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精神永远指引着我们前行

——谈家桢与四川遗传学发展的往事回忆

冯永康（生命科学史研究者）

摘要 文章主要通过笔者学术访谈所获得的史料，简要追述了谈家桢到四川的遗传学讲学和学术访问，对四川遗传学的发展所给予的亲切关怀与学术指导。

关键词   谈家桢  四川遗传学  罗鹏

谈家桢（1909—2008），一位享誉国内外的遗传学大师。在他长达100年的科学与教育人生中，以其坚毅与执着，为中国遗传学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本文主要通过笔者对四川大学遗传学教授罗鹏（1926—2023）和蓝泽蘧（1933—   ）先生的多次访谈，以及自身学术研究的经历，结合查证所获得的有关科学史料，就谈家桢对四川遗传学发展的关怀与指导，做了一个简要的追述，并以此文的发布，缅怀谈家桢先生和罗鹏先生。

1 谈家桢第一次到四川讲授遗传学

1949年6月30日，面对新中国即将成立所要面临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外交“一边倒”的方针。在全国人民认真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同时，报刊上经常刊登苏联各方面建设经验的介绍。特别是1950年以后，有相当数量的苏联专家到我国来帮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向苏联学习”也就成为全国各行各业（包括科学界和教育界） 的统一行动。应当承认，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在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巩固、经济复苏与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初期建设等方面，苏联所给予的大力援助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

“全盘学习苏联”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也造成了一些冲击。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开始仿照当时苏联的教育模式，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面调整。由此，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变成了多科性的工科大学。中国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心，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学校逐渐转移到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等学校。中国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几乎完全被“米丘林遗传学”压制甚至被取代，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开始受到十分严厉地批判。

1956年8月10日至25日，在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学术界实行百家争鸣方针正式标志和和第一个试点样板的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顺利召开。

出席和列席这次座谈会70余位科学家，围绕着“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变异与环境的关系”、“遗传与个体发育”、“遗传与系统发育”、“遗传学研究工作”、“遗传学教学工作”等6个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坦率而温和地交换了各自的学术观点。^[2] 李汝祺（1895——1991）、谈家桢、盛祖嘉（1916——2015）、刘祖洞（1917——1998）、施履吉（1917——2010）以及来自四川的杨允奎（1902——1970）、唐世鉴（1907——2003）等遗传学家们，都深深痛感到我国遗传学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迫切期望能够立即恢复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使遗传学家从过去受批判、受压制的处境下，重新获得了教学、研究、出版和自由发言的权利。

乘着这一缕科学的春风，1961—1962年，谈家桢应邀先后到兰州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和沈阳农学院等高等学校，进行了系统的遗传学知识和理论的演讲以及高校师资的培训。谈家桢这一轮足迹遍布全国的讲学，对匡正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对高校遗传学教育教学的引领和专业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当时高等学校中不少生物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学术思想的转变，对遗传学人才的培养和储备，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1]

1962年11月，四川省高等教育局为了提高全省高等学校的遗传学教学水平，在成都举办了遗传学讲习班，特邀谈家桢来四川系统地讲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这是谈家桢第一次来四川讲学。

在讲习班开班前，四川省高教局有关领导通知四川大学做好讲学安排，派出专业遗传学教师协助做好讲学的有关准备工作。四川大学生物学系的罗鹏、蓝泽蘧、廖衍慧等承担了谈家桢讲学所需要的教学挂图和有关遗传表格的绘制。

参加这次遗传学讲习班的，主要是来自四川省内各个高等学校中与生物学教学研究有关的专业教师，共计100多人。他们分别来自当时的四川大学、四川医学院、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业学院、南充师范学院、泸州医学院等高等学校。

讲习班于当年的11月6日，在四川省高教局附近的成都气象学院（人民南路）礼堂正式开学。参加学习的高校教师都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认真地听讲，详细地作笔记。

