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刘鹏. 对中药理论构建的思考. 医学与哲学（A），2015,36(7)：82-84

中药是中医学，乃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签之一，它取材自然之物以入药的理念是中国人一直秉承的天人整体观，它渗入了中国人对生命、疾病和治疗的独特文化理念。中药理论的最终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某种单一因素所促成的结果，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1  尝百草与以意求之

关于中药的起源，很多人会想起《淮南子》中所讲的神农尝百草。但神农尝百草的最初目的恐怕不是寻找药物，而是在寻找食物。因为在食不果腹的远古时期，日常饮食尚不能解决，又谈何寻找药物。另外，古人有崇圣依托之风，正如《淮南子·修务训》中所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1]2008

长期的实践经验与逐渐形成的趋利避害的择食原则，使先民拥有了日趋相对固定的食物谱。先民在长期食用某种食物时，或许会发现它对身体某种疾病的治疗效果。但这种效果远远没有能给机体带来相对强烈反应的动植物明显。因此，先民在寻求食物过程中发现的使机体产生不良反应的动植物，并不一定完全被先民抛弃，而是或许会因为某些毒物在带来不良反应的同时也产生某种治疗效果，而被保留下来。而且，逐渐成为有别于“食”的独特的“药”，正如《淮南子·主术训》所云：“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然而良医汇而藏之，有所用也。”[1]

药物逐渐从食物中脱离出来并形成相对独立系统的过程，必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偏性较大、作用相对较强烈，甚至是给机体带来不良反应的一类药物，无疑促进和加速了这个进程。从这个角度讲，药即毒，中药之所以能够治疗疾病正是因为其不具备日常食物所拥有的相对平和、稳定的性质。因此，《素问·异法方宜论》云：“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王冰注曰：“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称谓之毒药也。”[2]

当中药逐渐从食物中脱离出来作为治病之用，人们会更加意识到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等是可以用来治病的，所以会更加主动地、积极地去寻找治病之物，经过漫长的实践和不断的总结，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具体中药的治疗作用，在患有某种疾病时会主动使用某种或几种中药进行治疗。

早期对中药功效的认识肯定是通过亲口品尝等实践方式而获得的，但当实践经验经过漫长时间的积累到达一定程度后，古人会自然而然地去思考一系列问题，例如，中药的生长环境、形态、颜色、气味等与其功效之间有何联系，是不是具有类似生长环境、形态、颜色和气味的其他中药也有类似的功效。这实际上是一种并不复杂的联想和类比。

一旦形成这种类比思维后，当古人面对未知的中药时，会根据已有的对其他中药的认识来预判其功效，有了预判之后再通过实践去检验它是否真的具有这种功效，目的性更强了。如果推理所作的预判与实践相符，那么就可以将其功效确定下来而加以应用；如果不相符，则弃之不用。可以说，中药的发现与应用就是这样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我们决不能说以意求之的类比推理完全正确，只能说这些预判中与实践相符的被留了下来，不相符的则被淘汰了。所以，我们决不能把这种以意求之的思维作为认识中药的终极思维，认为所有中药的功效都是由此而判定的，而应该客观地评价它在认识中药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的预判作用，以及它与实践的暗合和矛盾。遗憾的是，许多人在讲中药时片面渲染以意求之的类比思维在判断中药功效过程中的作用，对临床实践对推论预判的检验作用避而不谈，很容易让人感觉中医太过玄虚和不严谨。

2  阐释中药的方法

无论是尝百草还是以意求之，仅仅认识了中药的功效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与中医理论相结合才能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才可以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用来治病。其实，其他民族也往往有应用天然药物的经验，但应用方式和对功效的分析，却与中医学有很大的差异。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不同医学体系有不同的诠释理论和方法。

中医学主要应用四气五味、归经等理论来阐释中药发挥功效的内在机制。四气，即寒、热、温、凉。五味，即酸、苦、甘、辛、咸。《神农本草经》中已经明确提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 有 寒、热、温、凉 四 气。”[3]归经是用来说明中药功效对脏腑的选择性，即吃了中药后会对特定的脏腑产生功效，而对其他脏腑的作用较小。

那么，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是否完全是品尝出来的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如果说五味尚能用味觉来分辨，但本草文献中对很多中药五味的标识往往是兼具数味，这恐怕不是单凭味觉就能分辨出来的。更何况还有许多中药的五味与用嘴尝到的味道不一样。至于中药的四气以及服用之会归哪些经络和脏腑，则更是难以通过品尝而获得的。

其实，古代医家对此也有所反思，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元代医家王履，在其《医经溯洄集》中的“神农尝百草论”中，他对《淮南子》中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的记载进行了质疑，例如，神农若果是圣人，那么就不必亲尝药物而判定其有毒无毒；神农所遇之毒必是小毒，若是大毒则死而不可解；神农一人不可能俱备众疾，并通过试药而判断具体药物之功效，古人对中药功效的判定必定还有其他方法；中药之味或可通过品尝而知，但其气、其性、其归经、其畏恶反忌等，是不能通过品尝而知的，“且味固可以尝而知，其气、其性、其行经主治及畏恶反忌之类，亦可以尝而知乎？”[4]

所以说，对中药药性功效的判定，固然有亲身实践的因素，但若完全凭品尝则难以对每味中药进行如此细致的标识，它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思维加工和理论推导。例如，某中药若能治疗热性疾病则具有寒、凉之气，能治疗大热之病则具有寒性，能治疗热势不甚剧烈的则具有凉性；某中药若能治疗寒性疾病则具有温、热之气，能治疗大寒之病则具有热性，能治疗微寒之病则具有温性。五味的判定也是如此，《素问·脏气法时论》中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耎。”[5]

