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刊于武汉《知音传媒》2008年3期：但不同于这里的原文详细

    近年来，伴随我国媒介社会影响力的日益强大，媒介批评也越来越多。这是好事。不过，也有一些媒介批评虽然动机良好，但因为视野的狭隘则难免立论偏颇。由网络而走红的张柠先生的批评文章《知音体与低端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原刊《新京报》2007年9月13日与张柠博客 ）[①]正存在如是缺陷。

张柠先生《知音体与低端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对通过地处武汉《知音》期刊的标题，对《知音》期刊的编辑个性予以了强烈的质疑直至于否定。张文的核心意思，一是以为《知音》期刊瞄准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群，哗众取宠，内容浅薄：

网络上对“知音体”的批评，以一种当代年轻人的风格和话语方式出现，带有戏谑和调侃色彩，比如将《红楼梦》改为“知音体”标题：《包办婚姻，一场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将《卖火柴的小女孩》改为“知音体”标题：《残忍啊，美丽姑娘竟然被火柴烧死的惊天血案》。……为什么一用“知音体”命名，就会产生强烈的瓦解意义的效果呢？这说明“知音体”是具有很强“瓦解性”的。

近20年来，国内出现了一大批发行量惊人、专门针对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群的杂志，比如《知音》、《家庭》、《少女》、《人之初》、《打工妹》等。这类杂志的读者群，以中小城镇的中年女性为主，她们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信息来源都比较匮乏。她们将这类读物既当作“新闻”的来源，又当作“文学作品”（故事会）来阅读，更当作孤独中没有知音的“知音”来看待，类似于购买了一盒文化“黄金搭档”。

张柠先生的批评，二是以为《知音》期刊缺乏社会责任感，以不那么真实的故事煽情赚取受众的眼泪并进而收获钞票：

学术界对这类杂志既没有关注，也没有批评，任由它们在市场上横冲直撞。因为它们既不是文学杂志，超出了文学批评视野；也不是新闻杂志，超出了媒介批评视野。它们仅仅是一个“读物”。我们没有一个“读物”专业，因此，这类杂志一直成为研究的薄弱环节。对具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的杂志缺乏有效的批评，是批评界的失误。直到年轻的网民们用他们奇特的方式发言，才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以《知音》为代表的这一类杂志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它将新闻性和故事性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打了一个新闻和文学的擦边球，当你以新闻的客观性要求它的时候，它会说是文学；当你以文学性要求它的时候，它会用新闻的客观性来应对。最典型的是一种类似于“口述史”的爱情悲欢离合故事（不但有作者，还有老照片）。用一种带有抒情的语调来混淆新闻性和故事性的边界，其结果导致读者将虚构故事当成真实故事，将真实的故事当成虚构的。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各种欲望故事、人间悲剧、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商品。

其次，它将“意义”生产（比如，道德训诫、谴责当代“陈世美”、富人堕落案、穷人暴富故事）与“商品生产”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打了一个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擦边球。当你说它只顾盈利时，它会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某个故事救活了某位绝望的下岗女工，等等。当你以为它在搞精神文明建设时，你会发现它们发行量越来越大，敛财能力越来越强。混淆“意义”生产和商品生产的界线，越来越强化了这类杂志对低端文化消费者的诱惑力和控制力，既是精神控制，也是经济控制。

这一类杂志，是如何通过一种奇特的叙事风格，有效控制了以中小城镇中年妇女为主的读者群的？比如标题，“人们啊！花季少女为何就着样沉沦？”以呼吁开头，唤起注意力，以设问结尾，提醒你思考，还不容易有了注意力和已经开始思考的女性读者，突然遇到了知音。比如叙事风格，介于客观叙事和肉麻抒情之间，夹叙夹议，大起大落，情节跌宕，用客观语调讲离奇故事，用离奇语调讲客观故事；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循循善诱，有控诉、有劝说；“软硬兼施”的叙事兼顾恐吓和诱导，语体风格兼顾“二胡”和“京韵大鼓”格调；“拍案惊奇”的开头，最终都有光明的尾巴。这种带有农业文明趣味的叙事，塑造了大批消费者。生活平淡无奇、毫无起落的中小城镇的女性，靠阅读别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度日。这种情况很像18世纪初期欧洲的大众文化生产，专门盯着一批有闲的女性读者，利用“城乡空间差”，“信息时间差”敛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吃智商差”的办刊思维很快就会寿终正寝。

