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岁人生回顾

乐光尧 2018年4月

主要由北京长城战略咨询的程宏等老师参与整理，

超卓校对通篇，繁简字体转换，修改部分字句等。

我是1928年4月出生的，没想到一下就活到了九十岁。在2000年，北京申办奥运成功的那一年，我当时就想，我能不能活到2008年，现在不仅是活过了2008年，而且活到了2018年，一下子过了18年，真是没有想到，这是非常庆幸的事。

两次生命闯关

生和死是人生最大的事。我这一生碰到两次生命危险，都闯了过来。

第一次是在1942年冬或1943年初，当时我考上国民党的空军幼年学校，到四川灌县——即现在的都江堰入学。第一个学期结束，学校组织我们新生到成都空军医院体检。早上起来乘坐卡车从我们学校所在地灌县蒲阳场去成都，走到半路时要过一个转直角的桥，可是司机在转弯的时候，没有完全转过去，一个后轮悬空了，车就侧翻到河里去。我坐的位置比较靠前，在我旁边有一个大汽油桶，一个搭便车的陆军军官就坐在汽油桶的另一边，被汽油桶压死了，一个同学坐的比较靠后，被车的木栏给压死了。我稀里糊涂的跟着翻下去，整个过程没什么印象，从河里爬起来好像没什么事，就是手臂稍微擦破一点点。这是一次很危险的经历。

第二次是2010年元旦，早上起来就感觉到右上腹痛。我之前有过胃疼，可那天早上，按摩了多次，没什么效果，越来越疼，我一直没有当回事。一直疼到了晚上十二点，疼得扛不住了，后来跟老伴商量叫来120救护车，到了中日友好医院看急诊。在那儿，大夫开始也觉得是胃的问题，就给我输液、打止痛针。第二天天亮还是没有缓解，疼痛越来越厉害。最后经过查血，发现淀粉酶和脂肪酶都很高，确诊是急性胰腺炎，胆汁在消化自己的胰腺，所以疼的很厉害。

这是个很严重的病，需要住院，但是医院当时病房没有床位，第二天凌晨转到了煤炭总医院，到那儿以后我剧烈的呕吐了三次，呕吐完后缓解了一些。医院收我住了抢救室。事后我才知道，急性胰腺炎是要命的，在那儿住了二十多天，不吃不喝，不能吃饭，不能喝水，完全靠鼻饲。二十多天后出院了，过了个把礼拜又疼起来了，我又到中日友好医院看病，大夫给我验血，确诊是急性胰腺炎复发了，又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连着不久，两次急性胰腺炎。第二次住院比较及时，当天下午就住了。急性胰腺炎发生的原因之一是胆囊结石，我有胆囊结石，后来用微创手术切掉了胆囊，这是2010年初，刚过完春节不久，连着三次住院。当时我都不知道这病的严重性，后来看看书，听别人介绍，才知道这个病是非常危险的。我以前不知道这个病，所以老拖着，侥幸这次没出什么大事。

这是我一生中闯过的两次生命危险大关。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的病很多，可以说从头到脚都是病。到医院，我除了不看妇产科和儿科，什么科我都看。要命的病是心脑血管，不要命的病是各种疼痛的病，一个是2011年左右得的带状疱疹，住院了二十来天。带状疱疹本身好了，但是遗留下了“后遗神经疼”，当时什么办法都用了，一直没有好，到现在仍然痛，有时候痛的很厉害，有时候痛的好一点，主要是阵痛，好多年了。

另外一个奇怪的病，腿发麻，小腿、大腿好像被很厚的布缠得紧紧的。起初是右脚，后来发展到左脚，在北医三院做核磁共振检查，说是我脊椎神经有毛病。脊髓神经表面发炎了，叫脱髓鞘，得这个病的一般年轻人比较多，老人比较少，这个也有好多年了，就是感觉腿很重，走起路来比较吃力，但是也不是很难受。石油大学有一个同事，也是这个病，四十多年了，眼睛瞎了，大小便失禁，坐在轮椅上，生活不能自理。现在总的来讲，这病倒不太影响生活，就是走路有困难，影响生活质量，对我来讲还不要命。

现在能活到九十，是原来没有想到的，非常庆幸。咱们同学现在也都到退休年龄了，也都慢慢老了，希望大家活得更长，对你们来讲日子比我们更好过。

我这一生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童年、少年、青年、中壮年、老年。

童年：经历抗日烽火

我父亲1922年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毕业，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几年，我母亲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我哥哥是1926年在北京出生，我是1928年4月在贵阳出生。

我们家族是个知识分子世家，在贵阳是四个有名望的大家族之一，以出知识分子而著名，家里几代人多是知识分子，而且有的是著名知识分子。另一个华家，是以出茅台酒著名的，我的伯祖父乐嘉藻1去美国参加巴拿马博览会，他是第一个将茅台酒推向世界的人，已载入历史。再有两家，一家以务商为特色，一家以当官为特色。

