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海心

　　又到 4 月，又到清明，又到耀邦的逝世纪念日，我一直想写的文章终于有了这个题目，文字便顺顺当当地写了下来。“耀邦是个好人”，这句话是位老同志说的，我听后心中一震，觉得竟比那许多盖棺论定的文字中的评价份量还重。

　　人对人的认识有个过程，开始的认识往往表面化，往往片面。我在大学读书时从银幕上认识了“在台上”讲话的耀邦总书记，那是在学校大礼堂看纪录片，耀邦总书记大段大段的讲话引起看片子的大学生们的阵阵讪笑。大家下来后议论纷纷，都觉得这位新任总书记太爱激动，动作也太大，和他那瘦小的身躯形成强烈反差，显得十分好笑。大学生们似乎还有这样的观念，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领袖应该像毛主席那样魁伟，像华主席那样高大，和他们比，耀邦好像不大般配。

　　后来这些年，读了些社会，才知道读书时的幼稚。随着岁月的推移，大家对耀邦的敬重与日俱增。我们起码知道了 70 年代末耀邦讲话时为什么激动。那时，拨乱反正的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那样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面对涂炭的世事，听着千万受屈蒙冤的人们的悲号，看着一些干部在处理平反工作时的麻木，能不激动吗？他当然要挥动手臂大声疾呼，当然要从主席台上跳起来。这不是他的可笑之处，而是他的可爱之处，可敬之处。

　　有过这样的报道，耀邦曾厉声训斥工作人员说：他们千里迢迢，历经苦难，一遍遍跑到北京来上访，没有冤屈，他们能这样做吗？你们怎么能嫌他们烦？怎么能嫌他们烦呢！

　　那些在耀邦的关怀下得以平反昭雪的“右派”、“反革命”们，那些在残酷的迫害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们，在得到平反通知的日子里，哪一个不是感激涕零呢？！

　　1977 年底，耀邦在中组部直接领导“改正右派办公室”，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左”的压力，最终对全国 55 万“右派分子”予以“改正”， 55 万人哪！加上他们的家属，多少人的腰一下子就能直起来了，能在中国这块自己的土地上正正当当地做人了！我知道这样一件事，有一家人在接到“改正通知”后，全家面向北京的方向，长跪不起，哭声撼动四邻。

　　拨乱反正，恢复人们对国家的信心，拯救蒙冤的生灵，抚慰受屈的心灵，这是多么大的功德啊！而耀邦的功绩，是这些年人们从一些回忆录里才知道的。当我读到这些资料时，崇敬的感情油然而生。耀邦是“红小鬼”出身，十四五岁就参加了革命，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成长起来，他那样瘦弱就可以理解了，现在十四五岁的孩子是怎样的生活条件啊。前年我去江西共青城参观，瞻仰了耀邦墓，在墓碑前深深地鞠躬。耀邦的浮雕像旁，镌刻着少先队徽、共青团徽和党徽三个图案，标记着他从少年起到辞世前走过的革命路程，能有资格在墓碑上刻上这三个徽的，中国领导人中惟耀邦一人。

　　据当地干部介绍，耀邦去世后，共青城的青年们要求把耀邦书记葬在他们身边，中央同意了。耀邦的儿子在大家的陪同下选点，他们淋着雨在山岗上转，走着走着，突然雨停了，天空放晴，人们停下来，都说碑就立在这儿吧，这或许是天意。事后才知道这里是这片丘岭中海拔最高的山岗。

　　那天，我站在山岗上，站在墓碑前，听人讲这段故事时，放眼望去，群岭皆小，面前正对着浩淼的鄱阳湖，湖面宽阔，一片金光。

　　耀邦是个富于想象的人，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性格中那些闪光的东西，常使他像个天真的孩子，这也可能与他长期做青年工作有关。但我们看到晚年的他却常常是忧虑的，在一部电视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他考察西北时的情形，在穷得不能再穷的山乡里，耀邦紧蹙眉头，一眼忧伤。那段录像中最感人的镜头是，耀邦在老乡家院子里席地而坐，端个粗瓷碗，呼噜呼噜地喝着一大碗稀饭样的糊糊。我在西北插过队，我吃过这样的饭，知道那所谓的饭是何样的东西，何样的滋味。我看到，耀邦总书记这顿饭是真吃，不是为了拍照假装吃，也不是只尝尝，在老乡面前做做样子，他吃饭的样子朴实得和旁边的老乡没有两样，看到这些，我心中升起的只有感动。

　　最近，我又看到一篇文章，讲述耀邦在 60 年代初对待家乡亲戚的事情，他写信给家乡公社党委，请他们不要再打发自己的哥哥和姐姐来京求自己为家乡办事。耀邦在信中说：“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政策的呵！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呵！”信后，耀邦还附了一张清单，把公社托亲戚带来的一些茶油、豆子之类土产折成几十元钱，掏出自己的工资让亲戚捎回公社。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耀邦时任团中央书记。看着这些资料，联想到当前的风气，怎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呢？

　　然而，中国是最有希望的，因为中国出过焦裕禄这样的县委书记，出过胡耀邦这样的总书记。

　　耀邦是个好官，耀邦是个好人，这实在是千古难得啊！

（ 编者注：此文刊于《希望月报·社会专刊》 1999年5月号，作者任该刊总编辑。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编辑部几天之内接到电话300多个，感谢作者说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肺腑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