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鸣筝柱，晏朝歌廟前。

欲教政礼顾，风雅颂一弦。*

*和李端《听筝》韵：

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李端(743年-782年) ，字正已，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大历五年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杭州司马。《全唐诗》有其詩三卷。

目次

一、朱熹：《詩經》是民俗歌谣、晏樂与廟歌

二、《毛诗注疏》：《詩經》是施政、政教名

一、朱熹：《詩經》是民俗歌谣、晏朝廟之歌

*本文资料出自繁体字可复制版《四库全书》，打字软件有记忆，故行文简繁夹杂。文中有*号者为敝笔所加。《毛诗注疏》标点，参阅北京大学出版社、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

朱熹在《诗经集传·卷一·國風一》说：“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朱熹之后，凡把“國風”定义为土风、民谣、民歌或地方小调的，皆来自朱熹的这个说法。自朱熹以降，说《國風》是民俗歌谣、民歌和土凤的，便成为《國風》定义的主调。

《詩經》由《風》、《雅》、《頌》构成，既然《風》是民俗歌谣，那《雅》、《頌》应当是什么呢？

朱熹是有统一观的：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朱熹《诗经集传·卷之四·小雅》)。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同上卷八·頌)。

这样，《雅》的定义是“正樂”，燕饗之樂、朝會之樂分别是其外延，是正樂的种类。《颂》的定义是宗庙之歌，周、鲁、商三《頌》是其外延即种类。

朱熹的上述三个定义，统一于诗歌的体裁及其种类。从文学体裁的角度将《詩經》定义为“歌谣”、“晏樂”、“朝会歌”、“廟歌”。这个定义，自然也会成为学、读《詩》者的指南。这个定义忽略了《詩》的内容和诗义，引导人们关注的是《詩》的形式和结构。

朱熹在给《詩經》下完上述定义后，紧接着说了两段话：

“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

“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所谓“謂之風者”，这明显是要给“風”下定义，但这是另一个定义，与“上之化”有关。但什么是“上之化”？朱熹不说。这个“謂之風者”，是与“感人”、“动物”、“考其俗”、“尚美惡”，“知其政治之得失”有关的。可朱熹只是点到为止，学《诗》者不知朱所云。

第二段所说的“旧说”，是指《毛诗注疏·関雎·序》的大序。

所谓“正風”和“變風”，逻辑上是从属前面“謂之風者”的，是其外延或种定义。其中“正風”是专指《周南》和《召南》，“變風”专指十三国《風》。

 “正风”疑似被定义为是“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之风，但怎样“化天下”？此“風”如何谓“正”？还是不清楚。“变風”只是指出用于除了周、召二地以外的十三国，变什么呢？是把正风改变了吗？ “觀省”和“監戒”什么呢？这也皆不清楚。

“謂之風者”之“風”，朱熹将之与道德伦理的“尚美恶”、和“知其政治之得失”相联系，“風”之外延的二《南》之“正风”和十三国之“变風”，在“旧说”里也都与它有关。但“風”的内容意义是什么？并不在朱熹“民俗歌谣”和“晏樂”与“廟歌”的文学体裁的定义中。

朱熹只强调《詩經》“風”、“雅”、“頌”的文学体裁定义，大大降低了《詩經》在儒家诸經中的地位。朱熹的这种做法，与其根本不认可《関雎·序》有关，例如他说：《序》是“村野妄人”所作，小序是后人妄意推想、山東學究和後世陋儒所作，全不可信；《大序》是后人補湊而成，非圣人作(详见《詩經》笔记·问诗如何学，曰：只在大序中求)。而其先师程颢程颐却说：“《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周易·系辞》中很多孔子论述)，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二程遺書卷二十四》)；“《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朱熹编《二程遺書》卷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

二、《毛诗注疏》：《詩經》是施政之名、政教名

南宋以前，人们学习《詩經》主要是学唐代的《毛诗注疏》。朱熹《诗经集传》问世后，因朱熹名气太大，加之《诗经集传》言简意明，阅读很方便，元、明、清的人就主要学朱熹的《诗经集传》了，《毛诗注疏》遂被淡忘。自然《毛诗注疏》关于風之含义所述也不被人们记得或不被人所知了。

朱熹在《國風一》虽然也提到“風”的功用，但《毛诗注疏》关于風的含义的论述却因对《関雎·序》有异议，而被朱熹选择性地放弃了。

在《関雎·序》中包含有统领《詩經》纲领的大序和关于《関雎》的小序。

陆德明《音義》说，“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第1段)。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第2-7段)”。