1.乐嘉藻(1867~1944)，贵州黄平人，光绪举人。1895年参加公车上书，旋自费赴日考察教育。1899年设学会于贵阳，1904年与于德坤合资创办贵州第一所新式学校蒙学堂。1907年参与创办《黔报》。1909年先后当选为贵州省教育总会会长、谘议局议长。1911年任贵州幼初两级师范学堂堂长，任枢密院枢密员、枢密院总务股事。1913年任直隶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干事。嗣后任中央农商部主事、北平艺专教师等职。

这九十年要说下来的话就太多了，我就挑每个时期的主要问题说一说。

最早的一件事就是，大概1935年初，红军长征经过贵阳，那时候整个贵阳很紧张，因为可能打仗。结果红军没有进攻贵阳，只是从城郊过去，所以实际上没有见过红军。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随着战局的发展，大量难民从沿海一带往后方撤退，到了贵州、云南、四川。经常可见抗日游行宣传，所以我从小就生活在同仇敌忾的抗日气氛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1940年，日本飞机轰炸贵阳，把贵阳炸掉半个城，主要是贵阳南部受损，我们住贵阳的北部，所以对我们家没有大的影响。南部半个城差不多都烧掉了，那一次我们全家躲在用沙堆在木板隔墙里做成的防空洞里面，只听见轰炸的隆隆声。这就是贵阳有名的“二四大轰炸（1940年2月4日）。我的外祖母差点在这次大轰炸中被炸死。

我的一个堂兄叫乐恭彦，那时候在贵阳读高中，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后来知道他是1937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曾被捕入狱，在他的影响下，虽然我什么也不懂，但我从心里懵懵懂懂地羡慕共产党，我在小学六年级时，也想看进步书刊，利用父亲给我买早点的钱，跑到新华书店转了好久，也不知道该买什么，结果买了一本高尔基著的《和列宁相处的日子》，买回来也没有看。我这个堂兄后来在1949年11月11日，贵阳解放的前一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他是党的地下贵州省委委员，本来计划在解放后，他将负责全省的工业。

小时候，我父亲订了许多报纸，我喜欢跟着他看报，虽然开始并不太懂，但从小就养成看报的习惯，关心国家大事，终生未变。

我父亲还订了一份杂志叫《中国的空军》，我每期必看，上面介绍抗战中的空军英雄，我很受感动，小学毕业就决定投笔从戎，虽然我父亲从小希望我当科学家，但也认为家中有子女七人，有一人去从军，他也很支持。

少年：入读空军幼年学校

1940年，国民党新建了个空军幼年学校，这是鉴于培养空军飞行员的空军军官学校，因招生生源有困难，所以决定招收身体和文化素质都比较好的小学毕业生，从小培养，并给予优秀的条件，学制六年，相当于普通的中学阶段，毕业后，直接升入空军军官学校学习飞行。1940年，我正好小学毕业，在一个同班同学的鼓动下，我们一同去报考，结果他录取了，我因血压过低，体格检查没有通过，笔试也不能参加，自然没有录取。后来我就上清华中学，后又转学到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后改名国立十四中，即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在那里念完初二。

1942年，空军幼年学校再次在贵阳招生，我顺利地通过了体检和笔试，被录取到该校第三期，于1942年10月从贵阳经重庆成都于11月2日到达四川灌县入学。在那里上了五年。

这个学校开始管理很严，校长是蒋中正，是挂名的，下面有个教育长实际负责。开始违反纪律要拿板子打手心的，按照军事编制，每期(相当一个年级)三百人，分两个中队，中队是基层的管理单位，下面再分三个区队，每区队五十人，就是年级下面的班。总的来讲空军幼年学校是一个条件比较优越的中学。

在这个时期，我主要谈影响我一生的两个情况：

因为我在初中已经念过了两年，所以在空幼，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比较好的。去到那儿不久，接触了两个第一期的高班同学，一个叫周瑞谦，他父亲从小教他很多古书，所以他古文基础比较好，年龄也偏大，思想比较成熟，他给我的影响是，人生要有目标，要立大志。我原来是比较浑浑沌沌的，现在开始思考我的人生目标。再一个，从小父亲希望我当科学家，这时同为一期同学的段一士，他也是周瑞谦的好友，他的数理课很好，很有天才，他在初中已自学大学的数理课程，他曾独自发明一条解析几何的曲线可以用来三等分任意角，在初三时，他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帮助我学习解析几何，自此，我就开始自学大学数理课程的历程，并下决心要做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他们两人高中毕业后都去了杭州笕桥的空军军官学校，段一士不久就开小差逃到南京，1947年考入金陵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奉派留苏，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毕业后曾做过一段L.D. Landau的助教，颇得他的赏识，以后在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回国后任兰州大学物理系主任，对该系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是国际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广义相对论和规范场论方面做了很多优秀的工作。

