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尹、冯园、王颖和费小冬（Chen, Feng, Wang & Fei, 2022）最近在“Grounded Theory Review”发表了一篇题为“Becoming independent: the life-changing experiences of GT researchers in China”的英文文章。这是英文世界里第一篇介绍扎根理论在中国的应用现状的英文文章，涉及到在过去十几年里我们的一些研究、讨论及观察。这篇文章的四位作者都尝试在硕博阶段运用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进行各自的研究，这也是我们作为这篇文章的共同作者之先决条件。我们合作的另一重要基础是，在各自的研究经历中，我们都学会面对各种不同程度、和扎根理论相关的“压力测试”，从而成为真正独立的研究者。在我们受到的方法训练中，扎根理论就是扎根理论，是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 1967）提出、格拉泽之后陆续做出解释的这一研究方法论。为什么所谓其它版本的“扎根理论”不是扎根理论，参考之前的讨论。

在我们观察到的现状以及和同事的日常交流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深思：

1.）为什么迄今为止，在中文世界里还没有一篇真正采用斯特劳斯/科宾（1990）或查美斯（2006）的研究方式完成的研究，尽管“三级编码”满天飞/都在赶“建构主义”这一时髦？（参考针对：王富伟、张森、谢珊、马金鹤、沈培，2022一文的评论 ）谭富强（2022/11/04）最近分享了他的观点，“他们所追求仅仅是一个扎根理论的‘皮肤’以及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这样会让他们的文章看起来更加前沿和新颖”。

2.）一些国人看到洋人/英文/书和顶刊里的内容唯唯诺诺，满脑子的发文章/出书/评职称/顶刊/影响因子等。面对洋人/英文内容中的各种乱象（包括，投机取巧/张冠李戴/望文生义），为什么一些国人（譬如最近评论的，何木叶、刘电芝，2022）在附和这些洋人/英文/书和顶刊里的内容，而没有批判性阅读方法文献，甚至还把这些乱象当作他们随意/毫无学术敬畏地使用这个方法论的借口？ 某要求匿名的学生（2022/11/18）提到，“……所以我觉得不规范或不正确不止是在方法上，内容上胡说八道的人也大有人在。和导师同学交流，他们的说法是前人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反正能毕业能发表就行”。

3.）我们还发现，在中英文世界里有不少人根本没有读熟、读透源头上的方法文献，有的甚至根本没读过，当然也没有按照这个方法论尝试真正做过扎根理论研究。

4.）有关Chen, Feng, Wang & Fei （2022）一文里指出的这些英文材料里的错误，为什么之前在中英文世界里都没有人指出来？

5.）Chen, Feng, Wang & Fei （2022）一文里提到了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譬如：吴肃然、李名荟（2020）；贾旭东、衡量（2016；2020）；陈向明、王富伟 （2020）。不久前发现的另一起，几乎是一字不差地把网上整篇英文材料直接“转”成中文，甚至还故意把部分英文材料的出处“掐掉”，变成他们自己写的（参考：讨论记录）。被“掐掉”的英文材料的出处正是我们的一位同事，Kara，所在的研究机构。

在这些年的扎根理论研究历程中，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些理念相近、志同道合、甚至有同样生活态度和方式的同事，互相影响着彼此。这些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同事，有的在学术界，有的不在，都对这个方法论持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并且勇于捍卫这一方法论的立场。我们的立场之所以如此坚定的原因是，借用提出所谓其它版本“扎根理论”的科宾（Corbin）的原话，“Throughout the years, what was initially grounded theory has evolved into many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building theory grounded in data.”（Corbin & Strauss, 2008, p.viii）换句话说，后来的这些扎根于材料的理论构建方式未必都是最初的扎根理论。石梓昕（传播学）（2022/12/09）和我们分享了她接触“后来的这些扎根于材料的理论构建方式”后的看法，“我实际上先接触的是‘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也曾了解过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相关内容 ，然而我发现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更像是一个分析资料的浅显的办法，上限极低，所谓的理论构建更多的是以一种看起来学术的办法去为自己想好的框架做出合理解释。很多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所构建出来的理论我甚至不用‘扎根理论’的办法我也知道，我觉得这些‘扎根理论’不合理，也不具有独特性，看着那些论文的时候我常在想，这不和现象学差不多的办法吗？这不就是新闻学里面的编码吗？然后才了解到了最原始的扎根理论。主要还是‘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太让我困惑了，常常让我感觉不出和其他的[方法]……的区别。而原始的扎根理论有一套非常扎实和严谨的[研究程序]，能让我真切的感觉到这是一个特殊的办法。” 石梓昕（传播学）的判断完全正确，因为查美斯已经把扎根理论当作人种志研究了，甚至还提出了“扎根理论人种志（grounded theory ethnography）”这一离谱的说法（Charmaz, 2006, p.22）。又是混合方法的那一套把戏！

让我们感到无比欣慰的是，在中国，一些同事开始觉醒了，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判断，并有能力鉴别中英文文献及高度警惕任何人（包括格拉泽本人）有关扎根理论的解释。通过深入了解这一方法论，一些同事还能够指出英文文献里的错误，而不是永远在消化别人咀嚼过的。张瑞（心理学）（2022/11/17）最近还指出了“劣币驱良币”的现象，“我感觉现在学术界似乎对于扎根理论，不懂的人居多，不懂，但是也不会去深究。我们最近在讨论目的性抽样和理论抽样的差别，发现里面的确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想写一些关于纠正或者澄清扎根理论的文章，怕会遇到阻碍，怕写了发不出来，因为，不懂的人太多了，错的人太多了，反而可能正确的，也就未必会引起大家的认同。” 石梓昕（传播学）（2022/11/18）也提到，“其实劣币驱良币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科研软件的错误推崇和宣传，我知道的一款中国的‘质性研究科研软件’就极其推崇三级编码，把这个作为了主要核心功能的一部分，帮助研究者‘更轻松’的进行编码和分类。以前也用过那个软件做一些研究，主要是真的很方便，做起研究很省时。后来真正的了解扎根理论之后才知道这个软件制作者本身就不懂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根’就是错误的，然而大量的初入门的却因为‘省时’‘方便’‘大家都在用’去使用它。真正做扎根理论还是要回归到‘胶水’和‘剪贴’[抱拳]”。

最后，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和保持清醒的是，坚持这个方法论的立场当然需要毅力和勇气，因为溯本清源本身就会得罪很多人（洋人和国人都有），并且肯定会引发一些人针对我们（包括格拉泽本人）的抹黑和污蔑。幸运的是，Chen, Feng, Wang & Fei（2022）一文的四位作者早已在各自的学术训练中接受了各种形式的锻炼，从而培养出独立的学术品质（这就是为什么这篇英文文章的标题为“Becoming independent”的原因）。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四位才有可能在一起合作。在格拉泽去世一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用这篇文章寄托哀思，感谢他给我们带来的深刻影响和改变，尤其是独立性这一方面。我们很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