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21日，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25周年庆祝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Richard Gumport教授和夫人非常希望能参加，虽然因Gumport教授生病住院而未能成行，但夫妇俩还是在当天清晨通过电子邮件致信顾孝诚，请她宣读他们的回忆和祝福：

 

“非常遗憾我们不能出席这次盛大的CUSBEA纪念活动。自从1984年我们第一次去中国面试CUSBEA学生以来，我们一直想了解你们每个人在事业和生活两方面的进步。总的看来，CUSBEA项目显然大获成功，但这样笼统的评价会掩盖你们每个人的贡献。在过去这些年里，常常有年轻的中国学者走近我们，问我们是否还记得他们。说实话，我们一般是记不得了，因为时光飞逝如电，我们面试了太多的学生。但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重新认识你们，了解你们的成就、你们的家庭和你们的种种冒险经历。给我们写信吧！”

 

日前，顾孝诚教授在北京大学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回顾了当年在地球的两端为CUSBEA项目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包括北京大学的叶宁女士和参加面试的几位美国教授和他们的夫人。顾孝诚说：“我想念并感谢他们。”

 

CUSBEA北京“首席执行官”

 

1981年3月24日，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吴瑞和助理教授戴碧瑾联名致信时任中国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提出设立CUSBEA项目、选拔优秀的中国本科毕业生赴美国接受博士训练的想法；同年4月至5月间，两人又联络50多所美国大学，询问它们是否愿意参加CUSBEA项目，40多所大学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1981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向严济慈介绍了吴瑞的初衷；1981年5月15日，教育部正式邀请吴瑞到北京商谈，7月1日，教育部将执行CUSBEA项目的责任委托给北京大学校长、生物化学家张龙翔教授，并决定该项目是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计划的一部分。

 

而这时，北京大学生物系副主任的顾孝诚教授对这一切一无所知。“1981年初夏的一天，骑着自行车的张龙翔校长在北大的校园里碰见我，跳下车来，兴奋地对我说，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请他做CUSBEA项目中方协调人，他正在寻找一位帮手，问我是否愿意。尽管我什么也不知道，但还是一口答应：‘好吧，跟你干。’我就是这样与CUSBEA产生的联系。”顾孝诚说。

 

种种的因缘际会，顾孝诚成为CUSBEA项目在北京的“首席执行官”。

 

这是国家的需要

 

当吴瑞在美国忙碌时，顾孝诚则在地球这一端忙碌。

 

“CUSBEA只是我的副业，为了这事我可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今天我也并不以此为荣，因为这是为国家做点事，我也不后悔，因为我觉得这是值得的。”顾孝诚说。

 

电报是20世纪80年代初信息传递的主要工具。每年3月28日前后，当美国大学决定录取某位CUSBEA学生时，就会通过电报通知张龙翔或顾孝诚。有时一位学生会被两个以上大学录取，但也有学生没有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为了保证每位学生都能被录取，CUSBEA委员会会对这种情况作适当调整，甚至启动第二轮申请和录取。

 

“那个时候北京大学还没有传真机，为了发个传真，我要跑到复兴路的电报大楼，而且中美有12小时的时差，我必须晚上过去，保证他们早晨上班收到传真。反正我从来没有耽误过任何一件事。好多年后北京大学才有了一台传真机。”顾孝诚说。

 

顾孝诚还要到北京机场接送面试的美国教授。美国教授的飞机都是晚上到，而且那时的国际航班没有不晚点的，只要我在，顾孝诚都去接送他们，也因此和这些教授成为终生朋友。

 

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任务呢？“因为我深知‘文化大革命’10年对高等教育的破坏有多大!我深知！那时候说了好多年的四化，可是‘文革’10年不但没有实现四化，而且还更加倒退了。那时候你只要是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你就愿意让你的下一代受到良好的教育。”顾孝诚说：“你问我为什么愿意接这个活儿，我觉得很简单，这是我们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北京大学就是应该做这件事。”

 

怀念叶宁

 

1983年，为CUSBEA而忙碌不已的顾孝诚需要一个帮手，她看中了在北京大学动物房做饲养员的叶宁，于是调她来帮忙。那一年叶宁24岁，她共参与了7届CUSBEA的工作。1992年，年仅31岁的叶宁因乳腺癌去世。

 

“我至今很想念她！”15年后的今天，顾孝诚含着眼泪、哽咽着谈起这个普通而又不普通的女孩：“她去世时只有31岁，那年我62岁，今年我都77岁了，我非常怀念她、尊重她。我愿意说这个项目有叶宁很大的贡献。当年，她和那些学生的年龄差不多，而她只有中学文凭，命运和他们迥异，她没日没夜地帮助这些学生填申请表、办护照、办签证，送他们出国，从来无怨无悔。”

 

叶宁是“文革”时候北大附中的高中毕业生。“她上中学时成绩很好，但她妈妈得了一种遗传病，她伺候妈妈好几年，学习给耽误了，没考上大学。”顾孝诚说：“她是在妈妈去世后顶替她妈妈的职位来北大的，那时我正好缺一个帮手，就把她找来帮忙。她就这样一直跟着我。刚开始时她真的什么也不懂，可她聪明，又非常勤奋好学，到后来，好多事情都是她一个人办了，她一个人能应付与近百所美国大学的联络，她甚至还可以独自去广州帮那些学生填表。她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可爱的一个秘书。”

 

直至去世，叶宁的名分仍然只是工人。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北京市出台了一个政策，允许她这类人参加补考，考试合格者在获得国家承认的文凭后，就可以有资格申请从工人提干。这种考试连续进行了3年，但每次的考试时间正好是CUSBEA大忙的时候，她因此从来没有要求请假参加考试。

