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我的书介——《现代大学管理制度比较及变革研究》（TClizzy）

已有 1252 次阅读 2023-3-19 00:37 |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我的书介——《现代大学管理制度比较及变革研究》

出自一位大学校长的名言——“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

早在20世纪初期，欧美学者已经对现代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进行了较深入的细致研究，其中具有权威意义的学术成果要属1930年由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出版的《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该书被公认为是创立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此外，有两本探究“大学理念”名著，一本是美国教育史学家和高等教育专家约翰.S.布鲁贝克所著《高等教育哲学》，另一本由英国牛津大学主教、学者纽曼所著的《大学理想》，此两部书，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维度、原则体系的构建影响深远。“大学理念”由近代中国大学缔造者和众多的热心办大学的先进知识分子移植进我国的，近代中国学术界对“大学理念”和“学术”的研究已然有相当规模。

这本专著有志于持续“大学本体论”和现代大学制度研究，若不具备丰富的近代大学制度沿革知识，设想探究一个成熟的“大学理念”知识体系，无异于空中建阁楼一样流于粗制滥造，数据论断有不可靠之嫌，甚至于严重背离科学精神。总而言之，将“大学制度”和“学术管理”等核心主题加以独立化、细节化的科学探究确为应时之举。从大学的内源式和外源式发展论的分类视角，主要是近代西方大学沿革，甚至整个近代大学史形成了“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之值得回溯的经验源地。因此，从事“大学本体论”和学术制度的任何形式的理论研究，“回到近代大学史”成为不能回避的和不会过时的有效路径。

本书研究框架上分为上篇和下篇两个部分，上篇——西方大学管理制度模式研究（“回到近代”），下篇——中外比较及变革研究。

从西方大学学术制度的结构分析来看，大学组织的自治权和其开放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传统大学与现代大学分垒的基准。传统大学普遍表现为拥有较大自治权的一类封闭组织，如行会自治和法理自治；现代大学表现为尤其在管理机制上增加了灵活性和多样性的开放组织，如联邦分权、联合授权等，但此类院校的管理自主权在不同程度上被削弱了。然而，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作为大学组织机构，大都以大学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尊重作为传承知识特征的源泉，它是学术共同体之根。

本著为大学制度研究选择了四个维度：精英高等教育、大众高等教育、封闭的系统和开放的系统。模式分析图示中加入几种类型的高等学府的话，就容易看懂了：如精英和封闭系统框内加入中世纪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靠近封闭方位）、柏林大学（靠近精英方位）；在精英和开放的系统框内加入美国长春滕大学联盟（靠近精英方位）、伦敦大学（靠近开放方位）；在大众和封闭的系统框内加入密西根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在大众和开放的系统框内加入美国的社区学院和我国的高职院校（市场导向的大众高等教育）等。

本著构思出大学制度模式分析图示构成四个区域和八个区位，分别为封闭的精英教育、半封闭的精英教育、半开放的精英教育、开放的精英教育、半封闭的大众教育、半开放的大众教育、开放的大众教育即市场导向的大众教育。本著按研究需要仅取“精英高等教育区域”的四类学术制度模式为分析对象（如市场导向的大众高等教育中学术自主度影响最弱，故排除在外），它们是行会自治、法理自治、联邦分权、联合授权。

本书为了有效解析学术制度的基本生成条件，参考西方社会学术专业化过程，及所反映出其独特的文化与技术整合功能，将其作为赋权指标，进而从自组织演进角度，对四类学术制度模式的权力结构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抽象出学术制度的若干基本的生成要素：即作为专业自律机制的学术职业、作为专业适应机制的传统主义倾向、作为专业驱动机制的优先政策的博弈、作为专业整合机制的学术专业化。以此为基点，笔者试图进一步对培育学术制度特性、生长及发展的基本条件进行解析，以期对我国新时期重构大学管理制度有所裨益。

本著的第四章中国近代大学管理制度的变革研究：作者依循制度变革与大学观念转型两条思路，从晚清政府自上而下颁布教育法令、兴学诏书着手，侧重分析京师大学堂及各类西式学堂引进西方新兴科学、实施分科教学及西式教育行政管理等变革过程，继而概括出近代大学的时代特征，分辛亥革命前后两个阶段，尤其指后一个阶段，其教育目标、人才培养、课程设置、选科制及学分制等方面的变革均表现出显著的反封建精神，进而，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我国早期大学缔造者基于理性原则基础，有效推动一批我国近代研究大学走上严格从事学术研究及高级专门教育的现代大学之路。此类近现代大学的崛起和发展，标志着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以及中国早期大学缔造者们充分发挥首创精神，基于和超越“移植”，卓有成效的进行了大学变革及制度建设。

在这一章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同时代人学术观进行探究和评论，旨在揭示中国近代大学观念转型的过程、影响及成就。此类评论围绕着理性哲学、学术命题、中学与西学之辩、学术独立等引发广泛争论的问题，概括出近代新学术观的范畴体系，包括新教育宗旨、新教师观、新学生观、以中西兼学为核心的新知识观、新校园文化观。由此可见，学术独立和振兴学术的理念为我国近现代大学循着国际标准的轨道、向着世界一流学府目标急起直追奠定知识基础及大学精神的基础。

本著的第五章至第九章，侧重于现代大学教学、研究生教育、科研精进，以及创新大学的探索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变革进行有效研究。

现代高等教育至少在三个方面不同于古代高等教育：即“博学”不再是唯一的教育目标，现代社会向高等教育提出培养各方面专家的迫切需求，推动现代大学走上了规模化和结构化的发展阶段，表现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三个特征：即从事科研事业、从事研究生教育，及发展高级专业教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价值在于为社会输送大批高级专业人才，其中的精英人物都是长时间持续进行“宽阔的知识学习”的基础上，接受严格的高级专业训练而成为社会各领域的独挡一面的骨干力量。进而，优质的研究生教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促进科技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同时为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精进和理论研究提供所依赖的人力资源基础。

此外，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之于构建大学现代性的意义——在于其承上启下的功能，研究生教育既为院校从事科研提供支撑性构架，又营造出一个基于最高教育层次上的从事专业训练的多元化系统，此类多层次、多类型、多目标的高级专业系统成为构建专业化社会和学历社会的主要阶梯和途径。

笔者认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途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同样集中反映了本著的代表性观点：以概念界定、质量标准和质量评价探究为开端，依据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分析，将多方面影响因素作出两类划分：一是外部因素，包括立法、政策、财政、公共舆论、学生及家长期望等；二是内部因素，包括影响教师、学生、课程、资源分配的质量评价和管理过程等复杂多样的因素。笔者以分析“关键的少数”理论为指导，概括提出提高质量的四条途径：政策立法与财政诱导、订立大学章程、关键指标的分类、分类标准及关键制度要素的解析。本章内容重点在于探讨政策法令、高校规划、订立大学章程及质量评价的多元标准对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积极意义，所以，对理解和深化质量意识及促进大学教学功能的充分发挥均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