讲,第二个小时,由我们的优秀本科生,汇报他的本科生论文的工作,这些工作就来源于他们大三开始的本科生研讲班,台下至少会有三位老师听讲和品评,一位是第一小时做报告的专家,一位是他的指导教师,一位是讲座主持人。

     一位本科生,如果能把他的所学和研究,头头是道地讲上一个小时,这就是他本科学习四年的最大成就。我们的“本科生讲座”,不搞形式化,所以一个小时内只允许一位学生讲完,除非情况特殊,最多允许两位学生共同分割这一个小时。

      这个院级的“本科生讲座”,最大的效果是增强了信息透明度,在信息透明的情况下,才能防止形式化倾向。老师们,可以彼此了解对方的教学成就,了解本院最优秀学生的程度。学生们,亦是如此,尤其是对于大一新生,他们从师哥师姐们的研讲报告中,将实在地感受到自己今后四年的努力方向,和可能达到的高度(传统教育下的很多学生,在参加讨论班一年多后,上台演讲的水平会有相当大的提升)。

      这两个方案,都不是在钱上打转转,其实真正做下来,花不了几个钱,关键是做,做了之后,尝到甜头,就不可能再停下来。

      传统的教改思维,往往不包含“信息透明化”的要素,论教学内容,由某个老师花大力气去写书,学生的学习方式却与以前没多大改变,就是上课听讲和课下自学,缺少联络二者,增进师生以及学生之间交流的“研讲班”,传统上,将Seminar翻译成“讨论班”,这可能对于文科比较合适,对于数学系来讲,本质上还是有一个人在主讲,听众可随时提问,但不要占太多时间评议(数学靠“做”不靠“评”),所以我写作“研讲班”。

      这不就是信息透明化吗,很多在高考竞争压力下成长的中国学生们,甚至养成对自己学业保密的习惯。

       在资金使用上,传统的教改思维也往往有此缺陷。因为教改确实很累人,需要很大的投入,所以传统的思维,都是强调集中力度的使用,往往最终的效果,并不见得如意。若把心思放在资金的力度上,自然就对参与教改的人选有特殊的选拔,但是只要一牵扯到选拔,就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团,更容易往信息不透明化的方向上走。

      也许,我们应该在机制上做长远的打算,从更长效的标准上,考虑对老师们的奖励。借助于“院级本科生讲座”,我构思了这样一种长效后发奖励机制。

1. 只要本科生在“院级本科生讲座”上做了演讲,得到与会教师们的评议通过,即奖励给他的指导教师一定的资金(比如教学经费),其量值不用过高,适中即可,关键在于这是一种真实的指标和荣誉。

2. 邀请第一个小时演讲的专家时,可以多考虑本系的成功校友,院里在跟这些校友们联系的时候,可多问一句,他们希望由哪位带过他们的老师,来邀请和主持他们的演讲,由这些以前的学生们自己选,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变迁,他们心目中感受最亲切最尊敬的老师,还能浮现在心里的,想必就是最好的,最值得嘉奖的。

     然后,院里就把邀请和主持该演讲的经费(在院里经济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可适当加倍),直接划拨到该老师的账户,由该老师自由决定支配(支付讲课费+讲座后餐饮+留作以后教学经费),但要透明。

     所以,本科生讲座,不一定要邀请的是最高级别的专家,应该优先考虑本系的校友,哪怕是出去读书的博士生,只要学有所成,在外面得到好评,就都可以请回来做第一个小时的专家报告。



              如此做来,我们就不需要把资金都放在一开始的项目投入上,不用把资金集中在指定的、有限的几个人身上,而是趋向于日常的工作,享有正常课时的津贴即可。这块的投入降下来,将教改资金,通过长效机制,后发地用在刀刃上,院级本科生讲座能起到的作用,类似于百川汇海,将比任何一个单独的“研讲班”、“讨论班”要大的多。

           其实国家大政,我们国家的高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其中道理,亦何尝不是如此
 
        各种层级的公开研讲,能够大幅度地提高信息透明化程度,带来一箭数雕的高质量收益
 
       我在校级科研奖励制度,名正言顺,势在必行即是出于此种考虑。建议,在现行已有的校级科研论文奖励办法的基础上,增加两条:
 
1. 论文奖励之前,该教师要做相应层级的演讲。
 
2. 演讲最好采用对讲制,即还要再请一位相应层级的科学家,做跟该论文有所关系的报告(即本文中所言的“第一个小时”)。研究组级别的讨论班,主要就请国内的专家即可。院级以上的,则应该多考虑世界级的高水平专家,而校级的,最好是多考虑世界级一流专家。
 
其效果,亦无疑是着眼于增加信息交流和信息透明化程度,跟同事接轨、跟世界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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