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母丧丁忧期满以后，于元和九年（814）深冬回到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急请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之贼，于元和十年（815）八月被贬为江州司马，离开了长安。他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实际时间，大约八个月左右；当时所居之处，在长安修行坊西的昭国坊。在此期间，他写下了《送张山人归嵩阳》这首杰出的叙事诗。在中国古代，所谓“山人”，是指身处山野林泉的隐逸之人。此诗中的“张山人”，应是诗人的布衣之交，名字、生平均不详。当张山人困守长安数年，一无所获，终于怀着极度的失望，决定归隐嵩山，他那怀才不遇的命运，及其失意伤别的深深悲叹，在白居易内心深处唤起了强烈共鸣。于是，他提笔写下此诗，记述了这令人难忘的一幕。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有学者根据其中“修行坊西鼓声绝”句意，断定此诗“约作于元和九年（八一四）至元和十年（八一五）”（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二册，第635页），这固然大体接近。但诗中所写，乃是冬天之事。而诗人既然已于元和十年秋天被贬，离开了长安，则断无当年冬天还能在昭国坊的寓所写作此诗之理。因此，其写作时间可以确定为元和九年岁末的冬天。

从内容上看，这首诗可分为三段。第一段，是开头四句：“黄昏惨惨天微雪，修行坊西鼓声绝。张生马瘦衣且单，夜扣柴门与我别。”寥寥数语，交待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提供了叙事性作品的基本要素。时值岁末寒冬，一个暮云惨淡、微雪飘落的黄昏，诗人所居的位于长安修行坊西的昭国坊，已经响起了宵禁的鼓声。正在这时，诗人的布衣之交张山人，却身穿单薄的衣裳，骑着一匹瘦马，冒着夜色，顶着瑟瑟的寒风，敲响了诗人的家门，前来与他告别。这一细节，看似普通，却有些令人纳闷：张山人究竟为何而来呢？这就为下文的进一步描写做了张本。这里的“鼓声”，需稍加解释。据唐代刘肃《大唐新语·厘革》载：“旧制，京城内金吾（按，指禁卫军）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鼕鼕’，公私便焉。”原来，初唐时候，京城长安每到傍晚，都是靠禁卫军口头传呼，宣布宵禁；每到早晨，又是靠禁卫军口头传呼，解除宵禁，实在很是烦杂。贞观年间，马周向唐太宗上奏，改为在街头设置大鼓，暮鼓宵禁，晨鼓解禁，大家甚感方便，于是就形成了制度。白居易此诗中所写的“钟声”，自然是宵禁的暮鼓。张山人赶在宵禁之前，匆匆赶到白居易家中，必有要事相见。诗中的氛围陡然紧张起来，形成了一个悬念。

第二段，是接下来的四句：“愧君冒寒来别我，为君酤酒张灯火。酒酣火暖与君言：‘何事入关又出关？’”当诗人得知友人是前来辞行，不免感到几分惊讶，但他心中更充满了浓厚的关切之情。于是，赶紧命仆人买得酒来，摆上菜肴，拨亮灯光，烧热炉火，热情地招待客人。酒酣耳热之际，他才道出自己的疑惑：为什么您才到长安不几年，就要匆匆离去呢？这里所谓“出关”“入关”之“关”，是指函谷关，位于河南灵宝以北紧靠黄河岸边的峡谷里，因其地形深险，有如函洞，故得此名。这是京城长安与关东地区交通往来的必经之地。从诗中内容可知，张山人原本隐居于嵩山，前来京城长安，即是“入关”；现在将要离开长安，归隐于嵩山，即是“出关”。所谓“出”“入”云云，本是相对于京城长安而言的。

第三段，是诗篇后边的十二句：“答云：‘前年偶下山，四十余月客长安。长安古来名利地，空手无金行路难。朝游九城陌，肥马轻车欺杀客。暮宿五侯门，残茶冷酒愁杀人。春明门，门前便是嵩山路。幸有云泉容此身，明日辞君且归去。’”这是张山人回答白居易的话，是诗篇的主体部分，也是叙事和抒情的高潮。