谈家桢所做的以《基因和遗传》为主题的现代遗传学理论的演讲，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了孟德尔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摩尔根的连锁和交换定律，又讲到了基因和代谢，基因突变，基因的化学结构和功能，基因和进化，基因和育种等。他的讲稿后来经过整理与改写，仍以《基因和遗传》为书名，由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在这次遗传学讲习班开班时，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时任四川大学生物学系系主任的雍克昌（1897—1968），曾利用晚间休息时间，专程到成都的锦江宾馆一楼谈家桢歇息的房间，看望了他。雍克昌在与谈家桢的亲切聊天中，毫无拘束地各自谈到了在法国巴黎大学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的经历。

陪同雍克昌前去看望谈家桢的罗鹏，抓住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向谈家桢请教了遗传学的教学和实验研究等学术问题。谈家桢不仅热情作答，还着重谈到了“遗传学的研究一定要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科研方向。

这次讲习班结束后，四川省高等教育局专门召开了座谈会，管相桓（1909—1966）、罗鹏、洪锡钧等10多名高等学校的教师参加了座谈。会上有几位老教师，如重庆西南农学院管相桓等曾做了专题发言。大家一致认为：谈家桢的讲学深入浅出、很具有启发性，对提高四川省遗传学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研究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谈家桢来四川讲学之后，四川的各个高等学校开始恢复或系统地开设遗传学课程。如，四川大学由罗鹏、蓝泽蘧等主讲《遗传学》、西南农学院由管相桓讲授《水稻细胞遗传学》、由蒋同庆（1908—1988）讲授《家蚕遗传学》，等等。

50多年后的今天，四川大学的罗鹏在回忆起谈家桢1962年到四川的遗传学讲学内容时，仍然记忆犹新。

罗鹏谈到：这次遗传学课程的学习，使我对经典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特别是有的讲授内容，帮助我进一步清除了李森科主义的影响。例如，谈家桢在讲课时说：用某种杀虫剂杀虫时，开始很有效，但以后逐渐无效了，害虫对杀虫剂产生了抵抗力，并且这种抵抗力能够遗传，从而形成了有抵抗力的品系。对这种遗传变异的原因，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定向变异和获得性状遗传的解释，另一种是定向选择的解释。罗鹏继续谈到：这次学习使我认识到对于上述的第一种解释，即定向变异和获得性状遗传的解释，有关的实验证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例如，李森科主义对改变春小麦为冬小麦试验结果的解释，就是用定向变异和获得性状遗传来解释的。但是，许多遗传学家对改变春小麦为冬小麦的试验结果提出了质疑，认为可能是春小麦试验材料不纯，有潜伏突变，或低温的定向选择作用所引起。因此改变春小麦为冬小麦等试验结果，并不是令人信服的实验证据。对于第二种解释，即定向选择的解释，已经有了令人信服的实验证据。在上述果蝇和DDT的试验中，DDT只起到选择作用，抵抗力提高的果蝇品系是DDT的多代定向选择挑选出来的。^[3]

2 谈家桢访问四川农民“育种家”

1972年3月，中国科学院在海南召开了“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143名正式代表和83名列席代表，他们分别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农业部和中国科学院等71个单位。当时正处于“文革”期间，谈家桢因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送往上海市郊区农场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自然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一种奇怪的观点，即“既不相信米丘林，也不相信摩尔根，要相信中国的‘农民科学家’”。来自四川的种棉能手张泗洲，在会上介绍了“用染料涂抹棉花雌蕊柱头，就可以培育出‘有色棉’的育种技术。会议之后，在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文集》（只限国内发行）中，还专门收录了署名“四川省简阳县棉丰公社革委会”的“关于‘棉农十四号’棉种培育简况”之短文。^[4]

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文集（1973）

被指派参加这次海南会议的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代表，回到学校介绍了会议情况后，学校的“工宣队”头头便专门找到谈家桢，追问他是否相信农民育种家张泗洲培育出的“有色棉”一事。面对“工宣队”的追问，谈家桢回答道：“搞科学研究，至少需要具备两点：一是观察，二是实验。”“我既没有亲眼见到的东西，又没有进行实验，不敢妄加评论。”“工宣队”的头头马上就说，既然你不肯承认“农民科学家”作出的贡献，那么你就去实地学习学习吧！^[5] 就这样，谈家桢便被安排前往四川省简阳县棉丰公社，去“学习”张泗洲的棉花育种技术。