 

叶宁生病时顾孝诚曾经特别对她说：“我真后悔，没让你好好考试。”叶宁说：“我不后悔。”顾孝诚说：“我觉得叶宁一辈子对公对私都无愧于世界。最可贵的是，她一辈子勇敢，生病以后还跟着我干，直到最后实在干不动了才停下来。”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命运

 

CUSBEA创办之时，中美刚结束了30多年的隔离，彼此间还十分不了解，GRE和TOFEL考试尚未在中国展开。为了顺利打开美国大学接收优秀中国学生的大门，吴瑞在与中国教育部的协商中坚持按美国大学的标准考试：第一，由美国大学出考题，学生用英语答题；第二，由美国大学的教授对考试合格的学生进行面试。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Manfred Karnovsky教授和夫人参加了首届CUSBEA学生的面试。Karnovsky夫人是心理学者。Karnovsky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他资历深，经验丰富，曾做过哈佛医学院的生化系主任、哈佛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人也很好。他在这些面试的教授里面好像是个头儿一样，实际上他是帮着吴瑞做，把这个事情做下来了。”

 

但当初吴瑞并不认识Karnovsky，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呢？顾孝诚说，吴瑞要做CUSBEA，就要在美国的华人中找线索，商量哪个美国人可以帮忙做这件事。于是，他找到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林继俭。林继俭的父亲林存规教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林继俭当年在北大也是学法律的，20世纪50年代初到美国哈佛医学院改学生物学，他的老师就是Karnovsky。Karnovsky很喜欢林继俭，极力推荐他留在哈佛医学院工作，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很不容易的事。

 

从1981年到1986年，Karnovsky夫妇参与了3届CUSBEA学生的面试。1998年，80岁高龄的Karnovsky因脑癌逝世。哈佛医学院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资助优秀国际学生到哈佛念书，当时大家猜测，其中肯定会有名额是给中国学生的，果然如此。哈佛发现中国学生的质量很好，后来CUSBEA学者之一、哈佛医学院教授施杨每年都来中国面试学生。

 

今年，哈佛医学院为纪念林继俭去世一周年举行追思会，Karnovsky夫人将追思会的材料寄给了顾孝诚，她在信中写道：“CUSBEA这个项目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这个项目不但改变了这些学生的一生，也改变了我们这些参与人的生活和命运。”

 

情系康奈尔

 

CUSBEA确实改变了顾孝诚的生活，她和许多CUSBEA的学生和教授成为终生的朋友。

 

顾孝诚的父亲顾振早年考取“庚子赔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他在康奈尔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系学士学位后，又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回国参与铁路建设，曾做过京奉铁路的局长、天津开滦矿务总局的中方总经理等职。但是，顾孝诚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她对父亲的过去知之甚少。

 

1985年，顾孝诚访问康奈尔大学，接待人之一是面试第一批CUSBEA学生的康奈尔大学教授Keith Moffat。Moffat因CUSBEA项目而结识顾孝诚，并得知她父亲曾留学康奈尔大学。这一次，他为老朋友顾孝诚送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他到康大的校友档案馆，将顾振当年在康奈尔大学辩论会上获第一名的照片和文章找了出来。

 

在康奈尔与CUSBEA项目之间还有一段佳话。

 

1984年，CUSBEA项目加入了英语考试，英语试卷是由中国科学院研究院生的李佩教授出题的。李佩1947年赴康奈尔大学留学，她的丈夫、中国两弹元勋郭永怀则是1946年到康奈尔大学任教，是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创始人之一，两人带着女儿于1956年回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2007年7月，当李佩在家中读到《科学时报》上关于CUSBEA项目25周年庆祝会的消息时，她立即打电话索取顾孝诚的电话。因为李佩的父亲留学回国后也曾在天津开滦矿务总局工作，和顾振是好朋友，两家当年在天津时就认识。李佩和顾孝诚这两位老人在电话上谈了很久。

 

中国人民真好 中国学生真好

 

采访快结束时，顾孝诚说：“如果想写可纪念的人，我还愿意给你们讲一个人：美国印地安那州立大学医学院的David W. Allmann教授，他和太太真了不起，他们参加了4届CUSBEA学生的面试，这个项目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从此爱上了中国人。”

 

“每当Allmann知道CUSBEA的某位学生要到印地安那州立大学留学后，他和太太就会与这位学生联系好，自己掏钱先把学生宿舍的房子租下来，将厨房里的炊具、油盐酱醋都买好，然后开车到机场将学生接回来，看他做出第一顿饭吃下去，知道这学生不会饿肚子了才离开。Allmann教授说中国学生刚到美国时上课听不懂英语，Allmann太太就亲自免费给学生们补习英语，直到他们能听懂为止。”

 

“Allmann夫妇后来多次来中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来中国多少次都记不清了，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喜欢来中国？他说：‘我觉得中国人民真好，中国学生真好！’”2007年，Allmann因肺癌去世，去世前他告诉顾孝诚，有一位CUSBEA学者已经在印地安那州立大学医学院做系主任了。2006年，印地安那州立大学校长率团来北京大学访问，顾孝诚正好要到美国探望女儿，临行前，她叮嘱负责接待工作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顾红雅说：“你一定要向校长说说，Allmann教授有多好，对中国人民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顾孝诚说：“我总是尽力，凡是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年轻学者、对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有过贡献的人，我都感谢并纪念他们，我还想方设法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特别是那些作过贡献而却始终默默无闻、无缘出名、更谈不上受奖的同事们。”