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嫌抄袭，博士学位被学校撤销，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于艳茹将北京大学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撤销学校的《关于撤销于某博士学位的决定》(简称《决定》)，并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的法律效力。1月17日，海淀法院审结此案，一审判决撤销被告北京大学作出的《决定》。同时，于艳茹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依法予以驳回。

作为一名具有律师资格证书的高校教师，笔者曾于2015年7月22日写了一篇博文，从《高等教育法》、《行政诉讼法》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笔者没有在博客网灌水的习惯，今天老帖回放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案件背后诸多问题的反思。全文如下：

“随着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科研GDP崇拜症的不断蔓延，作假、抄袭、剽窃等各种学术不端活动日益增加。在广大舆论的压力下，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学术不端加以规范的红头文件，各学位授予单位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处分案例也逐年增多。近日，北大女博士涉抄袭被撤销学位起诉校方获法院受理一事，受到媒体的广泛光柱。作为一名法律爱好者，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一下案件的审判结果。

一、事件是否具有可诉性

通常情况下，单位内部对其员工按照内部的规章制度，进行包括警告、记过、开除在内的惩处，属于行政处分的范畴，由于涉及单位多、事项广、内容复杂，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诉，但不能行政复议、不能向法院起诉，即不具有可诉性。所以，大学因为住房分配、职称评定、绩效工资的事情，即使教职员工矛盾多、意见大，告到法院，法院通常不予受理。但涉及到撤销学位、撤销职称事宜，因为证书的颁发是教育、人事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范围，高校只是行政部门授权的颁发单位，即高等院校行使的是一种行政许可权，所以具有可诉性，属于民告官的行政诉讼范畴。

二、法院审判的核心是审查决定的合法性

由于学术问题比较专业，法院对提交的涉及学位撤销、职称评定的问题，不可能进行内容上的审查，只能进行形式上的合法性审查，即北大撤销原告学位证书的决定是否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至于高等学校内部制定的学术规范，不作为判案的依据。。

   目前涉及学位授予、撤销的比较权威的只有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简称条例）、1981年5月教育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简称办法），这两条法律法规的效力等级都比较低，前者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后者属于部门规章。

遗憾的是，这两部法规，对于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的规定比较详细，对于选修必修课程的类型、课程成绩、论文的质量、毕业答辩环节、答辩委员会组成规定的都比较具体。对于撤销学位的规定却极其笼统、原则，《条例》第17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也就是说，撤销学位的要件是“舞弊作伪等严重情况”，作出决定的机构是“学位评定委员会”。至于除了舞弊、做伪外，还有哪些行为属于严重情况，这些行为是否必须与学位论文有关，撤销学位的程序是什么，撤销学位的决定在时间、空间上有没有限制、处分后是学生否有救济的渠道，根本没有规定。条例如此，《办法》比条例还粗，涉及撤销学位的条款，只有第十八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可以履行撤销学位的职责。正是由于相关法规的对撤销学位的规定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救济渠道等细节规定的缺失，为涉及学位撤销的纠纷的产生留下隐患。

三、案件审判结果的预测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被告方承担举证的责任，也就是说，被告方要向法院提交作出撤销原告博士学位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事实依据比较简单，论文中标注了参考文献、引用内容的出处，剽窃自然算不上，但一篇论文里面50%以上的内容照搬别人的东西，起码属于引用过渡的学术不端的道德范畴。法律依据，无非是国务院的《条例》、教育部的《办法》。然而，这两部法规对于撤销学位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因此，争论的焦点必然是“原告的行为是否属于严重违反条例”的情形，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前提下，判决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对相关条款的理解、原被告的博弈能力、舆论的导向。

   据我的一个在律师事务所当主任的朋友说，在我国目前的国情背景下，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官司通常情况下立案难、胜诉难，胜诉率低于20%。道理很简单，两者的资源配置、社会影响力、信息掌握程度严重不对等。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行政机关败诉，面临着威信尽失、领导责任被追究的严重后果。所以，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方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誓死捍卫原有决定的合法性。鉴于原告方的年龄、工作、生活等现实考虑，原告方也会绝地反击，绝不退让。因此，这场官司会陷入一审、二审、再审的马拉松陷阱。虽然，我并不看好原告案件胜诉的前景，但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案件，无论谁胜谁负，都没有赢家。

三、对于完善我国学位撤销制度的思考

   可以预料，今后涉及不授予学位、学位撤销的学生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件会越来越多。处罚的过轻，不足以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处罚的过重，显失公平，还可能为因个人恩怨寻私报复留下可乘之机。从立法的角度对相关法规进行修改、完善，可能是一条代价最小的途径。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条例》进行修改，对撤销学位涉及的相关内容如同学位授予一样，进行详细的规定。比如，对严重违法条例的行为给出枚举式目录，并从主观、客观、主体、客体方面并加以详细定义。比如，主观上是否故意，是区分剽窃与过度引用的明显标志；抄袭、引用的字数、比例这些客观标准，是区分引用与抄袭的分水岭，因为，前者属于批评教育的道德范畴，后者则需要行政处分。除此之外，这些不端行为是否必须与学位论文的具有高度相关性，作出撤销学位的程序、步骤、救济渠道、时空效力范围，都需要加以明确规范。再以时空效力而言，学生毕业离校后的不端行为曝光后，授予单位可否撤销学位？学生毕业N年了，被人揭发在《条例》颁布之前存在学位论文作假，授权单位能否撤销已经授予的学位？学位撤销能否适用法不溯及以往的原则？在国务院行政法规修改不成熟的前提下，教育部可以通过修改《办法》的途径，对相关内容加以完善，用以指导各个学位授予单位内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四、结束语

   曾记得，在若干年前，有大学生谈恋爱怀孕被人告发，当事人的男女大学生惨遭被校方开除的命运，陷入绝境后将学校告上法庭。自然，很多法院以单位内部的行政处分不属于法院立案范围为由不予立案。终于，有一两个敢吃螃蟹的法院立案后判决校方败诉。这类事件经媒体广为传播后，很多高校或明或暗地取消了这一不符合国家法律、不符合年轻人身心发展规律的内部规定。在当今的中国校园，大学生恋爱、同居甚至结婚已经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现象。

   因此，于艳茹案件是否胜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媒体的报道、民众的参与、案件本身的反思，推动高校走向民主化、法制化、人文化管理的轨道。当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一批人付出代价。作为在读的学生、科研工作者，认真研读并遵守相关法律，是学术人职业道德的需要，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