1972年8月21日，谈家桢在当时复旦大学派出的助手陪同（实际上是“工宣队”派出的随行监督）下，专程来到成都。

入住四川大学招待所后，他首先对四川大学做了简短的学术访问。由于谈家桢在科学界的崇高威望，时任四川大学校长的温建平设便宴专门宴请了谈家桢，并安排韩文淑（刚从化学系调来生物学系的系领导）、高茂国（负责生物学系植物教研室工作）和罗鹏（生物学系副主任）等在场作陪。

谈家桢在与四川大学罗鹏等的谈话中，重点说明了他这次到四川的主要目的。其谈话内容大致如下：“1972年的初夏，我收到了国际遗传学会的来信，邀请参加1973年召开的国际遗传学大会，并在会上做学术报告。为了了解国际遗传学的发展动态，并收集和总结国内农民育种家进行遗传育种的实践经验。”

当时，由于四川大学的遗传学主讲教师罗鹏还在接受政治审查，学校便派出罗鹏的助手蓝泽蘧、廖衍慧等陪同谈家桢，前去完成此次特殊的“学习”活动。

谈家桢一行来到简阳张泗洲那里，呆了大约两周的时间。张泗州向谈家桢介绍了他的“用染料涂抹棉花植株雌蕊的柱头，可以培育出有色棉”的突发奇想和具体的操作过程。谈家桢在实地参观、考察了张泗洲的棉花试验田，并做了多次的询问与交谈后，并没有看出张泗洲的育种技术有什么科学的依据。他认为张泗洲的技术处理，是不能得到可遗传的有色棉的。

谈家桢从简阳返回成都后，委托罗鹏再到张泗洲那里看看。罗鹏请示学校领导同意后，去了简阳找到张泗洲，再次转达了谈家桢对“有色棉”育种技术的意见，还说到希望能与张泗州合作，从棉花的染色体方面做一些研究工作。张泗洲当即以“他很忙”为由，委婉谢绝了。罗鹏回到四川大学后，便给谈家桢回信告知了他去简阳仍然没有收获的经过。就此，闹腾了一阵子的“用染料涂抹棉花雌蕊柱头可培育出‘有色棉’的育种技术”，也就不了了之。

对于谈家桢这次来四川的特殊“学习”活动，罗鹏、蓝泽蘧等在回忆中，还着重谈到他们感受最深的一件往事。

当时，谈家桢来四川后，不管是在四川大学做简短的学术访问期间，还是前往张泗洲那里“学习”过程中，谈家桢都曾多次向罗鹏、蓝泽蘧等谈到了他的人生中永远难以忘怀一段经历。这段经历就是：毛泽东曾于1957年3月、1957年7月、1958年1月和1959年国庆期间，先后4次接见谈家桢，鼓励他“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

谈家桢当时曾满怀深情地讲到，正是毛泽东多次对他的鼓励与支持，才使他能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做一些遗传学的教学和实验研究工作。这次来到四川，也就是想通过访问农民育种家，了解和收集我国遗传育种的一些实践做法。

谈家桢在这次来川过程中，多次讲到的“关于毛泽东鼓励与支持他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的难忘经历，使罗鹏等遗传学教师收到很大鼓舞，立志也要把四川的遗传学尽快搞上去。

3谈家桢与四川遗传学会的成立

1978年10月，中国遗传学会在李汝祺、谈家桢等的倡议和亲自组织下，在南京正式成立。四川大学罗鹏应邀参加了学会的成立大会，并被推选为中国遗传学会第一届理事会70位理事中的一员。谈家桢作为主持遗传学会常务工作的副理事长，先后对各省、市、区成立遗传学会一事，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与热情指导。

