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云：“学诗谩有惊人句。”那是一位文学大师留下的千古浩叹，一般写作者自然不必攀比。不过，读诗写诗多年，总难免产生某些浅显体会，在整理自己诗集的过程中，有感而发，也算一种请教吧。

人们常说，宋词分为豪放、婉约两派。其实，何止于宋词，整部中国文学史，若从艺术风格上粗略分类，也可看成是豪放、婉约两派的宛延伸展。就个人的艺术趣味和诗歌写作而言，我是较为倾向于豪放派的。在内心深处，对忸怩做派颇为抵触，每每想起唐初诗人王勃的名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其中，可能既有个性因素，也是阅历使然。我多年研习中国古典诗歌，用力较多的，是屈原、陶渊明、白居易三位诗人，他们的崇高人格令人景仰，而其在艺术上的广阔胸怀和高远境界，也时常在我的审美追求中悬为楷模。在诗歌写作时，向往于一种平淡的风格。关于陶渊明诗歌风格，后人往往概括为“平淡”。宋代朱熹说得好：“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朱子语类》）这对白居易、苏轼等唐宋诗人，对后世的诗歌审美风尚，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平淡的诗风，源于自然的心境，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对这悠久传统，我是高度认同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过去多写旧体诗，现在又多写新体诗，回头想想，并不觉得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须知，诗本一体，不分新旧。无论古今中外，诗的灵感是相通的，诗的意蕴是能够引起共鸣的。将近十年前，我曾在诗集《故乡的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自序中写道：“东汉末曹操（及其同时和后来的诗人）既写四言诗，又写五言诗。四言源于《诗经》，其体甚古，当然是旧体诗；而五言出自东汉，在当时显然是新体诗。盛唐时李白（当然不仅是盛唐、也不限于李白）既写乐府诗，又写律诗、绝句。乐府出自汉代，当时已算是旧体诗；而律诗、绝句则定型于唐代，号称近体诗，当然也就是新体诗。唐宋和以后的很多诗人，兼擅词、曲，亦同此例。可见，‘古今融通、新旧兼备’，实是中国诗歌史上其来有自的悠久传统。”现在，我还是保持着同样看法。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其所蕴含的内在艺术精神和审美追求，从来都是滋养后世诗歌艺术的丰厚土壤。至于诗体的变迁，古往今来，犹如九曲万里的黄河，后浪簇拥着前浪，奔流向前，又何曾止息过。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这是中国历史发生沧桑巨变的百年历程，也是诗歌艺术伴随着民族振兴而不断走向繁荣的百年历程。此时此刻，回想起一百零四年前，在中华民族启蒙觉醒的转折时刻，诗人郭沫若在《湘累》诗中所写：“能够使人流眼泪的诗，总是好诗。诗之感人有这么深切，我如今才知道诗歌底真价了。”回想起八十六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诗人者艾青在《我爱这土地》诗中所写：“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不由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诗的本质在于真情流露，诗的价值在于审美升华。诗的产生，固然出自个人之手；而诗的命运，只有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才能找到最终归属、实现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