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位值得一提的是Eugene Odum（1913-2002）。现代生态学最主要的两个学派（School），一个是以MacArthur为代表的理论生态学学派，一个则是Odum为代表的系统生态学派（Levins, 1968）。Odum笃信“整体论（Holisim）”，在他选择读研去处的时候，虽然名校密歇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都给他抛出了了橄榄枝，但是他断然拒绝了。原因很简单，这些地方的生物系没有暗含整体论的科学方法。他最后去了伊利诺伊大学师从Victor Shelford（1877-1968）这个动物生态学大师和美国生态学会首任主席，也不得不说是个好选择。他的父亲，著名社会学家，对他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他在撰写他的成名作《生态学基础（Fundamentals of Ecology）（1953）》时，就受到了很多来自他父亲的鼓励。他在回忆中说起与他父亲的对话，充满思辨：

Odum说：“要写这本书，如果我准备不够充分，知识储备不足，该怎么办才好？What if I don’t know enough yet?”

父亲回复：“你需要边学边写，边写边学，写作也是一种学习。You’ll learn as your write,”

他又问：“如果书里面出现了纰漏或者谬误，该如何是好？What if I make mistakes?”

父亲回复：“你再版时修改完善便可。You’ll correct them in the second edition.”

除了鼓励，Odum对生态系统概念所持有的信念、对生态系统内容的清晰简明梳理以及终其一生对生态系统为代表的整体论的鼓吹和宣传，都与他父亲莫不关联。这在他学术生涯后期的作品表现更加明显，比如他的书籍《生态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Ecology: the lin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Odum在撰写他这本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生态学教科书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插曲。他1939年拿到博士学位，1940年到佐治亚大学工作，1946年已经评上了副教授，并且已经在生物系教了一轮完整的生态学课程。在1946年一次系里的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希望可以将生态学作为生物系所有专业的必修课。这个提议遭到了蔑视（”His fellow scientists looked at him and laughed”）。Odum夺门而出，却也没有被这种情绪多打倒，他马上开始着手开始这本教科书的写作。

之所以将《生态学基础（1953）》视为生态学历史进程中最成功的教科书，都不用“之一”之类的词语来修饰，包含了如下的原因和考虑。一是，这本书确实写得好，有颠覆式的体系（从生态系统开始着手，自顶而下（top-down）的剖析），有非常简明扼要的内容（in a concise and simplified manner）。刊载在《Science》上的书评写道，这是自Alleeet al., (1949)以来，第一本生态学的入门教材，写的明了、简洁，大部分内容没有专有名词，先见森林，后讲树木，值得阅读（Hedgpeth, 1964）。二是，这本书在当时使用范围很广，作为教材影响了许多随后的一些青年学子，甚至被认为是生态领域十年期唯一的教科书（was the only textbook in the field for about ten years）。1950-60s上大学的科学家们，很多都使用这本教材。1953年的版本，被翻译成为了十二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出版。第三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这本教材与1960s兴起的环境运动实现了无缝连接。传统的生态学是生物学领域下的一个分支，大部分的前期生态学家都是生物系的毕业生（植物学、动物学）。这种学术的背景，会让他们特别重视生态学中的生命系统，而忽视生态学中的非生命系统（比如物理系统）。这不利于生态学在承担环境责任方面，发挥更大的力量。1960-70s环境运动兴起之后，人们对从生态学中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答案的想法是迫切的。毕竟，生态学是在当时的学科体系构架中与解决环境问题最接近的学科。人们寄希望于生态学可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来遏制或者缓解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在生态系统的概念框架下，这种社会需求和学科结构之间形成了无比的默契。而经过十余年的铺垫（从教材出版到环境运动开始兴起），Odum的这本教材为这场对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