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我去澳洲的时间是2009年9月至2010年8月，整整一年的时间。当时写这个“澳洲生活系列”的时候，本打算把这一年中的方方面面都尽量写全的，连计划都基本列好了。可是回来之后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一直没有心情再继续写。再者，时间过得越久，就感觉距离越远，记忆也就越模糊。前两天吴宝俊兄把我的博客介绍给了一位编辑朋友，这位编辑朋友还提到了这一系列。回头看看，虽然未必好，可是还颇有欢乐之处。那就继续把我过去的欢乐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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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在食堂吃早饭，看到西北大学的杨文力老师。杨老师居然还记得我，而且一见面还是那么亲切，这一点令我很高兴。

要说认识杨老师，最早还是在澳洲。2010年6月份，在昆士兰州的布里斯班有一个可积系统的会，紧接着在凯恩斯是三年一届的国际统计物理大会。我所在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的理论物理系出动了一多半，貌似是四个老师、五个学生。后来发现其实是六个学生，因为我们系主任在数学院那边还有一个女学生也参加了。

时隔三年，都有点忘了当时是怎么认识杨老师的了。可能是入住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简称UQ）之后，跟在老师屁股后面认识的吧。我记得我们一行人被一辆面包车拉到昆士兰大学的某个楼前面，然后登记入住。房间不大，看起来倒像是学生宿舍：一张单人床，一个组合橱的书桌，一个床头小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立柜。洗手间是公用的，里面还有淋浴喷头。除此之外，这些房间的门和橱子上，往往还贴着用荧光笔画在便签纸上的笑脸、阳光等可爱图案。好在房间倒是干净整洁，写字、用电脑也方便，透过窗户还能看到天井绿油油的草坪和斜照的夕阳。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听人说：澳洲紫外线强烈，夏天把草都晒黄了。然而到了冬天，温度又不太低，草地才渐渐变成绿色。

在国内的时候，就希望有这么一个独立的空间，能静静地思考或者休息。如果国内的宿舍能够这样单人单间该多好？几年后，听说中科院大学的雁栖湖校区就是单人单间，我们全体同学都不约而同地咽了下口水。

单人单间确实很爽，接下来该干什么呢？先插上笔记本电脑，准备上网……等等，在这里怎么上网？

同来的老师和同学们也都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很快就有机灵的带回消息：可以在前台花十个澳元办一个临时网络接入，半个月，14G的流量（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大家都冲过去了，就我没动。我掏出了3G的无线上网卡，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在昆士兰大学，这玩意儿也能用，嘿嘿。

在刚刚安顿下来，准备找水喝的时候，看到我们老师（澳洲的导师）正在和几个老外聊得火热。见了我，他介绍说：这是巴西的Martins教授，这是德国的Gohmann教授，这是xx国的xx教授……我赶忙说：您好您好，久仰久仰。可惜我就是看文献太少，要不然肯定会这么套磁：“xx教授啊，您那篇讲xx内容的论文，实在是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后来我跟Martins教授真这么套过。某天吃早饭之前，起得太早瞎转悠，正好碰见他坐在大厅门口，然后我就过去聊天。聊了一会儿，我说：“我看过您1994年发在Nuclear Physics B上面，讲Hubbard模型的文章。”然后他想了半天，说：“那是很久的事情了吧。”果然，在后面听他报告的时候，我一点都没听懂。

吃饭的地方在走廊的尽头，也不知道算不算食堂，反正东西还比较好吃。当时看到老师跟别人聊得开心，我就坐过去。然后他就给我介绍，这是xxx大学的xxx教授。估计就是从那里认识杨老师的。这次我终于能说：“我看过您在xx杂志上讲开边界的文章。”

后来开会，认识的人非常少，所以见到熟人就坐一起。后来在凯恩斯的统计物理大会的时候，也时常遇见杨老师。ANU的同学问我：“你跟杨教授很熟吗？”我一时语塞：要说认识的时间确实不长，可是感觉上就特别亲切。所以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很熟”还是“五分熟”还是“三分熟”。

所以，后来在所里碰见杨老师，也颇有几分久别重逢的感觉。坐在食堂的餐桌前，我们就说起三年前的统计物理大会。记得当时闭幕的时候，主办方说：“下一届统计物理大会，2013年在韩国首尔召开。”跟杨老师提起这事儿，他说：“这个会已经开完了，前一阵刚开的。”当时还琢磨着和同学们去吃泡菜，现在看没机会了。三年时光就这么倏忽而过，你说时间过得咋就这么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