周瑞谦则在空军军官学校迁台后，在学习飞行的过程中借机淘汰，大学毕业后，在台工作，后定居美国加州San Jose（圣何塞），他们两人都于数年前去世。

这几年是我学习的黄金时代。我们几个爱好学习的同学，请几个优秀的老师，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为我们讲解，请谢少白老师讲孟子，请高明老师给我们讲金岳霖的逻辑学。我们还早上开早车，晚上开夜车，大量地阅读自学一些课程和书籍。经常下午课后，我独自一人在学校附近爬小山，漫步小溪旁，或坐在汹涌的蒲阳河边草地上，苦思人生、宇宙之奇妙，畅想自己的未来，意气风发，精力充沛。这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我们这批天之骄子的青年学生，在四川西部的山沟里，却似乎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

但我终究不是一个关在象牙之塔中死读书的人，我仍然喜欢看报，关心抗战局势和国家大事。

开头是因为抗战，投笔从戎，后来抗战胜利了，国民党搞“劫收”，贪污腐败，积极准备打内战。当时在风起云涌的进步学生运动影响之下，在同班同学林钊的影响带动下，我接触到学校里和地下党有联系的进步教官厉歌天（他原是空军军官，后从事写作，是著名作家，笔名牧野，解放后任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他是叶圣陶的女婿，共产党员）和化学教官毛锡霖（解放前夕，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史德端，他们一同在大屠杀中殉难），在他们那里，我们看到共产党出版的报纸书刊，思想上逐步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不愿当空军替国民党打内战。这时已有一些同学由于各种原因，“开小差”逃离了空幼，我正准备用同样办法逃离，但我和父亲联系的信件不慎被队上检查到，不得已，我只有正式申请退学。由于我功课好，学校校长陈嘉尚（他后来任台湾空军总司令，二级上将，参谋总长和和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负责人）有一次到队上视察，看见我正站在讲台上给同学讲解解析几何，因而他对我有较深印象。我去找陈嘉尚，向他提出申请，得到他的支持。向上级打报告，同意赔款除名，学校学制六年，我只学了5年，每年赔款五十万元法币，五年共二百五十万元法币。在我父亲的支持下，如数交清了赔款，我终于在1947年7月离开空幼，经成都、重庆回到了贵阳家中。通过这样的办法离开，我是唯一的一人，其他离开的同学，除了“开小差”以外，就是通过学业成绩不及格或身体检查不合格而被淘汰。

青年：清华岁月

我是1948年夏天，在重庆考区考上了清华物理系，9月份从贵阳经上海到北平。同班同学同时考上清华的还有林钊和李先彝，他们是48年空幼毕业后，因身体不合格，被淘汰，而后在上海考上的。林钊是历史系，入学不久，在48年底就加入地下党，北平解放后被调出工作，后参加南下工作团，南下参加解放广州，他以后一生经历十分坎坷，现随儿女定居在美国波士顿。李先彝上数学系，念了两年，在抗美援朝参军参干中参加了海军，现为海军工程学院数学教授。只有我是正规读完了四年。

我在清华经历了历史转变的年代，共呆了四年半：48年的下半年，还是原来的老清华；49年到52年上半年毕业是过渡期，教学体系还是原来的一套，但已是共产党领导了；到52年下半年开始，正式搞院系调整，全面学习苏联，就开始大不一样了。

上了清华物理系，这实现了多年来我要当物理学家理想的第一步。清华物理系是清华办得最好的系之一，进了清华，觉得清华确实不一样，首先是名师云集，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著名大师级的物理学家和学者，所用的教材都是世界通用的名教材，请看：

《中国通史》为孙毓棠2，

《经济学概论》为陈岱孙3，

《大一英文》为陈福田，

《大二德文》为杨业治4，助教为严宝瑜5。

《普通化学》为张青蓮6，教材为Pauling《General Chemestry》。

《微积分》为赵访熊7，教材是Courant的《Calculus》。

《高等微积分》为闵嗣鹤8，教材为Goursat的《Advanced Calculus》。

《微分方程（一）》为兰仲雄9，教材为Piaggio的《Differential Equations》，《微分方程（二）》为赵访熊。

《普通物理》为钱三强10、何成钧11、王竹溪12。教材是萨本栋13的《普通物理学》。

《理论力学》为周培源14，教材是周培源的《理论力学》。

《电磁学》为霍秉权15，教材是Page&Adams的《Electro-Magnetism》。

《光学》为葛廷燧16，教材是Drude的《Geometrical Optics》和Jenkins&White的《Physical Optics》。

《热力学》为叶企孙17，教材是Zeemansky的《Thermodynamics》。

《近代物理》为余瑞璜18。

《电子学》为孟昭英19。

《无线电》为孟昭英。

《数理物理》为彭桓武20，教材是Courant&Hilbert的《Methods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量子力学》为彭桓武、胡宁21、杨立铭22，教材为Mott&Snnedden的《Wave Mechanics》

《体育》为马约翰23、牟作云24、马启伟25等。

我还选修了段学复26的《数系与点集》，江泽坚27的《复变函数论》和张肖虎的《西洋音乐史》，这课中还请了时在燕京大学的马思聪28来做讲座，并为我们演奏，还旁听过华罗庚29的《数论》。