张柠先生的《知音体与低端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注意到了市场化生存对我国纸媒的重要影响，对近年我国传媒出现的庸俗化编辑倾向进行了否定。不过，张柠先生对《知音》期刊的这种否定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内在缺陷。

首先，张文对《知音》期刊所传播的信息性质存在误解。《知音》杂志刊发的是讲求“人情美”、“人性美”的近期新闻事实。与新闻时政、财经等经国兴邦的硬新闻相比，《知音》杂志刊发的内容基本在软新闻信息范围，其根显然仍在“新闻”领域。这并无含糊之处，不存在“打了一个新闻和文学的擦边球”问题。按照新闻报道的内在规律，如果《知音》杂志所刊发的新闻报道存在新闻失实现象，那么则属于我们必须否定、处理的严重违背行规的行为。这没有疑问。

其次，张文存在要求我国所有新闻类纸媒一个模板化并以之区分期刊高下的趋向。实际上，中国有13亿人口，人们的政治信念、经济状况、受教育水平、文化习惯千差万别，媒介寻求也差异极大，所以我们不应该要求我国的媒介千刊一面，只有一个模式。中国的广大读者需要报纸中的《人民日报》、《南方周末》这样的以硬新闻为主的主流大报，也需要《北京晚报》、《南方都市报》、《楚天都市报》这样的以服务性信息为主的小报；期刊需要《求是》、《瞭望》、《财经》这样的以安邦济世为主的大刊，也需要以《知音》、《家庭》、《瑞丽》这样的以软信息为主的小刊。无论大报、小报，大刊、小刊，都为人民服务，俱为不同的受众群体所需要，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故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再次，张文对《知音》期刊的要求用错了标准。既然《知音》杂志以刊发饱含着浓郁的情感成分的新闻信息为媒体的主要任务，那么该刊在情感表达的驱使下，只要真实、准确乃至创造性地使用具有明显“知音”特色的长标题就无可厚非。因此，“知音体标题”的关键不在《知音》杂志的标题是否有情，而是情感的表达是否正确，是否美好，是否与内容水乳交融，是否合乎目标受众的接受“图式”。所谓“煽情”之“煽”的指责能否成立，要害之处仅仅在于《知音》杂志的标题是否做到的前述抒情的四个“是否”原则。就张文而论，其对《知音》杂志标题的否定显然存在标准适用不当的缺陷。

至于张柠先生对《知音》期刊敛财的职责也是不能成立的。《知音》期刊不是党的机关刊《求是》，国家对之没有党政机关订阅任务的发行支持，而必须通过市场打拼来获取自身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张文的批评倒是一次提醒，那就是我国的报刊，既然深蒙国家行业垄断权的保护，那么无论什么类型，都应该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那么，张柠先生的《知音体与低端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为什么会由良好的动机出发而推演出错误的结论呢？究其根本，是视野所限。什么视野呢？对媒介熟悉的视野。说话说得好，熟能生巧。然而，就张柠先生的文字论，作者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张文以为我国教育体系没有“读物”专业的看法并不妥当。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包括期刊在内的媒体，其中的新闻实务、出版实务专业方向专门研究、传授媒体采编工作的原理、方法。我国的《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新闻战线》等专业期刊专门探讨包括期刊标题在内的编写问题，故“对具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的杂志缺乏有效的批评，是批评界的失误”一类判断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我国不是没有相关的研究、批评，缺乏的可能是这种研究、批评数量较少，跟进拖后，质量还不够强。因此，张柠先生的判断是建立在张氏自己缺乏媒体实践经验与并不了解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情况之上的。其断难以摆脱草率、任性之嫌。张柠先生看法之所以会和实际情况不符，恐怕与批评者对媒体的隔膜是息息相关的。

另外，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无论其文化水平或高或低，媒体都应该积极服务，用先进的文化占领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文化阵地，而决不能放任自流，不能孤芳自赏，不能鄙视蓝领阶层，更不能将工农视为知识精英予以精神救赎的对象。这也是张柠先生文章所存在的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不良倾向。至于网民对《知音》标题的戏谑，不过是后现代文化的一种表现，我们也应该正确认识，恰当处置，而不是不辨南北地一味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