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之后》于1947年6月到1948年11月在《文学杂志》连载(第2卷1-4期，6-11期，第3卷1-6期)。本文引用页码见《纺纸记》(倪伟编，珠海出版社，1997)。该书其实不是学界小说，而是大学中人离开学界到中小学教书的一段插曲。

该书是作者在1937年到1945年在黄梅躲避战火期间的实录，除了主人公称为莫须有先生外，其他人名和地名都是如实写出。写实性甚至强于《莫须有先生传》，语言也更为平铺直述。1937年7月北京大学在破城前夕南下，副教授及以上随学校内迁，讲师及以下学校似乎就不管了。作者在学校内迁前是讲师，“他从二十六年大学讲师没有得到聘书以来，对于领薪水这习惯已经忘记了(p. 160)” 12月他举家(还有妻子和女儿慈(真名冯止慈)儿子纯(真名冯思纯))离开北平到故乡黄梅。1939年秋，受聘在停前驿金家寨的小学教国语和自然。小说前14章写这段生活。随后2章主要是在作者担任中学教师后的思考。1940年春，调入在小学校址重新开办的黄梅县中教英语。县中迁到五祖寺，为避战火又迁入深山中的南山寺和北山寺，最后到停前驿的李家花屋。“民国三十四年春新来的校长，是地方上的绅士，站前久任县中校长，县中在五祖寺时期一度担任校长，三十四年春再任校长，他想个法子使得莫须有先生不能不离职了。(p. 343)”最后一章记录作者要写阿赖耶识论时的思考。记述的事情显得平淡无奇，但有些思考和议论或许值得记录。

小说前面部分叙事性更强些，是都市中的大学人在乡镇社会生活的重新适应和融入。本来作者感觉与众不同，“所有故乡人物除了他一个人而外都是被动的，都只有生活的压迫，没有生活的意义(p. 143)”在乡镇，家族和人情使得生活变得容易，以至于作者重新定位大学人的社会价值。“同莫须有先生一样一向在大都市大学里头当教员的人，可以说没有做过‘国民’。做国民的痛苦，做国民的责任，做国民的义务，他们一般都没有经验。这次抗战他们算是逃了难，算是与一般国民有共同的命运，算是做了国民了。然而逃难逃到一定的地方以后，他们又同从前在大都市一样，仍是特殊阶级，非国民阶层。(p. 235)”“中国的知识阶级是特殊阶级，一点没有冤枉他们。实在他们不配谈国家的事情，因为他们与国家的事情不相干。到得物价高涨，生活维持不了，然后说，‘不得了！不得了！国家要亡了！’他们只晓得国家养他们而已，养不了故叫苦。实在国家兴亡良心上他们毫无责任。(p. 236)”“就中国的农民说，国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真是可怜罢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与国又有什么关系？……没有一家读书人家的儿子当兵的了，而中国是征兵制！(p. 252)”“都市上文明人的态度，便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p. 236)”“态度就是有权利无义务(p. 236)”

作者关于作事和作文的主张，我觉得颇有见地，虽然前者有说教之嫌。关于作事，“我常常同少年人说，一个人作事，要有美趣，要求把事情做得最好，最不可因循苟且。(p. 172)”“因循苟且，便是懒惰，同时爱说大话，不求与事有益，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p. 173)”“少年人要有美趣，要求进步，从很小很小的事情上面练习工作的习惯。(p. 173)”“人生最要紧的是要有忍耐性了，不可以急迫。(p. 254)”“各人的根基都是有一定的，但将来能否有成就又关乎个人的命运了。(p. 256)”关于作文，“莫须有先生教国语，第一要学生知道写什么，第二要怎么写，说起来是两件事，其实是一件，只要你知道写什么，你自然知道怎么写，正如光之与热。(p. 204)”“中国人的语言是一套官话。口号与标语是官话的另一形式。(p. 204)”“就他所读到的英语读本看来，他觉得那都很好，够得上健全二字，即是不乱说话，话都有意义，事都有理由，事是一件一件的事，不是笼统的事。(p. 206)”“散文注重事实，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只求写得有趣，读之可以兴观，可以群，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好，小说则注重情节，注重结构，因之不自然，可以见作者的思想，是诗，是心理，不是人情风俗。(p. 213)”

