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深圳的一位记者来采访我，叫我谈谈自己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些体会。当时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史是一条流动的河。”意思是说，千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犹如一条广阔浩瀚、奔流不息的大河，波浪翻卷，滚滚向前。她感到这句话很有意思，就以此作为这篇采访记的标题，拿来发表了。
      这句话，当然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如果说得稍微具体点，可以拿我在（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总序》中所写的几个排比句作为注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曾产生过为数众多、并且各具特点的体裁形式”；“更涌现出许多卓越杰出的作家作品”；“也形成了独特而多样、绚丽而多彩、各不相同却又互为依存的风格流派”；“还显示着浑融丰厚、广博深沉的文化精神”。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还应该加上一句：“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又滋生出丰富多彩、精辟独到、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和思想。”这是因为，文学的创作实践和文学的理论思想，总是在民族文化的宏阔背景下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个世纪的时光将要过去了。伴随着中西文化的不断沟通融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也和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领域一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批评史的研究为例，从奠基性的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里程碑式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到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罗宗强主编（多卷本）《中国文学思想史》，无论规模的广度，还是论证的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当然，古代文论的研究领域是极为广泛的，除了理论批评的通史、断代史的研究，还有专门的理论批评著作、具体的理论批评派别、个别的理论批评观点等不同层次和侧面的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是，对于古代文学“范畴”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涌现出一批有意义、有价值的成果。如胡经之主编（三卷本）《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对相关美学范畴资料加以钩沉辑佚，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徐中玉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专题资料丛刊”《神思·文质编》、《本原·教化编》、《意境·典型编》、《才性编》等，把古代文论中涉及范畴的资料，做了详尽的搜集整理，打下很好的基础。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按照美学史上代表性人物和著作的时间线索，以范畴或命题为纲展开论述，提纲挈领，简明精要。陶东风《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侧重于“虚壹而静”、“以形写神”、“言不尽意”等美学命题，而从心理学角度加以阐发，与范畴的研究也颇相关联，展现出跨学科的广阔视野。王振复、张艳艳（三卷本）《中国美学范畴史》，对“道”、“理”、“气”、“象”等范畴，从哲学和文艺的不同层次来聚焦，体现了缜密的思辨色彩。而专门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研究范畴的，特别值得提到两部书：其一，是我的学长李炳海在其博士论文《周代文艺思想殴邸分校岷现艽枷胛幕墓憷繁尘埃永裼胛囊账枷氲墓叵等胧郑凼隽宋挠胫省⑿杂肭椤⒗裼肜帧⒅杏牒汀⒁与显、忠与信等范畴；从阴阳学说与文艺思想的关系入手，论述了形与神、气与味、刚与柔、动与静、清与浊、虚与实等范畴，着力揭示其相反相成（或相辅相成）的内在逻辑，凸显其鲜明的民族特质和时代特征。其二，是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根据不同时代的创作风尚，论述了“风骨”、“平淡”、“格调”等范畴；根据不同文体的审美特性，论述了诗、词、曲、戏剧、小说等理论中相关范畴的内涵和意义。以上两部书，分别从断代和通论的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之“范畴”展开深入独到的研究，堪称这一领域中的标志性成果�
      所谓“范畴”，就我理解，它是哲学思维活动中介于概念和命题之间的一种形式（或一个阶段）。范畴本身也是概念，但较之一般的概念，它具有更深刻的思辨性和更集中的概括性，更有助于揭示思想的深层底蕴、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范畴可以构成命题，但它不必像命题那样讲求完整和周延，因而更有助于提纲挈领地讨论问题、展开论述。把哲学意义上的“范畴”转用到文学上来，当然属于借用。但这种借用是言之有据、行之有效的。原因在于，所谓哲学、文学、史学之类学科界限，起初是人们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而人为划分的。这样划分，当然有专注于事物某一侧面、集中精力解决问题的益处，但同时也带来了自囿于一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而人类的精神世界，原本是浑融贯通、内在统一的整体。特别在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中，人文精神的不同侧面、不同领域，更是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自述其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与中国古代强调“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则体现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无疑是一脉相承、不可分离的。