1979年12月10—13日，作为四川省遗传学会筹备组组长的罗鹏，邀请谈家桢来四川具体指导学会成立的有关事宜，并再次做遗传学方面的讲学。

谈家桢与夫人邱蕴芳女士一路同行来到成都，又一次入住四川大学招待所。时任四川大学副校长的柯召，在百忙中不仅会见了谈家桢，还专门到场聆听了他的学术报告。在成都的一周时间内，谈家桢先后在四川大学学术礼堂和四川省卫生干部学院礼堂，做了“国外遗传学的发展趋势和我国遗传学的赶超问题”与“遗传学的研究对象与实验材料的选择”等两个专题的学术讲座。

谈家桢在这次讲学中，首先向到场的四川遗传学人做了题为“基因、细胞和行为”的简要报告。重点介绍了1978年11月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召开的这次国际学术会议，是以肿瘤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等及其应用的实验材料为中心进行的学术研讨，反映了当时国外遗传学发展的趋势。

谈家桢在专题报告中，特别着重讲到了我国遗传学的赶超问题。他认为在怎样赶超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是立足于超。如果仅仅立足于赶，可能就是长期等距离的追赶。只有立足于超，我们才可能在某些遗传学的研究领域方面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中国遗传学40多来年的发展进程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谈家桢的思想和眼界是何等的胸怀远大与高瞻远瞩。

在这次讲学中，谈家桢还着重讲述了当时国外遗传学研究的对象和实验材料的选择变化趋向。

1953年，沃森—克里克提出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后，遗传学的发展转向了从分子水平上去解释遗传的奥秘。许多遗传学研究人员选择了以噬菌体和细菌（如大肠杆菌）等生物作为实验材料。这是因为，这类无细胞的生物和原核生物的结构简单，在设计的实验中，比较容易摸清它的结构、功能和遗传特点。

之后，随着分子遗传学，特别是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需要运用遗传理论和基因工程来为工业、农业、医药和环境保护等服务，继续停留在低等生物上做实验就远远不够了。遗传学的实验研究，急需把分子遗传学所研究的对象转移到比较高等的动、植物材料上。大量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分子遗传学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发展的需要而选用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实验材料，才能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

谈家桢强调指出：遗传学的研究对象和实验材料，不仅要考虑生产发展的需要，还要考虑科学发展的需要。

许多参加聆听这次讲学的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座谈会上说，谈家桢教授关于国外遗传学的发展趋势的报告，特别是他关于我国遗传学的赶超要立足于超的远见卓识，使大家都深受启发和鼓舞。

罗鹏还专门说到，尤其是在听了谈家桢关于国外遗传学的研究对象和实验材料的选择变化趋势后，进一步认识到前苏联育种家李森科只强调遗传学研究结合生产，而忽视了科学发展的需要，这样的论点是有很大片面性的。

4谈家桢会见四川遗传学会参会代表

在谈家桢等老一辈中国遗传学家的亲切关怀下，四川遗传学会于1980年4月正式成立，并挂靠在四川大学。

这之后，以罗鹏理事长为代表的四川遗传学工作者，先后参加了中国遗传学会第二、三、四、五届中国遗传学会代表大会和学术研讨活动，得到了谈家桢的多次学术指导。

在多次召开的中国遗传学会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中，令四川遗传学人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参加的中国遗传学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1987年5月，在安徽合肥召开的这次大会，有一个引起很大反响的学术活动，那就是中国遗传学会特别邀请了捷克布尔诺孟德尔纪念馆，在大会期间举办孟德尔生平和科学业绩的图片展览。该项展览，加深了中国遗传学工作者对遗传学先驱的进一步认识与了解。

会议期间，已经担任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的谈家桢，特地看望了四川遗传学会的全体参会代表。在短暂时间的交流中，谈家桢专门向罗鹏、蒋同庆等询问了四川遗传学教学和实验研究的近况，鼓励大家进一步奋起直追，把“油菜孤雌生殖的遗传育种”“家蚕优良品种的遗传选育”等有特色的遗传学研究，进一步推向一个新的台阶。随后，谈家桢还与四川遗传学会参会代表一起合影留念。