实验课用的仪器都是美国SENCO的，实验老师先后有：吴全德30，胡国璋31，李德平32，陈箎33，郑乐民34，孙佶35，孙瑞蕃36，慈云桂37，孙良方38，夏学江39，许孝尉40，汪永铨41等。

这个阵容，在当时的大学来讲，完全是世界一流的。任课老师，包括带实验的助教，绝大部分后来都是院士。

名师们都是处在各自学科第一线研究的专家，他们的老师更是有关领域的权威或诺贝尔奖获得者，彭桓武、杨立铭的导师是Max Born、王竹溪的导师是F.Fowler、闵嗣鹤、华罗庚的导师是G.H.Hardy、钱三强的导师是Joliout Curie等。

2孙毓棠(1911~1985),留日,后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3陈岱孙(1900~1997),留美,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

4杨业治(1908~2003),留美留德,曾任北京大学德语教研室主任。

5严宝瑜(1923~2020),后留德,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学术委员会主席。

6张青莲(1908~2006),留德留瑞,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中科院院士。

7赵访熊(1908~1996),留美,曾任清华副校长。

8闵嗣鹤(1913~1973),留英,后任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

9兰仲雄(19??~ ),后为中国地质大学教授。

10钱三强(1913~1992),留法,后为中科院副院长,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

11何成钧(1914~2007),清华大学教授。

12王竹溪(1911~1983),留英, 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

13萨本栋(1902~1949),留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研究院院士。

14周培源(1902~1993),留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

15霍秉权(1903~1988),留英,后任郑州大学副校长。

16葛廷燧(1913~2000),留美,后为中科院合肥分院副院长,中科院院士。

17叶企孙(1898~1977),留美,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科院院士。

18余瑞璜(1906~1997),留英,后为吉林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19孟昭英(1906~1995),留美,中科院院士。

20彭桓武(1915~2007),留英,后为中科院理论物理所长,院士,两弹一星元勋。

21胡宁(1916~1997),留美,留丹麦,后为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22杨立铭(1891~2003),留英, 后为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23马约翰(1882~1966)，留美，曾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

24牟作云(1913~2007)，留美，曾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

25马启伟(1919~2017)，留美，北京体院院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

26段学复(1914~2005)，留学美加，后为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27江泽坚(1921~2005)，后为吉林大学数学所所长，中科院院士。

28马思聪(1912~1987)，留法，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协副主席。

29华罗庚(1910~1985)，留英，数学所所长，中科院院士。

30吴全德(1923~2005)，后为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31胡国璋(1915~1985)，后为北京大学教授。

32李德平(1926~)，后为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院长，中科院院士。

33陈箎(1927~1974)，留苏，后任冶金部高温合金实验室副主任。

34郑乐民(1925~)，后为北京大学电子系教授。

35孙佶(1921~1997)，后为北京大学技朮物理系教授。

36孙瑞蕃(1921~)，后任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37慈云桂(1917~1990)，留英，后任国防科大副校长，中科院院士。

38孙良方(1927？~2019)，1970年代赴美，在旧金山、洛杉矶等大学执教。

39夏学江(1924~2014).清华大学教授，工科物理教学奠基人之一。

40许孝慰(191?~)，女，清华物理系1936级，后为北京大学教授。

41汪永铨(1929~2016)，后任北京大学无线电学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

老师们课下和同学们接触很多，关心我们的学习。

我是周培源力学课的课代表，经常去找他谈同学学习情况和要求。他的《理论力学》编好后要出版，找我们几个同学替他作校对，出版后他签上名每人送我们一本，还请我们去他新林院的家吃茶点。

二年级学完，暑假开始，我们到北院王竹溪家请教他暑假如何自学，他告诫我们：有些同学喜欢在暑假提前自学下一年的课程，他说这得不偿失，自学时不可能那么深入，而到下学年听课时，觉得我已经学过，就影响听课的兴趣，反而学不好。他当年学完力学后，是学了一本更深入一步的法文的Apell：《力学》，这样既深入了学习，又学了法文，另外就是做了大量微积分和微分方程的习题，使自己计算能力大大提高。

物理系集中了清华最优秀的考生，当年北京、上海、重庆、武汉等考区的第一名都在我们班上，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假期都不回家，葛庭燧何怡贞夫妇、叶企孙等春节前后请我们全班吃饭，包饺子，一次叶企孙请我们班在甲所包饺子，我问他，您为什么不结婚？他回答说：你们年轻人不懂！毕业工作后他还让我和张庚骥同学到骑河楼清华同学会，请我们吃茶点，了解我们工作的情况，后来又请我们去莫斯科餐厅，请我们吃西餐。

其他各系同样是名师荟萃，我在中学时就久仰大名的哲学宗师冯友兰、金岳霖等，经常在科学馆外，中午下课时碰见他们。哲学系的办公室在大图书馆的地下室，中午下班他们经大礼堂前，走过科学馆回胜因院的家，所以老碰见，冯友兰42穿着长袍马褂带顶皮帽，金岳霖43里面穿长袍，外面套一件西式呢子大衣，戴着黑眼镜和鸭舌帽，因为眼睛不好，帽沿压的很低。在工字厅旁的古月堂后面，有一间叫工警合作社的小店，我经常在那里看见沈有鼎44教授，一边喝酒，一边吃着花生米，两眼直盯着，旁若无人，专心致志，思考哲学问题，让我这样一个初入最高学府的大学生肃然起敬。

