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收存的所有图片文字类资料中，附录在这儿的两张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故而格外珍视。而且它们看似互不相干，但对我而言，却又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一九八三年，我于山东师院聊城分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导师薛绥之先生从外地请来专家，为我组织了一场答辩会。答辩会进行得很顺利，结论是“准予毕业，建议授予硕士学位。”然而由于当时这个学校尚不具备授予学位权利，故而答辩委员会的意见难以兑现。

薛先生为此甚为焦虑。他通过多方联系，找到福建师范大学的著名学者俞元桂先生，请他接受我为私淑弟子，解决授予我学位的事。俞先生立即欣然答应。

按照规定，我还需要去福建师大，再通过一次学位答辩。

翌年夏初，在薛师带领下，我们踏上了南行的旅程。行前，薛师安排我所做的准备工作中，有一项是要由学校开具一封“介绍信”，以备沿途使用。于是，我便在学校开出了附录在这儿的这张介绍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很熟悉，出门在外，是万万不能离开这样一纸介绍信的。它无异于一张通行证。离开它，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我经常拿出这张纸摩挲品味。每逢看着它，我就想起那次薛师不辞辛苦，千里奔波，带我南下求授学位的情景，似乎重睹恩师满面风尘而又笑容溢满每道皱纹的样子。

我记得当时坐了足有三夜两天的火车才到达福州。火车进站时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到站迎接我们的，是俞先生的两位高足。一位名叫汪毅夫（后任福建省副省长），一位名叫汪文顶（后任福建师大副校长、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带头人）。两位年轻人彬彬有礼、热情有加，在薛师面前执弟子礼甚恭。

俞先生那时大概有六十多岁，瘦而高，从面相到做派，纯然一副蔼然长者的样子。他说话很低声，但娓娓动听。对人态度温和可亲，没有丝毫名流大牌的架子。若与俞先生单独当面晤对时，那种如坐春风之感，尤为强烈。

俞先生当即请来一些专家，为我重新举行了一次答辩会。几位先生对我多有褒扬过当之词，使我倍感惶恐。通过了答辩后，又以最快的速度为我办妥了学位授予事项。

一切事情顺利结束后，俞先生在福州市苍山公园内的一家餐厅，专门宴请薛先生。我与二汪两位师兄也都奉师命在座陪侍。餐前，俞先生还邀薛师到他家中茶叙，我也有幸叨陪末座。记得俞师的家是一座精致的两层红色小木楼。室内布置简单而清洁得体，处处透着儒雅温和气息。听二位老人娓娓论道，我深感三生有幸。

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认为，虽然自己的硕士学位晚了一年才拿到，但我却因此而得以认识了俞先生，且有幸成为他的学生。这就够了！有什么能与这样的幸事相提并论呢？

但我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好学生。一半是出于路途遥远的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我来自穷乡僻壤，连最起码的规矩礼数都懵然不懂。自那以后的十几年中，我竟从未再去先生座下请益问候，平日里亦乏音问。这种疏于礼仪之罪，使我自责愧疚终生。

但先生从没有因此而对我有所怪罪。相反，他始终对我挂念在怀。一九九六年初，先生病重住进了医院。那时，正是全国许多实力强劲的大学努力向教育部申办博士学位和博士单位授权的紧张关头。各学校都急如星火般到处挖人，组建学科团队。先生临终前，向床前的弟子们嘱咐道：如有可能，你们要设法把宋益乔挖过来。

先生去世后，汪文顶师兄把先生的遗言电话转告给我，并力劝我前去加盟。但由于当时各单位人事档案管理尚严，以及其它种种困难阻力也很多。我终未能成行。

先生归了道山的第二年，文顶学兄等为先生出版了一部《俞元桂教授纪念集》。他在寄赠我此书的同时，另附了一信和一张征订先生另一遗著《桂堂述学》的启事。

正是看到这张简单的“启事”，我百感交集。虽然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张纸，但却凝结了我和先生的某种精神联系。收到它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一直珍藏着、珍藏着……在这张朴陋而又简单的纸中，凝聚的是仅为我一人所感知的一份深深的感念、一缕拳拳的情怀。

2018.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