中国遗传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谈家桢与四川参会代表合影留念（1987）

（左起：1廖衍慧、3罗鹏、4蒋同庆、5谈家桢、7周宏志）

1988年8月，当蒋同庆突然因病逝世后，在国内蚕学界编辑的《蒋同庆教授业绩》之悼念文集中，谈家桢送上了亲笔题词“悼念蒋同庆教授 科学精神不死”，以此激励四川遗传学人继续前行。

谈家桢给蒋同庆的题词（1991）

5  谈家桢与四川遗传学人在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的重逢

1998年8月10-15日，举世瞩目的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笔者作为长期业余研究遗传学史的一名中学教师，十分荣幸得到中国遗传学会的邀请，与时任四川遗传学会理事长张义正等多位高等学校的遗传学工作者一道，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全程学术活动。

笔者参加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代表证和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门前留影（1998）

在8月10日的大会开幕式上，我们亲耳聆听了谈家桢和他的弟子赵寿元联合所作的《遗传学——为民造福》的主题报告。报告从遗传学的角度，提出需大力发展“以基因为基础的农业”、“以基因为基础的医药业”和“以基因为基础的环境保护”等三个方面的研究。到会代表充分感受到浓浓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气氛，给遗传学人以极大的鼓舞与信心激励。

在大会开幕式当天晚间的大型招待会进行时，笔者曾专门走到谈家桢先生的圆桌前，代表四川遗传学会参会代表和全国的中学生物学教师，向他老人家送上真诚的问候：祝谈先生健康长寿！感谢邱蕴芳医生对谈先生的周到照顾！面带慈祥笑容的谈先生和邱医生站起身来，与笔者亲切握手，不停地说：“谢谢！谢谢！”

大会期间（8月12日19:30~21:00），谈家桢先生的几代学生和海内外的学界朋友，齐聚在北京五洲大酒店二楼会议厅，自费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恭祝谈家桢教授九十华诞”的祝寿会。

笔者与四川遗传学会参会代表张义正、周久模、唐子恺等十分荣幸地接受邀请，与150多位学者一道，品尝了具有浓浓中华民族传统的“寿桃、寿糕和寿面”，共同祝愿谈家桢先生健康长寿！

谈家桢先生向前来祝寿的各界朋友们表示由衷地感谢，并在答谢词中谈到了他的人生体会：“……我的一生分三个阶段，前40年为艰辛创业阶段；后40年为铺路搭桥阶段；80岁以后为‘废物’利用阶段。……”

在各方代表所作祝寿词告一段落时，大家先后来到谈家桢先生和他的老伴邱蕴芳医生前合影留念。笔者与到达祝寿活动现场的四川遗传学人以及四川大学校友唐克轩等共7人，也兴致勃勃地来到谈先生和邱医生面前，向他们两位老人家表达健康与长寿的祝福，并留下了永作存念的珍贵照片。

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期间，谈家桢夫妇与四川参会代表合影留念（1998）

（后排左起：2周久模、3唐子恺、4唐克轩、5张义正、6冯永康）

在北京参加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期间，笔者还接受了谈家桢先生的学术秘书赵功民研究员的专门邀请，参与并承担了由中国遗传学会组织，谈家桢和赵功民担任主编的《中国遗传学史》的第一篇第一章等章节内容的编写任务。^[6]

借此机会，笔者利用会议的间隙，专门访谈了徐道觉（1917—2003）、赵寿元（1931—2021）等谈家桢最为得意的几个门生，向他们讨教了研究中国遗传学史的思路和方法。同时，我也顺道与遗传学界的多位前辈与学术同仁，建立了经常性的学术联系。

6 谈家桢精神继续指引我们前行

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在四川遗传学发展的历程中，无论是遗传学的教学还是实验研究，都常常得到谈家桢先生的智慧引领，感受着他老人家对四川遗传学人的亲切关怀。