42冯友兰(1895~1990)，留美，中研院院士，哲学所研究员，中科院学部委员。

43金岳霖(1895~1984)，留美留英，中研院院士，哲学所研究员，中科院学部委员。

44沈有鼎(1908~1989)，留美留德，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周末晚上，我在外文系高年级的表哥带我，和他的同学一起去到在胜因院的Winter教授家里，他收藏有非常丰富的古典音乐唱片，在那里听贝多芬的交响乐。

经常有各个学科不同内容、不同类型、不同观点、不同规模的报告会和讲座，看见布告通知就可以自由参加，我是常客。张奚若45、费孝通46、吴晗47、刚从美国回来的王淦昌48、萧健49等都是讲座的报告人。陈梦家50讲他去西北考古的经历，非常丰富有趣，听众笑得前仰后合。我还参加过一次哲学系在二院一个很小的教室办的座谈会，请艾思奇51讲解放区的哲学，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任华52都参加了，金岳霖问艾思奇，解放区为什么要批形式逻辑？艾思奇说那是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混为一谈了。

45张奚若(1889~1973)，留美，曾任校务委员会常委，第二任教育部部长。

46费孝通(1910~2005)，留美，后任民族学院副院长，中科院学部委员。

47吴晗(1909~1969)，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科院学部委员.

48王淦昌(1907~1998)，留德，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研究员，院士，两弹一星元勋。

49萧健(1920~1984)，留美，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

50陈梦家(1910~1966)，留美，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51艾思奇(1910~1966)，曾任中央党校哲学教授任和副校长，中科院学部委员。

52任华(1911~1998)，留美，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另外，我们几个爱好天文的同学还组织过一个科普组织“天文学习会”，由物理系比我高两班的孙良方和我们班上的叶士煇、我和杨海寿组成干事会，会员在全校发展到五、六十人。利用孙良方手制的天文望远镜在明斋前的体育场上，组织同学在夜晚看星星，那时不像现在有这么亮的灯光，可以看见满天星斗，可以看见银河。

我们看土星环，看木星卫星，看M31仙女座大星云，英仙座的马头星云，沉醉在宇宙的无尽奥妙之中。沈良照同学自幼痴迷天文，他每晚看星，自绘星图，1948年冬天，他独自发现了一颗慧星，后来被国际天文学会定名为1948L，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请了几位教授作我们“天文学习会”的顾问，有周培源、王竹溪还有燕京大学的戴文赛，他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是英国A.S.Eddington的学生，他和我们联系最紧密，他和马思聪同住在燕东园的一栋别墅楼，马思聪住楼上，他住楼下。经常邀请我们周六晚上，去他家里吃茶点做游戏，非常活泼有趣。我们经常组织报告会，我还在会上报告过“三体问题”（Three-Body Problem）。

这样，从1948年9月到1952年8月，我在清华度过了四年。

虽然清华在1948年底就已解放，但是直到1952年我们毕业后开始的院系调整前，清华的师资教育体系和学术氛围还是跟旧清华一样，我们是旧清华精神培育的最后一个年级，这为我以后的人生，印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政治方面，我到清华的时候是1948年的9月，正值北平面临解放的时候。首先是迎接解放。1948年12月13日上午，我们正在同方部教室上陈岱孙的经济概论课，听见隆隆的炮声响起来了，圆明园后边。起初声音比较小，慢慢声音越来越大，最后课上不下去了，就下课了。下了课之后，我们就跑到善斋的屋顶上，往北边一看，看到国民党军队退下来了。

到了下午，国民党军队推着两门大炮，到气象台的旁边，后来被同学赶出去了。第二天清华园就解放了，解放军下午就进驻海淀，我们就跑到海淀区去看解放军。穿着草鞋、棉军装，坐在地上，那是第一次看见解放军，非常感动，跟国民党完全不一样，所以非常非常感动。原来还有一点怀疑，现在看见解放军非常亲切，不像是看到国民党军队那样非常害怕。

解放军贴了大布告，要保护清华，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去。后来隔了十来天，国民党用飞机来轰炸清华，刚好中午我在大操场路过，看见国民党的飞机从那边飞过来，飞到头顶上的时候我就看见飞机上有几个黑点往下掉，吓的赶快往宿舍里跑，很快就听见了声音，投了七颗炸弹，落到清华院墙外，没炸死人，但是炸塌了一所房子。

