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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 作 者 】易中天

【 ISBN 】978-7-5339-4224-3

【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1

笔记

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进入国家时代，好日子就算过完，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古希腊的那位诗人叫赫西俄德，古罗马的叫奥维德。他们的共同观点，是都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之前，则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黄金时代最好，人类美好高贵，社会公正和平。白银时代马马虎虎，但不再天真无邪。青铜时代战火连天，但信仰和神性犹在。黑铁时代就一塌糊涂，人类变得贪婪残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没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谦逊和忠诚。
类似的说法，我们民族也有。比如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儒家那里就叫“大同”。大同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公”。
青铜时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家”，财产私有，权力世袭，战争不可避免，道德礼仪和圣人英主也应运而生。
至于黑铁时代，恐怕是只能叫“乱世”的。大同、小康、乱世，就是儒家那里的历史三阶段。尧舜是大同，夏商周是小康，春秋战国是乱世。
对应这历史三阶段的，是三种指导思想和政治哲学：大同讲帝道，小康讲王道，乱世讲霸道。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或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她的历史就会一直停留在史前时代。只要建立过国家，哪怕后来失去，也会有自己的文明。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什么是臣？奴隶，包括战俘和罪人。臣谓征伐所获民虏者也，男人为臣，女人为妾。
古书中的民，往往被解释为冥、暝、盲、氓。这大约因为最早的民都是战俘和奴隶，有的还要被刺瞎眼睛。比如黎民，就是战败的九黎族
在上古时期，人和民也不平等。最高级的是“大人”，其次是“小人”，最低级的是“万民”。 

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建立国家，首先图的是安全。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关系、事务、权力、机关和规则都是公共的。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应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原本是部落的酋长。他们起先叫“尹”。尹，就是手上拿了根东西，甲骨文的字形跟“父”十分相像。
父，也是手上拿了根东西。只不过尹手上拿的是杖，父手上拿的是斧。但有人说父拿的也是杖，还有人说父拿的其实是炬，因此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主心骨。 

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
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
问题是，安全可以用技术来解决，自由却只能靠制度来保证。因此，世界各民族又会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走向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只不过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过漫长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国。
没有什么航程会是弯路，没有什么探索毫无意义。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在欧洲，没有哪个地区会像希腊那样拥有如此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以及如此众多的岛屿。站在希腊任何一个山顶，你看到的都将是蓝天白云下那浩瀚的大海，一望无际。这是一个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 

在滑翔机和降落伞发明之前，航海无疑最能让人体会到什么是自由，也最能让人明白什么是责任和理性。
希腊文明中一直有着自由和理性的精神，请不要忘记航海的作用。 

平等是商业活动的基本前提。
为什么能有商业？因为可以商量。因此，真正的商品经济，一定是公买公卖、平等互利的，也一定是成交自由、可以讲价的。这就必须独立。独立才平等，平等才自由。
难怪恩格斯在说到希腊人的革命时，使用了“炸毁”两个字。由于航海、殖民和经商这三个炸药包，氏族血缘组织被炸得粉碎，人身依附关系被炸得粉碎，史前文明的所有优点和缺点也被炸得粉碎。希腊人，直接从族民变成了公民。 

商业民族，早就意识到处理事务和关系，货币和契约比人好。
契约由于它对签约各方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因此是公正的，也是公平的。
第一种平等产生了——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契约用于自然，不证自明的叫“公理”，推导的过程叫“推理”，推导出来的叫“定理”，最后的结论叫“真理”。
某个结论是不是真理，要看是否符合逻辑关系和事先约定，谁都没有特权可以蛮不讲理。
科学诞生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契约用于社会，社会的契约就是法律。由于它是关于社会问题的，所以叫“社会契约”；由于它是全体公民签订的，所以叫“全民公约”。
全体公民一起来立约，不可能条条款款都意见相同。也只能先做两个约定。
法律的制定，只能寻找“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或不能容忍的。这些大家都同意，那就写进法律，成为共识，也成为约定。这就是“法治原则”。
如果连最大公约数也找不到，少数服从多数，以多数人的约定为约定。这就是“民主原则”。 

法律能管的，也一定只能是底线。更高的要求，比如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相濡以沫、助人为乐等等，法律就管不着了，只能靠道德。 

什么是希腊精神？独立与自由，科学与民主。但，正如希腊的民主不彻底，他们的独立、自由、平等也不完全。奴隶是不自由的，妇女是不独立的，男人和女人也是不平等的。希腊衰落，是因为他们丢掉了自己的精神。 

巫术不是“伪科学”，而是“前科学”。巫术，是原始人类的心理医生。
科学与巫术一脉相承。它们都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掌握的。人类一旦掌握规律，就可以控制事态，改变现实。只不过，科学掌握的规律是现实的，巫术却很可能误入歧途。这是科学终于取代巫术的原因。
退出历史舞台的巫术除了变成艺术，还有三条出路：变成科学，希腊是这样；变成宗教，印度是这样；变成哲学，希腊、印度、中国，都是这样。 

犹太人和印度人在天上，希腊人和中国人在人间。
一直生活在人间的中国人甚至部分地保留了巫术。民间喜欢的口彩，皇家喜欢的祥瑞，便都是巫术的遗风。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巫术不再占据舞台的中心，它也要变。只不过，在中国，它既没变成科学，也没变成宗教。它变成了礼乐。
礼的任务是维持秩序，给我们安全感；乐的作用是保证和谐，给我们自由感；中华民族独有的礼乐文明，则帮我们实现身份认同。 

罗马人对世界有三次征服，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法律的征服是最持久的。——德国法学家耶林 

世界上没什么最好，只有最合适。对于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它也许是合适的。这种制度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末，就是证明。传统社会解体后，中国人六神无主，张皇失措，道德滑坡，不知何去何从，同样是证明。 

兵器是杀人的，礼器则是吓人的。所以商朝的青铜礼器上，满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全都面目狰狞形象恐怖，不是“杀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如果说，面对仰韶文化的彩陶，我们感受到到的是生命气息；那么，殷商青铜礼器给人的感觉，则是粗野，有蛮横，有霸气，有威严，也有顽皮和搞笑，甚至“某种真实的稚气”，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童年的作品。 

商人确实喜欢折腾。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创造力、探索精神、开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尝试了一遍，结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国，一半像外国：神权政治像埃及，等级观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伦，商品经济像腓尼基，奴隶制度像罗马。
但最“不像中国”的，还是他们的工商业城市经济。殷商的工艺水平极高，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就连马缨和篱笆的制作都有专门的工匠，完全达到了专业化的程度。
这些产品除了满足商王和贵族的骄奢淫逸，也拿到市场上买卖。生意最好的时候，庙宇都会变成市场。更多的商品则被成群结队的商旅驾着牛车骑着象，运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这种盛况，在上古唯独殷商，以至于后人会以轻蔑的口气把做生意的称为“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