笔者在多年的学术访谈中，罗鹏屡屡提到：在谈家桢主持中国遗传学会的常务工作期间，1980年聘请他担任《遗传》杂志编委；1987年又聘请他担任《遗传学报》编委。这些来自谈家桢先生的高度信任与热情支持，都有力地促进了四川遗传学的发展。罗鹏讲的最多的是，1962年谈家桢首次来到四川讲学期间，给予他在遗传学研究方向上的亲临指导和热情鼓励。由此，坚定了他选用油菜进行遗传学实验研究的信心和决心，并开始了有关油菜遗传育种研究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读。

1970年代初期，在克服“文革”政治环境的干扰和经费短缺等诸多困难情况下，罗鹏与他的助手蓝泽蘧、廖衍慧等通过实地调查，确定了“油菜孤雌生殖的细胞遗传学及育种”的研究方向，并开展了具体的研究工作。

1970-1980年代，罗鹏与其合作者先后发表了“人工诱发油菜孤雌生殖单倍体的研究”等多篇论文，首创并推动了我国油菜孤雌生殖的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于1978年3月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7]

在这之后的20多年间，罗鹏和他的若干届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继续将获得的孤雌生殖油菜品系，运用于油菜的杂种优势的选育中；在油菜及近缘植物资源的研究和开发中，作出了更加突出的贡献。

2018年11月，在中国作物学会油料作物专业委员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罗鹏与傅廷栋院士、官春云院士等10位科学家一同被授予“终身成就奖”。^[8]

手捧金灿灿的奖杯，罗鹏向前来祝贺并访谈的笔者，又一次讲到了他发自内心的对谈家桢先生的敬佩与感激。

罗鹏荣获获油料作物首届终身成就奖证书（2018）

特别令笔者终生难忘的往事是，在北京参加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回四川后，笔者曾专门通过书信向谈家桢办公室请教有关中国遗传学史的问题。时任谈办学术秘书的孙小芬女士，总是寻找合适的机会，转问谈先生得到回答后，再连同留有谈先生亲笔标注的原信，邮寄给笔者。

笔者给谈办的书信和谈办的回信

读到年寿已高的谈先生给予笔者的亲笔指导语句，使笔者受到莫大的激励。正是谈先生的热心帮助，笔者才完成了“师从摩尔根的中国遗传学家”之史料的整理。

2017年12月，在中国科学报社、《人民文学》杂志社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科学精神与中国精神”》诗歌大赛中，笔者撰写并参赛的“师从摩尔根的中国遗传学家”科学诗，荣获三等奖。

笔者参加《第二届“科学精神与中国精神”》诗歌大赛的获奖证书与参赛作品

（注：师从摩尔根的中国遗传学家按留学时间先后，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排序。）

而今，谈家桢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时时刻刻浮现在我们眼前；他的谆谆教诲，仍然时时刻刻回荡在我们耳边。

C.C.TAN，一位享誉国际遗传学界的大师、一位令国人景仰的遗传学前辈，他的科学精神、他的崇高品格，将激励和鞭策着我们，为中国遗传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奋力拼搏！勇往直前!

主要参考文献

[1] 冯永康.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1978年之前的中国遗传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

[2] 遗传学座谈会会务小组.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3] 罗鹏.谈家桢教授帮助我清除李森科遗传理论的影响.见:仁者寿 谈家桢百岁璀璨人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4] 《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文集》汇编小组.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1973.

[5 ] 赵功民.谈家桢与遗传学.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6] 谈家桢，赵功民.中国遗传学史.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7] 罗鹏.植物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油料作物学报.2006, 28 (3).

[8] 杨泽宇，邹仕乔.中国作物学会首设油料产业科技终身成就奖和青年创新奖. 粮油市场报，2018年11月27日第一版.

（本文原载《复旦生科院全球校友会》公众号，此次发布时做了少量文字的修订和个别插图的添加。）

（2023年12月1日 修稿并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