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有一位老同学微信我，问“现在学界对李先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怎么看？”我回答说：

      “我不能说学界，只能说自己的看法。第一，这是上面布置的工程，也和李先生学术理念一致，所以他挑头了。第二，其原则和方法借鉴了世界史学界(欧美)的通行标准及中国传统(史记、刘歆），没有大的问题。第三，有个别学术瑕疵，比如＂天再旦＂讨论中，未注明外国人己经提到过，但总的来说是借用金文材料等推衍。较古人、前人有进步。最后，这个问题难以在目前有更大突破。另外，项目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进展较大的是金文材料较多的西周时期。”

       我的这位同学读研时学的是先秦史，但后来专攻法律史，加之长期担任领导工作，所以对目前先秦史的研究动态不十分清楚。他知道我对先秦史兴趣浓厚，所以垂询。我并不是历史年代学的专家，但与老同学磋商，不必客气，所以用语简略直白。

      通话之后，觉得还有未尽之意。补述如下：

      第一，“和李先生学术理念一致”，是说李学勤先生长期思考中国历史的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和历史进程。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之后。李先生又承担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意向与前者有高度的相关性。年代学，是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或者可以说是首要问题。李学勤先生作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大家，具有这样的学术追求和担当，符合其为人与学养。第二，“其原则和方法借鉴了世界史学界（欧美）的通行标准及中国传统（史记、刘歆）“，是指世界史学界在确定埃及年表，吸收了古代记载，如希罗多德《历史》中的记载等（我因为读过这本书，所以印象深刻）。现代史学对古代埃及的认识要归功于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从而使学者们能够解读和利用了大量的出土文献资料。我多年来关注出土文献，所以注意两者之间的对比。中国传统，是说从《史记》以来学者的研究。其中刘歆的研究很重要，对此，我没有研究，不能多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广泛使用了甲骨文和金文材料。金文材料近几十年中发现较多，这对于西周史的研究帮助很大。这些材料比较零碎，如《史墙盘》所记历代周王，虽然系统，但限于文王以下，且无王年，所以只能证明《史记·周本纪》之记载可信。近年来出土的简牍文献也存在这类情况。所以说更大的突破很难。

        我想补充的是，现在史学界很多人对夏代是否存在有疑问，我觉得难以理解。有关问题，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已经述及。甲骨文的发现和王国维等人的研究，已经证明《史记·殷本纪》之可信。此前，由于《殷本纪》所记商王以干支为名，招致怀疑，现在知道商王的以日为名，并非生称，实与殷人的周祭制度有关（祭日以干支记载）。王国维先生指出，由甲骨文证实《殷本纪》，可推知《夏本纪》之可信。不知为何，在王国维氏《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刊布后，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东周以上无史“之论还多有信从者。

        至于夏代以前的历史，即五帝时期，《史记》也据孔子所传史料有所整理。《史记》所据都是太史公认为可靠的历史资料，问题在于如何进一步证实。

        2009年，开博不久，我写了《孔子与华夏五千年文明史观》(2009-11-23 23:58) 一文，兹引述如下，以为参考。

      下面是太史公司马迁为《史记·五帝本纪》所撰写的赞语。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上引文不足两百字，内容如此丰富，令人叹服！仅记载《五帝德》及《帝系姓》为孔子所传一事，即值得我们再三回味。所谓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观，岂非由夫子树立？太史公言治史须“好学深思”，否则难“心知其意”，信然！王国维先生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双重证据论述上古史，指出百家不雅驯之言，亦反映一面之事实，其路径正据夫子所开辟者。因撰写孔子铜像说明，思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