陆德明所说“旧说”是唐以前的说法，即将第1段作《小序》，第2至第7段为《大序》。但陆德明本人认为，划分大小《序》没有必要，整个《関雎·序》都是论《诗》的纲领，没有大小《序》的差异：“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

朱熹与陆德明所指的“旧说”不同，他将1、2、6、7段划为《小序》，将3、4、5段划入《大序》：“《大序》起詩者志之所之也，止詩之至也 ”(见朱熹《诗序辩说》、《朱子語類卷八十詩一·綱領》)

陆德明所指“旧说”的“小序”是：“《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孔颖达《疏》解“小序”：《関雎》“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為惡者多。……與正經有異”。这里点明二《南》是正经，原因是它重人伦，用于家能安家，用于乡能安乡，朝廷能守君臣之道，有安邦定国之功效。而其余即十三国《風》是“变詩”，原因是重人伦守君臣之道的“政教已失，為惡者多”了。这样的说法，即正风与变風的区别，在二《南》与十三国《風》的内容上是能够反映出来的。

陆德明《音义》解“小序”：“風之始也，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陆德明这里是对《風》下定义：是“諸侯政教”。

可以把孔颖达、陆德明的上述归纳为：二《南》之“風”内涵是指“政教”；是家正才有君臣正，凡此是有德、是正经，反之是无德、变经、变詩。

第2段：“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朱熹划为小序)。

孔颖达《疏》解第2段：“上言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為風之意，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不直接，委婉)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霑。故取名焉。”这是说，上教下有德和下諷上以微加曉告劝其悔改，都是風之意，是正经，只是不同名而已。

第3段：“詩者，志之所之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

对“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孔颖达《疏》解：“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爲樂乐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灵，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下(指第4段)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正人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福也。……《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

简言之，上风化下和下讽刺上，“是上下具正”，皆为“正人得失之行”，正人之得失，使“上下俱正人”，是“風”之内涵。

第4段：“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同讽)刺上，主文(*史官)而譎諫(*委婉规谏)，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史官)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这里说“風”是，上教化下，下委婉规劝上，相同与第3段所说的“上下具正”、“正得失”。

郑玄注云 “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 孔颖达《疏》说得更明白：“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為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為政名也。《周頌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為政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為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為政稱，而事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為此次故也。”

風与雅在政治内涵上相同，区别仅仅是外延的差别：“一國之事為風，天下之事為雅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 (第4段)。

《周南》与《召南》也皆为風，只是“《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之也”(同上)。

为什么说“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同讽)刺上，主文(*史官)而譎諫(*委婉规谏)，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孔颖达《疏》说：“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反之，直言，是要治罪的！】。人君不怒其非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依違譎諫”随历史变迁异化成了“含沙射影”，“人君不怒其非主”便随之也异化成了文字狱】。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風是政教之初”(同上)。

什么是变風、变雅？为什么会有变風、变雅？

变風、变雅有两个含义：

一是：風是政教、是施政，施政一是教化，二是委婉谏上，是守周的礼义。而“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孔颖达《疏》：“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國異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若“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同上)

 二是，变風、变雅只是政教和礼义初变，若做努力就有变正的可能：“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同上)。

因为孔颖达《疏》在《関雎·序》第4段中说过，“《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故“变風”只是指《周南》《召南》之外的另十三个國之《風》。

第5段、“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孔颖达《疏》：“‘一人’者，作诗之人……詩人覧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詠歌王政……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為，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

这样，風与雅、颂皆政治。風是一国教化系于国君，雅是王之小政和大政，颂是歌颂先王功德并告慰神明。故“風”实际上与“雅”、“颂”皆是与君王相关的诗，而非“民俗歌谣”。

故《詩經》的“國風”定义就可谓：是上教化下下谏上、规范人伦和守周礼的施政、政教之诗歌，或简称是施政、政教之诗歌。这是“國風”的属概念。《周南》《召南》等十五国“風”就是：各国上教化下下谏上、规范人伦和守周礼的诗歌。这是“國風”的种概念，是属概念的外延。例如第6段(*朱熹划为小序)关于《周南》是“化王者之风”、《召南》是“诸侯之风”，第7段(*朱熹划为小序)的“《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便是。这个由《関雎·序》“風”之所述归纳出来的定义，是可以放到《國風》的每一篇诗歌中进行检验的。

简言之，《毛诗注疏》对風、雅、頌的定义也是统一的，是在一根弦上的。

2021年11月24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