具有发散作用的中药往往是辛味的，具有收涩作用的中药往往是酸味的，具有缓急作用的中药往往是甘味的，具有泄热坚阴作用的中药往往是苦味的，具有软坚散结作用的中药往往是咸味的。再者，五味酸、苦、甘、辛、咸与五脏肝、心、脾、肺、肾相对应，入肝的多酸味，入心的多苦味，入脾的多甘味，入肺的多辛味，入肾的多咸味。

就中药的归经来说，也是密切结合疾病的脏腑失常来判定的，中医学依据脏腑辨证把身体失常归于相关的脏腑，如果服用中药后能治疗某种病证，那么该中药便可以归入与该病证密切相关的脏腑。例如，外感表证与肺密切相关，能够解表发汗的中药多能入肺经。

上述中医基本理论对中药药性的分析作用是很强大的，借助于它的作用，许多新出现的物品也被贴上传统的中药标签。例如，近代医家张锡纯在其《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借助中医理论来分析了部分流行于当时社会的西药，如阿司匹林能解热镇痛，这与中医的发汗解表很相似，基于这种关联和类比，张锡纯认为它性凉而能散，同时考虑到阿司匹林为乙酰水杨酸，而认为其味酸，从而将其定义为酸凉解肌之药。

解释中药的理论有很多，但很难找到一种完全普适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药的全部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还未曾破解有关中药的所有密码，还没有找到解释中药作用机制的终极理论，我们现在所应用的解释理论仅仅能解释某一部分问题，仅仅能说明中药的某些片段，有其可解释之处，也同时有其无法解释的地方。

除了上述四气五味、归经等主流和正统方法，中医学还部分应用上述论及的取象比类等方法，通过观察中药的生长环境、生长及采收季节、颜色、气味、形态等来说明它得以产生功效的原因。取象比类，是古人认知事物的重要方式之一，它的确存在很多漏洞，也的确仅能解释一部分中药的性效，但它对中药性效的预判一旦与临床实践相符，便成为了一种合理的存在而延续下来。

遗憾的是，很多人并不知晓上述道理，不知道古人对中药药性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述多种方式的推理，而试图单纯通过现代药理学研究去寻找与中药药性相对应的标识物，这恐怕是很难实现的。中药的药性必然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与其相对应，现代便是基于此，但物质与药性的对应性不是药性得以形成的唯一渊源，还需要综合考虑古人依据中药表现出的功效并结合中医基本理论对其所作的反向推断，以及依据中药的自然性状对其所作的类比和推理。

3  医学与人文的双重塑造

中医学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思想用来架构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以及医疗实践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医学人文理论体系。换言之，中医学理论中既有医学自然科学知识，又有人文思想的渗透。传统中药学理论亦不例外。古代医家对中药性味及功效的论述，既有前述中医学基本理论对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加工，又有不同时期主流文化思潮的修饰和加工。

以《神农本草经》为例，该书把365种中药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无毒，主养生，轻身益气，不老延年，多服久服不伤人；中品120种，有的无毒，有的有毒，无毒者可养生，有毒者可治病；下品125味，有毒，主治病，不可久服。365种中药的数目本身便是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渗透。《神农本草经》所谈的上品药“主养命”，能“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品药“主养性”，这些术语也是道家方士所常用的。

《神农本草经》中把丹砂、云母、玉泉、石钟乳、矾石等列为上品，认为服用这些中药能够“通神明不老”、“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安五脏”、“轻身不老增年”，这种阐释很明显受到了流行于当时社会的服食丹药以求长生思想的影响。这些金石类中药非但不是没有毒性，而是毒性很大，久服会让人中毒。至于《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服用这些中药后会轻身、通神明、耐寒暑，笔者的观点是，这些都是一种慢性中毒反应的表现，而非真有这种疗效。轻身、不老神仙，似乎是中毒出现了精神恍惚，是一种“飘飘然”的自我感觉和幻想而已，而非真是疗效。魏晋时期有服食五石散等丹药之社会风气，服用这些金石药后会使热毒积聚于内，燥热难耐，脱衣裸奔是经常之事，甚则寒冬之时还需卧冰之上以解热，不明其理的人还将其作为一种展现魏晋风度的洒脱不羁之行，实则是一种中毒反应后的不自主表现。

除了这种直接的文化加工，前述取象比类等传统文化思维对中药性效的判断和阐释，也是一种相对间接的文化加工。其实不单中药如此，整个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对医疗实践经验的加工和重塑，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将外在时空的自然规律与人体生理病理以及治疗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无论是时空之理与人体生命活动的比拟，还是中药自然性状与中药药性和功效之间的类比，都是古人试图解释自身与外在自然诸多复杂现象所作的尝试，它虽然可以解释一些复杂问题的局部，但并不能阐释一切。因此，当我们面对古代医家的论述时，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尊重传统并不意味着是要尽信古人。

4  结语

综上所论，传统中药理论的形成是医疗实践、传统文化思维与哲学思维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因如此，认识中药理论时，首先，需要明辨各种因素在中药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到的先后与主辅作用；其次，需要很清晰地认识到古人阐释中药性效的多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假说”的阶段，每种假说都有其适用范围与局限性，但古人对其却鲜有明确的界定，而且古人已有的假说也不足以解释中药得以发挥效用的全部，诚如清代医家徐灵胎所言：“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6]只有充分认识到中药理论形成过程中的诸多细节并加以客观评价，中药理论的现代研究才会更加稳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