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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杰:《中国文学史话》总序

已有 1088 次阅读 2023-1-21 09:19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出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而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历代各体文学,正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明宝库的最为可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纵观世界史脉,每个古老而伟大文明的源起,都是以特定的文学(尤其是诗歌)作品为标志,并由此而流传后世的。谈起西欧文明的勃兴,谁也不会忘记古希腊神话的代表作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考察南亚文明的发祥,也能从古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的记载中窥见其踪影。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上古的历史发展,也是与《诗经》、《楚辞》这两部诗歌总集密不可分的。从此以降,历代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理想愿望等等,无不通过生动形象、富于独创性的文学形式体现出来,并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那就是感情挚烈而深沉,想象丰富而跳宕,语言生动而凝炼,形式规范而新颖。这种对立统一、内涵广博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也确乎是独树一帜、无与伦比的。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曾产生过为数众多、并且各具特点的体裁形式。仅就诗歌而言,从先秦时代的古老的四言诗和富有南方地域风采的楚辞体,到汉代的参差杂言的乐府诗和整齐规范的五言诗;从唐代的句式整饬、格律谨严的近体诗(即五、七言律诗和绝句),到宋代的句式长短不齐、富有音乐之美的词体(即长短句,又称诗余);从元代的多用衬字、便于歌唱的散曲小令,到明清时代的表演于大庭广众的鼓书弹词……如此等等,其体裁之众多,形式之丰富,尤为世所罕见。在散文方面,有骈四俪六、辞藻柔绮的骈文(韵文),有句法灵活、文气贯通的古文(散文),细分起来,则如碑、铭、论、赞、表、书、记、传之类,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至于小说,在语言上有文言、白话之分,在内容上有志人、志怪之别,在体制上有长篇、短篇之异……同样是形形色色、难以备举的。体裁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极具活力和独创性的艺术载体。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更涌现出许多卓越杰出的作家作品。从坚守节操、抗击腐恶、不惜自沉汨罗、以生命殉理想的贵族诗人屈原,到鄙弃流俗、甘于淡泊、归隐躬耕以求独善其身的陶渊明;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那豪放飘逸的诗歌,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那遍布民谟情结的篇章;从关汉卿在《窦娥冤》剧中对人民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到王实甫在《西厢记》剧中对美好爱情生活的热烈向往;从蒲松龄那简明精炼、寄寓深远的《聊斋志异》,到曹雪芹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从逼真描摹、严于解剖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师鲁迅,到热情奔放、富于纪想的浪漫主义诗歌巨匠郭沫若……,这不仅是一连串无法备举永世不朽的名人和名著,更是代代相承的、具有永恒魅力的伟大文学传统。这传统,由伟大的人民和一批又一批艺术天才的欢乐与痛苦、心血与智慧凝聚而成并积淀下去,成为民族性格中烙印鲜明的文化基因,激发着、鼓舞着后世的人们朝向未来奋勇迈进。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也形成了独特而多样、绚丽而多彩、各不相同却又互为依存的风格流派。从先秦到汉代,以社会教化为宗旨的《诗经》,以佐治鉴政、经世致用为归宿的各体散文,和以社会批判为基调的浪漫发愤的楚骚风格占据着主导地位;汉末建安的动乱年月,则有“三曹”(曹操父子)、“七子”(王粲、陈琳等)的慷慨悲凉的诗歌应运而生;魏晋以降,诗歌经由义理艰涩枯燥的玄言诗,走向意象鲜明清丽的山水田园诗;到了唐代,中国诗歌进入光芒四射的黄金时代,除了李白、杜甫犹如并峙于诗史天穹上的双子星座,还有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清新亮丽的山水诗派,高适、岑参为代表的激昂悲壮的边塞诗派;还有白居易发起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和”的新乐府运动,以及“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宋代文学以词为特色,于是出现了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周邦彦、姜夔为代表的婉约词派,相互补充,各擅胜场;在诗的方面,则形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江西诗派;明清诗歌有前后七子、公安派、竞陵派等不同流派,诗论有格调说、神韵说、性灵说、肌理说等不同主张,散文则有桐城派、阳湖派的演进更叠;及至近代,诗坛有伤时怀旧的同光体、励志革新的南社等,小说则有揭露黑幕的谴责小说和嘲花弄月的鸳鸯蝴蝶派;当“五四”运动吹响新文学的号角,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和鼓吹“革命文学”的创造社,也就崛起于新世纪的文坛了。总之,古往今来这些不同的风格流派,水平或有高低,成就或有大小,但它们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竞奇斗艳,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学还显示着浑融丰厚、广博深沉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的价值尺度,向来是重心在人、以人为本,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必然是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核心,集中体现了孔子所谓“仁者爱人”的思想;就必然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强烈倾向于贴近人生、干预现实的态度。无论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还是对阶级压迫的抨击;无论是对残酷战争的抗议,还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无论是对纯朴自然的热爱,还是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这一切文学的主题,无不可以从人道主义的基调中寻出根源。也正因此,所以中国文学是以抒情性为主体的,叙事性在很长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补充而存在。在中国,文学决不是少数天才的专利,而是以文学精英为代表人物的人民大众的事业,是他们文化素养的标志、审美趣味的表现。相应于中国哲学之精髓的中庸之道,在文学上则强调中和之美的理想,也就是情感表达上主张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在艺术表现上追求含蓄蕴藉、言近意远。这些都来源于民族的生活和性格,又反过来深化了这种生活和性格。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犹如一幅幅生动。优美、逼真细致的画卷,把整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精神、风俗人情,全面地展现出来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且在人类文明宝库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是值得后世每一代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并加以发扬光大的。

  

       (原载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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