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是很奇怪的一个物种，热情洋溢以文会友，横眉冷对文人相轻；自信满满文以载道，忧心忡忡言多必失。总之活得特别拧巴。给别人端碗心灵鸡汤，也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还没咋地，就又是山又是海的把人吓个半死，然后又勤又苦，头悬梁锥刺股地把自己和别人都弄得很悲情。其实在我看来，读书就一个目的，明理。那么多聪明人皓首穷经，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勤奋，有多矫情，而是因为他们心中始终有理未明，好奇心害死猫，这些绝顶聪明的人不想浑浑噩噩，只想不白活一回的活个明白，因此就这么究根穷底的读了一辈子书。

　　但更多的文人不是绝顶聪明，既不想明理，也不想问道，他们给自己划个圈，美其名曰：规矩。并曰：动不越规，行不逾矩。最奇怪的是还能规规矩矩的呼喊创新。这种画地为牢式的创新就创出了很多奇葩，比如学生寒假作业上就有一个问题：《滁州西涧》里哪一个字用的最好？标准答案是“横”。赶情这一首诗里其他字都是打酱油的，就这个“横”字最好，那船在江边不横还能竖吗？竖着的那是泰坦尼克号。

　　回到“那雪下得正紧”，我同事老家紧邻梁山，他们那地方到现在说话，也会说这雨下得紧，这风刮的紧，普普通通，就存在于老百姓的方言俚语里。即便放到全国的语言背景，我们也常说吃紧，赶紧，抓紧，这时倒没哪个跳出来说这个“紧”字用得如何如何漂亮了。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那小说写的很平实，即便古文不大好的人，看起来也不费力，为什么，因为写小说的人用的就是老百姓的话，我想施耐庵写到“那雪下得正紧”的时候，必定没有抓耳挠腮、搜肠刮肚的考虑弄个什么字来形容这雪，之所以用“紧”，不过因为平时老百姓就这么说而已。

　　语言不过是个工具，目的是表达思想，如果一个眼神可以清晰无误的表达你的意思，纵然无语又何妨？而我们却不断的阉割思想，执拗于工具。文人的悲哀在于“曲意逢迎”，一般能逢迎上的，就志得意满，逢迎不上的，就志消意沉。古代侯王将相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无论意境深不深，拽起词儿来还是一套一套的，文人们为了迎合王侯将相们的拽词儿习惯，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那些晦涩难懂的历史记载。但若读一读同时代的小说杂记，就会发现民间真实的语言并没那么难懂。若说以词达意，民间语言甩出官方用语几条街，并且随着时代发展自行进步，比如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但官方却用自身局限的“标准”约束语言的发展，比如字典，比如文体，比如用词，比如琢句。我很想知道，没有字典之前，语言就不存在吗？为什么有了字典，语言反而必须以字典为准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用的网络词汇就不能录入字典呢？

　　即便是在国外，类似情况也常见。比如美国人很歧视黑人的语言，因为黑人受过教育的少，所以经常拼错字，但是往往用拼错的字或者省略的断句，表达出一番格外有生命力的思想或者韵律，比如流行全世界的说唱。而自以为是的美国人无论他们发音多么标准，用词多么考究，跑到英国佬面前，也会被鄙视。比上比下，就看得出这个“比”以及所谓的“标准”是多么的可笑。

　　小时候我妈看我情绪低落的样子就用“低头耷拉甲”来形容，我一听脑海里就浮现出一头被人类虐待很惨的一头牛的形象，因此从“达意”这个角度，没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更有生命力，不过我若用“低头耷拉甲”写作文，则要必被老师指责。再比如农村人称“婶”，城里人叫“阿姨”，同样的意思，用词不同，则必被城里人耻笑；类似的改革开放后一群脑残整天爹滴妈咪的不过是因为当时的台湾佬有钱，大陆人心理自卑的无耻表现而已。

　　读过《诗经》的人都知道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而最有意思的就是风，最没意思的就是颂。为啥很清楚，风是民间的，是“采”上来的，雅是士大夫们自吹自擂的标准，颂是给帝王吹的拍的，哪一部分好看读过的人自己心里清楚。开在枝头的花嘲笑根的粗鄙除了证明自己的无知，还能表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