那时候对国民党很愤怒，解放军是保护清华，国民党在轰炸清华。

原来清华是从12月14日就在解放军的控制下了，当时北平市军管会文教主任钱俊瑞，他后来当了教育部长，还有光未然53来到大礼堂来宣布说接管清华，说从今天起，清华就成了人民的清华了，大家欢呼鼓掌。他宣布其他一切照旧，吃饭不要钱，完全由政府供给。原来我们吃饭都是要交伙食费的，那时候不是按伙食费，是按面粉。一袋面粉或者2/3袋面粉，要实物，因为法币不值钱，当时还学习解放军的一些文件。

53光未然（1913~2002），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著有组诗《黄河大合唱》。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为全国人大代表，中顾委委员。

这时清华解放了，但北平还没解放，整个北平城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和平谈判正在进行。到来年一月，傅作义宣布投降，2月1日，我们清华队伍进城在前门大街和北平市民一起夹道欢呼迎接解放军进城，自此北平和平解放。此后我们清华的迎接解放大队就留在城里，在中学进行迎接解放的宣传，我参加了在祟文门附近汇文中学的宣传。

接下来到了9月份，城里在怀仁堂开新政协，清华有十来个教授都是政协委员，那时候还没有广播。9月30日晚，学校在大礼堂开全校大会，不时传来怀仁堂的消息说，刚才新政协会上确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把北平改名北京，消息传来了，整个大礼堂全体站立欢呼，气氛高涨。

我们班有个同学汤纪敏，她代表北京学生向新政协，向毛主席献旗，回来她就介绍她怎么给毛主席献旗，那天晚上新政协最后一次会闭幕，我们就在清华大礼堂里开庆祝会，开完会大家座谈，物理系学生就到科学馆座谈。那些教授情绪高的不得了，原来对共产党都有怀疑，可是在那个会上好像大家都变了，都激动的不得了。

孟昭英非常激动，他说他过去是当和尚，干一天活，撞一天钟，说从今以后就是主人，同学们就鼓掌。当时知识分子里大部分都留下了，没走，原来对共产党有怀疑，亲自接触解放军或者参加这些活动，思想都有很大的转变。清华地下党的力量很大，我当时是动摇的，既倾向于共产党又对共产党有怀疑，这一下脑子突然就很清楚了。原来我们的思想很落后，共产党原来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还要好。

十月一日，我随清华的队伍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

那天凌晨，我们清华的队伍从清华园坐火车到西直门车站下车，然后步行到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很小，东、西有两长条红墙从北到南围住，长安街上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叫“三座门”的大门挡住。我们清华的队伍就在长安街南侧靠东红墙处集中。一直等到下午三点才开始举行开国大典。

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盛大的阅兵式，还有飞机从天上飞过。到了傍晚，开始游行，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我们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上面喊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这个是第一次听见。过去对领导人喊万岁，现在听到领导人对群众喊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这时候感觉到万岁的意义不一样了，这个万岁并不是说叫皇帝的万岁，所以大家都自愿的喊万岁。

清华解放后，虽然行政教学上仍是按老清华的一套。由新成立的校务委员会领导。主任委员先是冯友兰，他辞职后改由叶企孙继任。政治上，地下党正式公开，就完全由党领导了。党支部书记原是彭珮云（她是我在贵阳原国立十四中的同班同学），她调到北京市委后由何东昌继任。

我参加的第一个运动是忠诚老实运动，那时候还是学生，每个人都交代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经历，社会关系，最后作思想总结。

在教师中，后来接着搞思想改造运动。这几年政治活动很多，大小运动不断，上课时上时停，停停上上，服从于政治安排。这其中最大的就是抗美援朝时我们曾进城搞宣传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接着搞参军参干运动等等，我就不多说了。

我个人还多次被调到校外工作。

第一次还是北平解放前，北平被围城期间，和平谈判成功在即，北平解放前夕，我被调出，越过封锁线入城，在中法大学学生宿舍与一个同志接头，任务是调查东北城区国民党机关的地址，以备解放军接收。

第二次是二年级的暑假，我和另外几个同班同学被调到京郊西山附近的海淀区门头村，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帮助农村建团，我们访问农民，给青年农民讲团课，发展团员，建立团支部。

第三次是三年级暑假，被调参加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大規模的镇压帝国主义间谍的行动。我们清华和燕京大学的二十来人，大部分是外文系的，我们工作在东华门大街护城河旁的一座三层小楼，据说原是国民党特务的住宅。一天早上，我们集中起来和一大批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分成许多组出发去执行逮捕帝国主义间谍。我们这个组的对象是辅仁大学的教务长（Rector），相当于校长，是个德裔美国人，他住在恭王府内沿湖的一幢别墅内，我们到达时，他人已被捕走。我们就在他的屋里进行全面搜查，当晚就住在他的屋里。以后的任务，就是翻译他的大量文件，因他是德裔，文件主要是来往信件都是德文，我的任务主要是翻译德文文件。由于工作量大，后来又调来物理系比我高一班的周光召。临近开学了，工作没有结束，经学校交涉，我们物理系的回学校，外文系的仍留下，其中一部分就一直留在公安局工作。

