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无数像“唢呐”一样的文化形式以及像“焦三爷”一样的人物被历史的罡风无情地吹尽了。“唢呐”其实只是这种“悲剧”角色的承担者之一。如果审视人类的“文化宝库”，就会发现有更多的辉煌已经或正在变成“入库”的“遗迹”。

与“唢呐”一样，毛笔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书写工具，也是中华民族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但它却在一个新的“书写”时代不可逆转地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怀念毛笔的人来说，或许这个趋势是无比残酷的，但书法家或毛笔制造商并不能靠“下跪”来扭转今人对中性笔或键盘输入的喜爱。

无独有偶，胶片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光影记录，是摄影艺术的重要载体。然而，“柯达”在“数码时代”却迅速失去了昔日的耀眼光辉。今天，胶片已经变成了少数摄影爱好者把玩的“古董”，距离大众消费者越来越远。而“数码时代”作为一个新的形式，并没有因为排挤了胶片而带上更多的“原罪”，相反，它真正召唤出了“大众摄影”时代的到来和繁荣。

历史发展的轨迹，就是新的代替旧的或者新的改造旧的，让旧的东西以新的形式换发光亮。如果不能坦然地接受这一事实，或者死守着旧的心态，甚至如毛时安评论时所指出的那样：“它（《百鸟朝凤》）要反映一种文化的悲哀、文化的落寞，结果还是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来面对一个发展的世界”，那就更不可取了。

如果“焦三爷”对这个变化发展的世界有敏锐的洞察，那他就不应该守着“祖宗规矩”不放；至少，他也可以做到自己所说的那种境界——“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以自我陶醉的形式表达对唢呐的挚爱与怀念。然而，“焦三爷”的内心深处还是心有不甘的，他所陶醉的是那种“从前出活的时候，唢呐匠坐在太师椅上，孝子贤孙跪倒一大片，千感万谢的”场面。

因此，“焦三爷”注定不能像老舍的小说《断魂枪》中描写的“沙子龙”一样敢于承认变化的时代。因此，“沙子龙”的结局是在“热兵器时代”咀嚼一种深刻的落寞，他在“夜静人稀”的时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而“焦三夜”却显得过于悲壮，以至于用“殉道者”的方式演奏“百鸟嘲讽”以至喋血而亡。

或许，“焦三爷”和“沙子龙”至死都没有明白，他们的人生悲剧的真正根源，实际上，正是以“唢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态，无论是传承方式还是传播方式都带有的浓厚的“封闭性”。“焦三爷”最后把“师爷的师爷的师爷”传给他的“宝贝”都传给了“游天鸣”，但也仅是“一线单传”。而“沙子龙”则做得更绝，硬是把“断魂枪”带进了棺材。

在传播方面，唢呐也只是在“丧事”上作为一种仪式而发挥作用，而“百鸟朝凤”更是只有少数“德高望重”的人才配享用。即便是“焦三爷”的爱徒，也无法祈求“焦三爷”为其故去的父亲吹一曲“百鸟朝凤”。至于其他的普通人家，就更与唢呐无缘了。可以说，唢呐匠们抱着神圣的姿态把“唢呐”定为“阳春白雪”，却最终挖掘了唢呐这个行业的坟墓。这种坚守，让人在产生一丝敬意的同时，更多了一分唏嘘慨叹。

很多人都希望传统的文化形式能够“发扬光大”，但却在心态和观念上一直抱残守缺、不求变通，要么在传承上坚持“一线单传”或“传内不传外”，要么在传播上或高高在上、或孤芳自赏而最终“自绝于人民”。如果一切传统文化或非物质文明遗产都以这种形式面对当今的世界，那么，没落的结局必然是让人悲观的。

《百鸟朝凤》虽然以电影这种传播形式把“唢呐”这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呈现了出来，但它传递的精神内涵与这个时代的大众品味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它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试图在这个所谓“礼崩乐坏”、“文化失落”的时代点起一烛光亮，但却最终无法得到消费者的认同。

从本质上来说，《百鸟朝凤》的票房尴尬并不是“唢呐”这种文化如何落后所致，也不是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传播效果如何不堪，而是影片制作的艺术性及其对受众、对市场规律把握得不够到位的缘故。总而言之，“方励之跪”是一个传统文化发展境遇的写照，也是留给所有文化人思考的一个命题。

　　无论“方励”下跪主观上是为了祈求票房，还是为了发扬传统文化，其实际效果真如《方励下跪：丢了文化人的尊严》一文中所说：“实在不是高明的做法。”与其下跪，不如好好研究一下富有中华文化元素的《功夫熊猫》是如何连出三部、且每一部都在传播文化和获取票房上兼收并蓄、相得益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