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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

已有 3103 次阅读 2014-5-3 22:32 |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多年前,一位学生来信,说其妻主持当地报纸(《大众日报)的书评栏目,请我写一点文字。我写了《书缘》作为开篇。文章寄去后,泥牛入海。我的兴致渐无,原计划写的系列文字没有再写下去。过了一年多,学生问及,告知上述情况。学生说,其妻当时因生孩子,没有上班,文章找不到了,请我再寄一次。当年没有电脑,复印也不方便,没有完整的底稿留下来。凭记忆重写了一遍,许多地方没有了当时的激情和灵气。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有一段有关定命的议论,实在想不起来了。这是文眼部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篇反映了我生活经历中比较重要的一段,所以曾上传到新浪网博客。刚才看到孙普同学的博文,谈及他的考博经历。因想到这篇短文涉及我第一次考研及考博中的一些片断。贴在这儿,为下篇博文作一点儿铺垫。



   我读博士期间,一度遇到了较大的困难,(按:指1989年失去自由和其后滞留学校还准答辩之事)同窗同门都很同情,给予了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许多关怀。远在青岛大学任教的赵敏俐兄,更是多次表示要提供大大超过别人的帮助。他的理由是,我读博士生,他是积极的促成者,现在我出了事,他要负一定责任。敏俐的话,只能看成是老实人冒的傻气,因为种瓜种豆都出于我自己的选择,况且我终得投于杨公骥先生门下,乃是由于一种机缘。并不能由他负任何责任。

      1987年春天,我正在某大学教书。一天,在资料室偶见一张《光明日报》的最下边,也就是一般所谓地脚的地方,印有一行字,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更正启事。内容是说,本报某日刊登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招生简章有误,其中杨火骥应为杨公骥,孙牛田应为孙中田,亚杰学应为亚述学云云。我看到这条启事,知杨师又要招新生了,忙给已在杨师门下就读的赵敏俐兄去信询问情由,得到他的鼓励,终又得杨师垂青。这件事颇有戏剧性。若招生简章不出这种荒唐的错误,若《光明日报》不是破例将更正启事刊登在那种不正规的地方,从而引起我的注意,也许我就只能充当杨先生的私淑弟子了。但这件事只能说是一种非常偶然的巧合,还不是我在篇首所说的机缘的全部。

我所谓的机缘,涉及到一本书,故这件机缘也可称是书缘。事情要上溯到1973年的夏天。一天,我到郑州郊区的一所中学去看望父亲。当时,他委屈在那里管理图书,已经很有些年头了。现在回忆起来,对父亲的坚毅、沉着与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着实钦佩,不过当时我以一个少年人的狂妄对他却时常有些不敬的言行,我去看望他时,找书看的动机占很大比重。

   1973年,正是所谓教育回潮的时候,走进图书室的破门,看见父亲正在忙碌着整理劫后尚存的几架图书,门内有一堆由于人毁或鼠咬,变得破烂不堪,不能阅读的废书。边上单独放着的一本破损较轻,看来它的进退出处正待父亲的裁决。我拿起来,见那是一本豆绿封面的平装书,大32开,正面右上角和右边,被老鼠咬去相当大的两块。背面,更是被咬了小半个核桃大的一个坑。由于是在正中,伤损涉及到十几页书。翻过来看,封面上的字,倒还完好,上面写着《中国文学》〔第一分册〕杨公骥著的字样。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一本蜚声海内的文学史名著,更不知道杨公骥为何许人。看见书的前言有因为老病的关系,第二分册未能及时写出的话,我还以为他是一位垂晚老者。其实,我后来得知,先生当时正当三十多岁的盛年,然而确实由于艰苦的工作和坎坷的人生遭遇而搞坏了身体。

  我对这本书发生了兴趣,向父亲提出讨要这本破书。父亲戴上老花眼镜,挺直他的老军人的腰背,就着窗口的亮光,把那本破书端详了半天,又转过头来,看了看我的脸,答应把它借给我。不过,这次他没要我写借条。也许,父亲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感觉到,我这里是这本书的最好归宿。

   1978年,文革后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时,我兴奋地报考了杨先生的研究生。五门课,我总共得了286.5分(按应该是287.5),其中专业课78分(按应该是71.5分)。这份成绩单我一直保留至今。一个没有进入过大学讲堂的青年工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也着实不容易。所以周围的人,一时对我颇有所溢美。不过,除了父亲之外,他们都不知道我有那本书的机缘。

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中文系本科,后又在华钟彦先生指导下取得了硕士学位,在大学里当了讲师,分到了两室一厅的新房。然而那本《中国文学》给我心灵的撞击,终使我不安于室,在生活刚刚安定下来不到两年的时候,又跑到东北去继续我的人生追求。

   有一件事,我不能不在这里提到。杨公骥先生病重时,我曾入院陪床。其间闲聊,谈及我的读书经历。当说到那本被老鼠咬得残破不全的《中国文学》时,先生笑了。当时我觉得他的笑声里,有某种意味深长的东西。因医生禁止先生多说话,所以我也不便多追问。但后来我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中读到先生的自述,更相信当年的猜测不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臆想。在自述中,杨先生说他的全家在文革中被编管到长白山区的黑瞎子()岭下靠山屯插队落户。随家运去的书籍,无处摆放,装入许多竹篓内,被老鼠咬坏了几百册,因此不得不常打开竹篓抓老鼠。公木先生在给先生的赠诗中,因此有打开竹篓抓耗子,好汉从不皱眉头之语。诗作于1973(正式发表在1978年《北方文学》第九期上),正是我得到那本破旧的《中国文学》之时。应该说,两者间,不完全是偶然的巧合罢。然而,先生已经去世,故无从请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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