第三次是四年级的冬天，当时正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被调到在北京东总布胡同的市委党校的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材料组。这个组组长叫郑存祚，是清华物理系的高班同学，除我俩外，其他的全是北京医学院的。任务就是负责整理各个单位报来的检举材料，然后上报中央。有一次我们连续两天两夜没有睡觉，说是毛主席要决定政策，让我们赶报材料。

我从1946年就反对国民党，倾向共产党，但对共产党还有怀疑，进清华后受环境的影响，思想上进了一步，到了解放后，亲眼看见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就不再怀疑，完全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的未来，只能跟着共产党走，要改造自己，跟上时代。

我1950年入团，后不久，担任团支部宣委，工作积极，靠拢党组织，一直是入党积极分子，终于1952年毕业前夕，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邹光华和钱绍新，都是地下党员，我的同班同学。

中年和壮年：一辈子教师生涯

1952年底，石油管理总局人事处把我调到石油学院筹备组，1953年1月，我来到清华大学石油系报到，安排我到清华物理教研组，一方面跟徐亦庄教授作辅导，上习题课和带实验课，学习他的讲课，一方面负责筹建石油学院的物理教研室和实验室，还担任清华物理教研组的团支部书记。自此开始我一辈子的教师生涯，石油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华东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也成为我一生的工作岗位。

1953年暑假，我们从清华园迁出，搬到东边的九间房，那时石油学院还是一个大工地，北京石油学院正式成立了。由我们十来个大学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和两个实验员就撑起了一个大学的物理教研室，后来教育部为我们从山东工学院调来冯世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刚留学归来）和戈革（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才算有了老一点的教师。

一开始，共有从清华转过来的四个班有物理课，是二年级上学期由我负责讲课给炼52和矿52班，凌君达（从香港大学转来，她原搞实验，没有讲课经验，是科学院电子所黄武汉的夫人）讲钻52和采52。这是我第一次讲课。

自此，随着北京石油学院的发展，在学院领导和全体教师的努力下，物理教研室也得到发展和壮大，到五十年代末，开始走在北京市高等工科院校物理教研室的前列。

我在繁重的教学和党政工作的压力下，仍坚持自学和进修，我在北大物理系听了黄昆的固体物理学，朱洪元的量子场论等，在北师大听过喀兴林的高等量子力学，还参加过北大物理系举办的基本粒子讲习班。

1969年10月，学校被迁往山东东营的胜利油田，改名华东石油学院。1976年，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中国得以重生，学校得以重生。大家齐心努力，到77年恢复招生，我们招收了物理专业的师资班，重建了物理教研室的辉煌。

我们以一个工科院校的基础课教研室，取得以下成就：

（1）培养了大批青年教师，完善了物理教研室，实验室，表演室的建设，开设了工科各类型的物理课，也开出了物理专业的全部课程，培养了大量学生。

（2）以一个工科院校基础课教研室，获得了四项国家发明奖，这在当时的专业教研室也是少有的。

（3）以一个工科院校的基础课教研室，建立了两个国家硕士学位授权点：物理学史专业和无线电物理专业。这在当时也是少有的。

（4）戈革54教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学校领导的支持，在量子物理学史上做出享誉世界的成就，他以独自之力，翻译出版十二卷的《尼耳斯.玻尔集》，荣获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颁发的国旗勋章。

54戈革(1922~2007)，中国研究量子力学开创者玻尔的专家，物理史学家。

在这过程中，我自己也逐步成长和成熟起来，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教授。除了开设工科几个专业的物理课外，也开设了物理专业的原子物理、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后来又开了研究生的高等量子力学，量子场论，并指导量子物理学史课程。

政治：经历运动跌宕起伏

1953年石油学院刚成立时，老教师不多，党员教师也少，我是物理教研室唯一的党员，所以我一到石油学院，就作为党员干部，受到重用，行政上先负责物理教研室，后来又一直负责学校所有基础课，担任基础课的副主任、主任。党内担任基础课的总支委员，总支副书记，还是北京石油学院的第一届党委委员，在党内享受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的政治待遇，参加党的常委扩大会，看相应的中央文件和听取有关传达。例如，反右时就听过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还听过毛主席《事情正在起变化》文件的传达。

从1953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23年，我作为一个高校中层党员干部，经历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开始总是思想右倾，跟不上，认为是自己思想没改造好，要积极改造跟上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我参加整过人，自己也挨整。

例如，在肃反运动中，我参与整冯世瑄55教授。一次，我跟党委书记贾皥，一起去北京市高教党委找宋硕汇报，申请去抄冯世瑄教授的家，后来又参加公安局，去抄了他在西四的家和在石油大院的宿舍，而最后查明完全是搞错了。

55冯世瑄(1920~2010)，1951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学位，回国任山东工学院副教授，1953年调北京石油学院，任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

我自己挨整最重要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反右后期，被打为严重右倾（差点被划为右派），取消作为第二届党委候选人资格，在党支部会上被批判多次，受留党查看一年处分。

第二次是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揪出为“57年漏网大右派”，党委“贾、骆、黄右派反党集团重要成员”。在教研室批斗，在全校大会上被陪斗，并关入劳改队劳改。