在文学上，情况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学者们探讨中国古代的美学、文学范畴，与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著作所阐述的道、太极、阴阳、气、义利等哲学范畴，存在如此众多的交融相通之处。因为它们本来就出自同一文化传统的同一精神世界里，只不过所侧重的方面、所选取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在看到近年来学术发展取得重要实绩的同时，也应该指出，在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至少还存在一点美中不足。那就是总的看来，人们还习惯于就事论事，把视野局限在文论的范围之内，就文论谈文论，而不能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具体来说，就是还没有很深入地把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有关问题，与它们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丰富多彩的时代生活、社会文化、特别是当时人们的文学创作实践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于是在文学创作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之间、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史研究之间，出现了互不相干的“两张皮”的现象：文学史著作中对古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语焉不详，文学批评史著作中则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活动忽略不计，“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种做法，或许有助于论题的深入，甚至体现了某种专业精神，但似乎也付出了牺牲文学研究的丰富性和整体性、使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代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当年程千帆先生在一次讲演中说过：“作品是理论批评的土壤。不研究、理解作品，就难于研究和理解理论批评，更无从体会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无从察觉批评与批评之间相承或相对的情形了。”（见其《古诗考索》第47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把文学理论和批评置于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了。
      有鉴于此，看到郭守运博士的《“远”范畴的审美空间》书稿，感到颇为难得。作者曾师从华南师大老校长王国健教授，学习古代文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南海校区任教，现在与我在一起共事。守运为人木讷寡言，做事认真，做学问也很勤恳。这本书，约30万字，是他所承担的教育部青年社科课题的结项成果。其中以古代文学中“远”这一审美范畴作为研究对象，论题很集中，并广泛搜集了相关资料，结合当时社会生活、审美趣味，特别是结合当时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从不同层次展开论述，显示出扎实的学术功底。这是把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一次尝试，我感到是很有意义的。相信本书的出版，对进一步开拓古代文学范畴的研究，会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本书付梓在即，作者嘱我为序。于是我想到关于书序的一些往事。二十年前，我在吉林大学任教时，出版《屈原新论》一书，我的恩师、著名诗人和学者公木（张松如）先生在序中热忱鼓励我：“未及不惑，来日方长；高峰在前，犹待攀登。”五年前，我在深圳大学教书时，出版《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一书，著名前辈学者、文艺美学学科的开拓者胡经之先生在序中写道：“郭杰力倡把文学放在‘历史—文化—艺术’这个系统中来研究，这不仅要考察文学和社会历史的依存关系，还要考察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更要考察和其他艺术的互补关系，这将有助于推动文学研究向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结合得更好这个方向前进。”去年，我在（当然至今仍在）华南师大工作，出版《白居易诗歌选注》一书，我的老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兄在序中深情回忆：“三十多年来，我与郭杰兄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友情。这既是出于同学之谊，也是出于学术之志，更是出于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追寻和热爱。相聚之时，谈学论道，相互切磋；分别以后，驰书致电，相互鼓励。从当年的莘莘学子，到而今的中年教授，我们的情谊却像积年的陈酿，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愈加醇厚香浓，令我极为珍惜。”回首往事，为我写序的，从前辈师长到朋辈同学，与我的年龄的差距是越来越少了（公木先生长我五十岁，经之先生长我二十七岁，傅刚兄长我四岁）。现在，轮到我来给年轻的学术同道作序了。
      由此又让我联想到，学问之事，如薪火相传，是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虚心汲取前人研究之成果，站在时代高度，博学约取，精益求精，不断提出和解决新的问题，不断深化和拓展学术领域，推进学术事业的发展，这是当代学人应尽的职责。守运博士年富力强，治学认真，循此严谨求实之道继续前行，假以时日，当能取得更大成绩。君其勉之！
                 
                                                                        （原载《“远”范畴的审美空间》，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