最后几章在中学任教部分，写得非常主观，都是莫须有先生的社会主张。或许可以称为非精英取向的文化保守主义，承袭古代内圣外王儒家传统，调和近代民粹主义的迷思。毕竟优秀作家的社会见解也未必高明。“世界将来没有宗教，没有艺术，也没有科学，只有机械，人与人漠不相关，连路人都说不上了，大家都是机器中人，梦中人。机械总会一天一天发达下去，飞机总会一天一天普遍起来，然而咱们中国老百姓则不在乎，不在乎这个物质文明，他们没有这需要，没有这迫切，他们有的是岁月，有的是心事。(p. 133)”“中国的读书人，不懂得自己国家的根本，乱发脾气，爱多事(p. 320)” “人生如果不爱历史，人生是无意义的，人生也决不能有幸福的。历史又决不是动物的历史，是世道人心的历史，现代的进化论是一时的意见罢了，毫没有真理的根据的，简直是邪说(p. 321)”“有史以来的一切坏事都给读书小人做了！现在的学校教育制造做坏事的读书小人，还有哲学的根据的，因为现在的哲学是唯物的，即是不承认有良心。(p. 333)”“你们作秀才的只要一天下为己任，你们只要自己良心发现，国事马上好转了。(p. 335)”“士大夫都应该读经，而小学生则要用莫须有先生这样的国语老师去教国语，至于科学是不成问题的，中国不要求科学考第一，不要求科学赶上人家，但及格是容易的。(p. 335)”“根据他的人生经验，一个人的工作，偏于快乐感，毋宁偏于宗教感，求快乐，不如为善最乐了。(p. 355)”多数说这种的话的人，其实只是伪善装正经，虽然作者未必如此。

还有些关于社会、国情甚至更哲学议论，我觉得有些道理。“大人物不贪，能舍得。……大人物要能公，要能够喜欢别人的长处，不怕人家比我高。(p. 255)”“大凡少年与老年人不同，……一是不知有命运的，一是世间除了命运别无意义的。(p. 278)”“我们凭着理智所斥责的迷信，大约都是经验了。一个人的经验是无法告诉别人的，世间的理智每每是靠不住的。(p. 279)”“人的痛苦不能传给人，我们在战争中所受的苦不能告诉我们的子孙，所以我们的子孙还是要打仗，正如小学生要打球一样。(p. 279)”“人一有地位便爱发命令，而反抗多少要有点反抗精神了。(p. 295)”“中国则是多事。多事是因为缺乏建设性，是因为不尊重对方，是因为生活态度不严肃，换一句话说中国没有一个共同的‘信’字，一切都凭着少数人的意思去做便是了。(p. 316)”“中国人的另一个毛病，遇事怕麻烦，以为说出去没有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说话了。(p. 317)”“天下事是偶然还是必然？待事情经过之后好像是必然的，简直是安排着如此的；然而在未展开以前，不能知道事情将如何发生。发生的都是偶然了。(p. 152)”

我觉得，作者沿着自己的思路发展，最后在旁人眼里就是自大成狂。“他的主观对于任何事情都是一以贯之，所以他的道理只是一句话够了，一句话无所不包，决不至于‘有始而无终’了。(p. 356)”“莫须有先生到了无所不包的地位，到了一言以尽之的地位(p. 356)”如张中行在《负暄琐话·熊十力》回忆，听到作者与熊十力争论说，“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传闻两位因为佛学见解不同还动手打了起来。想想也很奇怪，作者是学外国文学出身，又是苦雨斋四弟子之一，完全没有知堂老人的明哲通达。他是走了“信”与“执”的一路，或许也只能说“天命之谓性”了。《莫须有先生传》固然难懂，但读来有水流花放的生机盎然。因此我借用禅宗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前四字为札记的标题。这篇行文平白如话，但作者认为自己已经开悟，或许已经到了禅宗的第三境界。如宋代禅师青原惟信所谓，“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五灯会元》)这便是本文标题的出处。

作者废名，本名冯文炳，1901年出生于湖北黄梅。1914年入学黄梅八角亭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后任教于武昌模范小学。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并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1924年正式升入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1927年张作霖主政北京时解散北大与9所院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废名休学，在西山隐居。1928年学校相继更名为中华大学、北平大学，废名复学。1929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文系。1931年1月到青岛，一度在青岛铁路中学任教。1931年11月受聘国立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1937年7月因学校内迁而去职。为躲避战火12月动身回故乡黄梅县。1939年秋，受聘黄梅县第二中心小学任国语和自然教员。1940年春，调入重新开办的黄梅县中任英语教员。1945年春辞职。1946年春返回县城，招生课书。同年7月受聘北大国文系副教授，3年后晋升教授。1952年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的前身)任中文系教授，1956年任系主任。1967年逝世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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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围蝶阵乱纷纷—学界小说丛谈之《师母》

流年冉冉功名误—学界小说丛谈之《所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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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学界小说丛谈之《大学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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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荣争宠任纷纷—学界小说丛谈之《鱼肠剑》

甚爱必大费—学界小说丛谈之《教授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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