最严重的是第三次，学校己迁校山东，由山东的军工宣队领导，搞什么“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在严重的逼供信下，我被人诬陷为5.16反革命份子，说我整周总理的黑材料，对我施行严酷的逼供信，我迄今患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就是当年的后遗症。后来又逼我交代怎么反林彪，整林彪的黑材料。正在批斗高潮中，传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闹剧不能不收场，不了了之，可是还继续关了我几个月直到年底，至今没有给我平反！给我的身心和家庭带来惨痛的伤害。在文革中，还三次抄了我的家！

还要补充一件事：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我参加去京郊农村支援秋收，那时农民正在饿肚孒，没有粮食吃，我们下去和农民一起吃了两周榆树叶（用水煮榆树叶）。这在我生平中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吃了两周榆树叶，农民吃了多久，我就不知道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遭受多大的劫难啊！令人痛心疾首啊！

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历史证明，绝大多数都是瞎折腾，我们的青春，我们人生最美好的肘光，人生理想就这样折腾过去了。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我工作的最后二十年终于开始了新的征程。

从77级恢复招生，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正常安稳的教学环境和秩序，教师们以饱满的热情，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更大的发展，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了。

石油学院己经建成了两个中国石油大学，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青岛，正继续欣欣向荣的发展，大家有目共赌，我不多讲了。

老年：思考不停歇

比较称心并奋力工作最后二十年后，1994年，我退休了，然后又返聘了两年，到1996年，我68岁才完全退下来。

回顾我的一生，并没有实现幼年时要想当物理学家的理想。我现在认识到，要成就一个物理学家，特别是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第一是要有非凡的天才，对物理学要有痴迷的兴趣和好奇心，第二是要坚毅刻苦的努力，下够苦功夫，第三是良好的机遇。这三条我一条都不具备，做不成是自然合乎情理的，但我一生享受着对物理的浓厚兴趣，至今不变，余愿足矣！

我一生的定位，就是一个大学的物理教师，对我工作一辈子的石油学院的物理课，做出了贡献，我从未懈怠，我努力了。

从幼年在空幼开始，受空幼同学周瑞谦的影响，我逐渐喜欢独立思考，思考各种问题，包括宇宙之奇妙和人生的意义。后来又受林钊和当时反蒋学生运动的影响，思考政治问题，越来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倾向向往共产主义，后来决定设法脱离空幼，投考清华大学。

到清华后，我思想逐渐进步，特别是解放后，亲眼目睹，对党的怀疑一扫而空。我的入党介绍人，给我谈要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我逐渐不再独立思考了，我右倾，跟不上，完全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下决心，要彻底改造自己，永远跟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我这种落后情况，一直到结束也没改变......我的次子去美国留学，临行前，我交待他，到美国后，每天要看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后来我去美国探亲，还引用列宁的论述和一些留学生辩论。

一直到二十世纪末，新世纪之交，在一些党内前辈老干部的著作的启蒙下，我才重新受到启蒙，开始猛省。什么是启蒙？康德说，启蒙就是从迷信中解放出来，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过去是别人怎么教育我，现在要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有自己的头脑，我要用自己的头脑自己思考。

二十多年来，我每天反思，看了许多书和文章，梳理我一生的亲生经历，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我曾经三次在家失声痛哭，老伴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终于自己解放了自己，回归了我自己，认识清楚一些问题，我有所觉悟了。

我退休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每天都在思考。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是，关心国家大事，我从小就关心国家大事，现在老了，我无能为力，但我更关心国家大事，我热爱我的祖国，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我的国家，实现美好的未来。

第二个方面，就是思考宇宙的奥秘，这是我一生未解之秘，我有很大的兴趣，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不会有什么成果，解决问题得靠科学的发展，靠科学家。但我有兴趣，我要想。我喜欢看科普书，很高兴，我的一些想法，有的科学家也有。最近我在想，宇宙问题，什么最根本的，想来想去，最根本的应当是规律，宇宙万物，千头万绪，从简单到最简单，从复杂到最复杂，都是遵循既定的规律在运动变化，这么庞杂细致的规律系统，是怎么制定的？是由谁制定的？规律系统只有一套，还是有多套？规律是否也是从简单到复杂进化来的，当生命还未出现时，生命的规律在哪里？它是否已包括在已有的规律之中，等等，怎么也想不完啊！

第三个方面，就是思考人生。这个问题没有时间说了，不说了。

思考充实了我的退休生活，看看书，上上网，动动脑筋，这日子很好过。我每个月都要去一次书店，我最喜欢去的是位于蓝旗营的“万圣书园”，在那里翻翻看看，见有兴趣的就买几本回来，有的认真看，有的就翻翻，看看片段。

我九十岁了，我还没有活够，上帝能否保佑我，让我活过100岁？让我能再多想想，多看看。废话太多了，耽误了大家许多时间，很抱歉，谢谢大家！谢谢在座的同学们！

超卓后记：

这长文一万六千多字，我校对了多遍，自己学习，贴出来分享。文字有它自己的知音，期望你到此能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