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素的多样性形成了无穷尽的物质世界，物种的多样性则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态系统。到了社会这一层面，多样性客观上依旧存在，比如所谓的“众口难调"。个体的生存成长环境总有不同，利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导致个体之间的思想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肯定多种多样。这种多样性本身是好事，能够促进社会的自我调整，推动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演化。但是多样性通常也意味着复杂性，对于行政者来说就意味着风险和不可控因素。所以中国的行政者往往借稳定之名，给予消灭社会个体的多样性。从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一直提倡的"统一思想"到现在评审考核里的“一刀切”，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想发出自己声音的人最后丧失了话语权，想独立思考的人又被大众的流行价值所裹挟。用单一化的行政命令去对付社会的复杂多样性，其实是行政者的懒惰和粗暴，但渐渐地让大家习以为常。社会一旦丧失了多样性，文明也会丧失进化的生机，形成千年不变的封闭系统，正如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一样。

   所以对于目前中国社会的生态状况来说，一个急迫的目标是要保持它的多样性。以现在的人才引进计划为例。国家需要的人才也是多种多样的，海归的，本土的，正规科班出生的，实践中摸爬滚打自学成才的，混合型的，各种类型的人才都应该有生存的土壤。我国的科技处于落后的阶段，国家为了缩短差距，希望大量引入海外的高科技人才，这本身作为一种策略是无可厚非的。但不应该的是走了极端，在引入海归的同时大幅压缩了本土人才的生存和成长空间。当然另一个极端也不可取，就是过分地保护本土人才，排斥外来的新鲜血液，导致近亲繁殖严重。行政者所真正要做的，一是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真正的人才在实践中突现出来，而非现在的靠外在标签来区分人才；二是提供大量的平等的起步机会，这类机会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要面要宽，每个起步者都应该不难得到。三是要有宽容失败的心态，但同时也要有控制风险的意识。比如对起步者的资助，就允许其自由探索，允许失败，“尽力而为不予指责”。而对于成功者则追加资助。这有点类似于对Starup的投资，成功率不会很高，但是每个成功所带来的的回报都是巨大的。如果是对于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攻关项目，要求势在必得的，那么不妨在开始前仔细评估技术水平和可行性，结题时严格评审成果并公布公众，用严格的质量标准来控制风险。

   总体说来，现有的人才引进计划对中国是很有益的，但是它取代不了本土的人才培养，前者为枝，后者为本。前者可以在一二十年内见成效，而后者却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慢慢培育。所以一个有远见的国家，自当以后者为重，同时也能以宽广的心胸容纳任何对自己有用的人才。世界的变化太快，我们应当着眼未来来规划现在。三十年前，能出境旅游的人很少，去一趟国外都被人艳羡不已。而如今，出国旅游已经不是稀罕事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相信海外留学也是一样，终有一天，会褪去所有的光辉，还原成其本质，只是一段有特色的人生旅程，可以拓宽视界，增进交流，积累阅历，并且每个想尝试的人都有机会得到，而非像现在一样，海外留学承担着改变人生命运乃至改变国家命运的重责。从鸦片战争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起，到现在的150多年间，也正是海外留学的整个历史。我们学到了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否建立起了积极健康的国民心态，还是个疑问。我们是否既能不闭门造车夜郎自大，也能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洋？梁启超评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这也足让我们现在的当政者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