张山人在回话中，叙述了自己居留长安这三四年间辛酸而悲凉的生活，从而也解释了自己毅然决定离开长安的原因。他说，自己前几年是因为偶然的原因，离开嵩山、来到长安的。长安既是作为政治中心的京城，那么前来长安，显然是为了开拓个人发展的空间，这并不难理解。但从张山人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作为隐逸之士，来到长安的目的，自然又和当时大多数士人有所不同，即不是为了应试科举。何以见得呢？原来，按照唐代制度，参加科举考试一般要先通过县试、州试（或府试），或者由各级学校选拔考试合格，才能来到长安，参加由尚书省礼部、吏部举行的考试，进而入仕为官。白居易本人即是走的这条道路。而张山人本为布衣之人，既没有参加过县试、州试（或府试），也没有通过各级学校选拔，只是“偶下山”，来到长安，他当然不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来。由此看来，张山人此次到长安，当是来走“终南捷径”的。所谓“终南捷径”，就是通过隐居于终南山等名山胜地，广交人脉，抬高声望，从而走出一条“仕宦捷径”（见《新唐书·卢藏田传》）。当年大诗人李白也曾走过这条道路。开元初年，李白“客游会稽（今浙江绍兴），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今浙江剡县）。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见《旧唐书·李白传》）。李白以一介布衣，‘‘隐于剡中”，并未经过科举考试，仅凭其诗人之名，经道士吴筠推荐，就被唐玄宗召到身边，“待诏翰林”。乍看起来，这条道路似乎还是颇有吸引力的。此前张山人隐居于嵩阳县北的嵩山，大概也属此类情况。因为嵩山是“五岳”之一，又称“中岳”，不仅景色绝佳，且为历代隐士栖居之处。但当他真正走下嵩山，来到长安，遇到的却是冷漠的社会现实和龌龊的政治生态。事实上，当时在长安，一个人要想有所发展，仅凭自己的才华和本领，而不奔走于权贵之门，不去博取上层社会的青睐，那是难得成功的；而要想奔走于权贵之门，“空手无金”更是寸步难行。开元年间，另一位大诗人杜甫 “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见《新唐书·杜甫传》），过着困顿落魄的生活，长达十年之久。如他自己诗中所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见其《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那情景是何等辛酸和悲凉！张山人想要在长安走出一条“终南捷径”，他所遇到的尴尬之境，较之科举落第的杜甫，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豪门权贵的推荐揄扬，这条道路怎么可能走通呢？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豪门权贵的骄奢傲慢，下层士人的辛酸屈辱，在“朝游九城陌，肥马轻车欺杀客。暮宿五侯门，残茶冷酒愁杀人”这寥寥数语中，痛切真实地展现出来，令人于千载之下读来，也不禁为之一掬同情之泪。不甘于人格的屈辱，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心灰意冷的张山人，只能选择离开长安，重返嵩山，归隐于山间林下、闲云野泉之间，终老此身了。一个有志之人，怀才不遇，看破世情，失望而归。遭遇这样坎坷命运的，张山人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的酸楚无奈的自述，经过白居易真实生动的诗笔之记叙，得以长久流传下来，也就成为这类群体的典型代表而载入历史了。

张山人的话中，所谓“前年”，是“往时”之意。如《后汉书·冯行传》：“上党复有前年之祸。”李贤注：“前年，犹往时。”这与今天通行之义不同。所谓“九城陌”，指长安的街道。“九城”，即指京城长安。因为古代京城多设九座城门，故有此称。南朝梁庾信《奉和同泰寺浮图》诗云：“长影临双阙，高层出九城。”唐代贾至《勤政殿观乐》诗云：“银河帝女下三清，紫禁笙歌出九城。”均指京城而言。唐代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实际上拥有十二座城门，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三座。所以这里只是泛称。所谓“五侯家”，指权贵之家。“五侯”，泛指势力煊赫的权贵豪门。西汉河平二年（前27），汉成帝曾于同一天封其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为侯，故有此称。唐代诗人常用此典，如韩愈《寒食》诗云：“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也有人把“五侯”和“九城”对举，如皇甫冉《长安路》诗云：“长安九城路，戚里五侯家。”这当是白居易此诗所本。这里提到的“春明门”，是长安东面三座城门的正中间那座城门。“春明门为唐人离长安东行送别之所。”（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一册，第338页。）刘禹锡《和令狐相公别牡丹》诗云：“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可以为证。张山人即将离开长安，东行归隐嵩山，春明门也是他的必经之地。

从艺术上看，这首诗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主客对答，生动感人。从《诗经》以来，通过人物之间的问话对答，来表现曲折丰富的生活内容，就是中国诗歌的一个艺术传统，对楚辞、汉乐府、南北朝民歌和文人拟古诗，一直到唐代诗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杜甫在其著名的组诗“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濠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中，以对答之体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更将这一传统推上了新的高峰。仇兆鳌云：“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设为问答，此‘三吏’‘三别’诸篇所自来也。”（见其《杜诗详注》卷之七）其实，他还可以进一步上溯到汉乐府，并进而上溯到《诗经》，由此可以看到对答之体从简单的表现方式发展为成熟的叙事诗体的整个过程（详见郭杰《〈诗经〉对答之体及其历史意义》，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而白居易在杜甫之后，对这一传统更加发扬光大，达到了新的境界，如其担任翰林学士期间所写《新乐府》组诗中的《新丰折臂翁》《蛮子朝》《骠国乐》《缚戎人》等，都是很好的例证。而诗人在写作《新乐府》（809）之后的第六年，又写下这首《送张山人归嵩阳》，运用对答之体，以人物自身语言揭示其情感起伏和命运变化，更显得更加栩栩如生、生动传神。特别是以张山人自己的“幸有云泉容此身，明日辞君且归去”这两句话，作为全诗的结尾，戛然而止，而诗人的满腔共鸣，全都隐含于张山人这些话语之中，不再另费笔墨，恰给人以余音绕梁、深长思之的审美感受。

二是警句叠出，鞭辟入里。警句就是诗眼。在一首诗中，出人意表的警策之句，犹如秀林之木、惊天之雷，往往给人以振聋发聩、豁然开朗之感。在此诗中，“朝游九城陌，肥马轻车欺杀客。暮宿五侯门，残茶冷酒愁杀人”四句，把豪门权贵的“肥马轻车”和下层士人的“残茶冷酒”加以鲜明对比，在人心中既引起极度悲凉，更引起无比义愤，从而达到了鞭辟入里的效果。当然，警句不是艺术技巧的自然产物，它源于深刻的社会认识和强烈的情感激荡。特别是诗中“长安古来名利地，空手无金行路难”二句，堪称全诗的诗眼，在全部唐诗中，也是揭露京城长安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态的最深邃、最精辟的语句，是惊神泣鬼的警世名言。 “名利地”（即争名夺利之地）一词，一针见血，直指本源。诗人在《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因宿玩月》诗中亦云：“长安名利地，此兴几人知。”课件其认识是极为深刻的。而“行路难”则语意双关，既是指在长安谋生难、做事难，也暗合了古乐府《行路难》的题目。《行路难》本是古乐府《杂曲歌辞》的调名，后来鲍照、李白多有拟作。李白《行路难》其一云：“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其二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尤其慷慨激昂，催人泪下，也正道出张山人、白居易和天下无数士人心中的无限悲凉。

    白居易毕生待人，亲切平等，不分贵贱。他的知交中，颇有终身落拓的布衣之士。如其《期宿客不至》一诗（830），即表达了对来自南方的清寒布衣诗人徐凝的牵挂之情：“风飘雨洒帘帷故，竹映松遮灯火深。宿客不来嫌冷落，一尊酒对一张琴。”而在这首《送张山人归嵩阳》中，白居易则对布衣之士张山人的坎坷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对其失意伤别之悲叹，发出强烈的共鸣，从中恰恰显示了白居易自身的耿介性格和高尚人品。半年多以后，白居易自己也无辜遭受打击，离开了长安，贬任九江司马。那时，朝廷中颇有些旧交，由于各种原因断绝了联系，而张山人却在元和十三年（818）春天，千里迢迢赶来看望，并相伴在江畔散步谈心。这超脱俗情的真挚友谊，给白居易心中带来极大温暖和深深慰藉：“书信朝贤断，知音野老多。”（见其《春江闲步赠张山人》。）也正是由于这份真挚友谊，张山人虽然终身无籍籍名，却在白居易的诗篇中，留下了人生的一丝掠影，引发后世的同情和叹惋。

最后还想说的是，白居易这首如此之鞭辟入里而又生动感人的诗篇，多年来却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几乎所有的白诗选本都罕见选注，更不必说在相关研究论著中略加论及了。这种状况，相对于此诗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是颇不相称的。故此特为标出，期与读者朋友共赏。

                                                                     （原载《名作欣赏》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